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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波科尔斯基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
“怎么跟您说呢？诗意和真实——这就是他吸引大家的地方。他头脑清醒，智慧过人，但又像孩子那样可爱和有趣，直到如今我耳朵边还萦绕着他那爽朗的笑声，同时他又
像子夜里的长明灯
在善的神殿前燃烧
我们小组里一位疯疯癫癫而又相当可爱的诗人这样形容他。“
“他口才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
“他心情好的时候也能说一通，但口才并不出众。罗亭的口才当时就比他强二十倍。”
列日涅夫停下来，交错着双手。
“波科尔斯基和罗亭不一样。罗亭更有光彩，更善于辞令，也许还有更多的热情。他表面上比波科尔斯基更有才华，实际上比波科尔斯基大为逊色。罗亭可以把任何一个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争论起来可以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可是他的种种思想并非出自他的脑袋，而是从别人那儿，尤其是从波科尔斯基那儿批发过来的。波科尔斯基看上去很文静，很温柔，甚至很软弱——他迷恋女色，喜欢喝酒，受不得半点窝囊气。罗亭看上去浑身是火，充满了勇气和活力，可是内心冷若冰霜．自尊心受了伤害也可以忍气吞声。他千方百计要博得别人的好感，不过他这样做，是为了普遍的原则和思想，也确实有许多人深受他的影响。老实说，谁也不喜欢他；也许只有我才对他抱有好感。大家感到他是一种累赘……而对波科尔斯基，大家是真心诚意地佩服他。罗亭碰到任何人都要发一通议论，争论一番……他看的书不算太多，但是往往超过波科尔斯基，也超过我们每一个人；他思路清晰，记忆力强，而这也的确能吸引青年人。青年人最需要推理和结论，哪怕是错误的，只要有结论就行！其正的老实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假如您对青年们说，您无法告诉他们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您自己还没有充分掌握……那么青年人连听都不想听您的了。但是您不会去欺骗他们。您必须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至少是半个真理……正因为如此，罗亭才对我们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您看我刚才不是已经告诉过您，罗亭读的书不多，但是读的都是些哲学著作，而他大脑的结构又使他能够善于从读过的书中概括出带普遍性的东西，抓住事情的本质，然后沿着这条线索充分发挥，展示种种精神的前景。我们那个小组，老实说，是由一些孩子，一知半解的孩子组成的。哲学啦，艺术啦，科学啦，现实生活啦——对我们来说仅仅是空话而已，甚至只是一堆概念，一堆美好而诱人、但又互不连贯、零碎孤立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的普遍联系，世界的普遍规律，我们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感受到，尽管我们也曾经稀里糊涂地讨论过，也想搞清楚……听罗亭一讲，我们似乎第一次感到我们终于抓住了这种普遍的联系，我们终于茅塞顿开！即使他说的不是他自己的思想——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原有的种种知识理出了头绪，所有分散的、互不联贯的东西突然都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体，像一幢高楼大厦那样耸立在我们面前，显得那么辉煌灿烂，生机勃勃……从此再也不存在什么缺乏意义、偶然性的东西了。一切都体现出合理的必然性和美，一切都获得了既明朗又神秘的涵义，生活中每一种孤立的现象都发出了和谐的声音，而我们自己，则充满了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情，一种甜蜜而由衷的激动，感到自己变成了永恒真理的活的容器，活的工具，担负着伟大的使命……这一切您不觉得可笑吗？”
“一点也不可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慢慢地说道。“为什么您这样认为呢？我不完全明白您的话，可是我不觉得可笑。”
“从那时以来，我们当然变得聪明了点儿，”列日涅夫继续说道，“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切都充满了孩子气……可我要重申一遍，当时在许多方面，我们从罗亭那儿受益匪浅。波科尔斯基无疑比他高明不知多少倍；波科尔斯基赋予我们大家的是火一般的热情和力量，可他有时候会变得消沉，很少说话。他这个人有点神经质，身体不太好，但是他一旦展开自己的翅膀——天哪！就可以飞到任何地方！一直飞上云霄！罗亭相貌堂堂，－表人材，可他身上却有许多不够光明正大的东西，他甚至会播弄是非，喜欢到处插手，发表议论，解释一番。他始终忙忙碌碌，永无停歇的时候……他天生就是块搞政治的料。夫人！我刚才谈的都是当初我所了解的情况。然而不幸的是，他没有变化。不过他的信仰也始终没有改变……他已经三十五岁了，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在这方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我吹嘘的。”
“您坐下。”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说。“您干吗像钟摆似的老在房间里晃来晃去？”
“我感到这样舒服些。”列日涅夫说。“让我接着说，夫人，加入了波科尔斯基小组以后，我对您说，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再冒冒失失了，我开始虚心求教，钻研学问，心情也愉快了，充满了崇敬的感情——总之，我仿佛进入了一座神殿。真的，我一想到我们那些聚会，就会勾起我许多美好的甚至是动人的回忆。请您想像一下，五六个年轻人围着仅有的一支蜡烛，喝的是劣等茶，啃的是不知隔了多少天的面包干；您只要看看我们大家的脸，听听我们的议论！每个人的眼睛闪闪发亮，脸颊通红，心在怦怦直跳，我们谈论上帝，谈论真理，谈论人类的未来，谈论诗歌——有时候我们胡说八道，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过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波科尔斯基盘腿坐在那儿，一只手托着苍白的脸颊，而那双眼睛多么的炯炯有神。罗亭站在房间中央高谈阔论，他口若悬河，完全像年轻的狄摩西尼①当年面对汹涌的大海在演说。头发蓬乱的诗人苏鲍金不时发出梦呓般的赞叹；四十岁的大学生席勒，一位德国牧师的儿子，他一向沉默寡言，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开口，因此被我们称为深刻的思想家，这时候席勒似乎更加严肃地三缄其口。就连平时喜欢说笑话的希托夫，我们聚会上的阿里斯多芬②，这时候也安静下来，脸上露出笑容；两三位新成员听得津津有味……长夜就像长了翅膀似的，悄悄的，不知不觉地逝去。天渐渐亮了，我们这才分手，大家都很激动快活，心胸坦荡，头脑清醒（我们当时根本无酒可喝），内心有一种舒服的疲倦感……只记得走在空荡荡的街上，你也浑身舒服，甚至仰望星星的时候，它们也会勾起你的信任感，似乎它们变得更亲近了，更容易理解了……唉！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我不相信那段时间是白白浪费的，是的，没有浪费，即使对于那些后来被生活改变成俗不可耐的人来说，那段时间也没有白白浪费……我曾经多次遇到过这些人，以前的老同学！看上去他好像成了野兽，可是只要你对他提起波科尔斯基的名字，他身上保留着的那些高尚感情就会立即活跃起来，好比你在一个黑暗肮脏的房间里打开了一瓶被人遗忘的香水……”
① 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前322），希腊政治家，以善于辞令而著称。
② 阿里斯多芬（公元前446？…前385），古希腊喜剧家。
列日涅夫不再说话，他那苍白的脸变得通红。
“那究竟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您跟罗亭吵翻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困惑不解地望着列日涅夫。
“我们没有吵架；只是到了国外，我对他有了彻底了解之后，我们便分手了。不过，早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本来是可以跟他大吵一场的。当时他就跟我耍了一个恶劣的花招。”
“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怎么跟您说呢？……这件事跟我这副模样似乎不太相称……可当初我特别容易坠入情网。”
“您？”
“是的。这很奇怪，是吗？不过事情确实如此……是的，夫人，当时我爱上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姑娘……您为什么这样看我？我还可以告诉您比这更奇怪的事情呢。”
“请问那是怎么回事？”
“譬如说吧，当初在莫斯科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有约会……您以为跟谁约会？跟我们花园尽头的一棵小椴树约会。我拥抱它那苗条匀称的树干，只觉得自己拥抱的是整个大自然，我的心扉全部敞开，仿佛容纳了整个大自然……夫人，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人！……还有呢！也许您以为我不会写诗？我会写诗，夫人，还模仿《曼弗雷德》①编过一部戏呢。人物中间有一个幽灵，他胸口沾着鲜血，请注意，那不是他自己的血，而是整个人类的血……是的，夫人，确实如此，请您别奇怪……刚才我已经谈到了我的恋爱。我认识了一位姑娘……”
① 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的长诗。
“于是就不再跟椴树相会了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
“不去了。那姑娘特别善良，特别漂亮，一双眼睛又活泼又明亮，声音像银铃一样。”
“您的描述真是绘声绘色！”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笑着说。
“而您是一位严厉的批评家。”列日涅夫说。“让我说下去，夫人，那姑娘跟年迈的父亲相依为命……不过详细情形我不想多说，我只告诉您一句话，那姑娘真的特别善良，如果您只想要半杯茶，她一定会给您斟上大半杯！……初次约会后的第三天我已经如火如荼了，到第七天就再也憋不住了，把一切都告诉了罗亭。年轻人么，又处在热恋中，哪能守口如瓶呢。于是我向罗亭倾吐了一切。当时我完全处在他的影响之下，这种影响，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许多方面是很有好处的。他是不厌弃我并且设法栽培我的第一个人。我热爱波科尔斯基，面对他那纯洁的心灵我感到一种畏惧；而跟罗亭要亲近得多。他听说我在恋爱，高兴得难以形容，他祝贺我，拥抱我，并且立即着手为我指点迷津，向我解释我的新处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洗耳恭听……您是知道的，他多么能说会道。他那一番话对我起的作用非同一般。我的自尊心突然大增，从此摆出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也不再有笑脸了。记得我当初连走路也变得小心谨慎，仿佛怀里揣着满满一杯琼浆玉液，生怕洒出来似的……我感到非常幸福，更何况人家显然也很喜欢我。罗亭希望跟我的对象认识一下，我自己也几乎非要介绍他们认识不可。”
“啊，我明白了，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打断他。“罗亭夺走了您的对象，所以直到如今您还耿耿于怀……我敢打赌，我没有猜错吧！”
“打赌的话您就输啦，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您猜错了。罗亭并没有夺走我的对象，再说他也不想夺走，可他还是破坏了我的幸福，尽管冷静下来想想，现在我还得为此而感谢他呢。可当时我差点没发疯。罗亭丝毫不想伤害我一一恰恰相反！他有一个坏习惯，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一举一动他都要用语言加以确定，就像用别针钉住蝴蝶标本一样，他硬是替我们俩剖析我们自己，剖析我们的关系，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待人接物，硬是强迫我们清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他一会儿夸奖我们，一会儿又批评我们，甚至给我们写信，请您想像一下，……最后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即使当时我也未必会跟我那位小姐结婚（我多少还有点理智），不过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愉快地度过几个月的时间，就像保尔和薇吉妮①那样；可是结果却闹出了许多误会和麻烦——总而言之，事情一团糟。结果，有一天早晨罗亭深信不疑地说，他，作为朋友，负有一项极其神圣的义务——把一切都告诉给她年迈的父亲，他也真那样做了。”
① 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所写悲剧小说《保尔和薇吉妮》中的青年男女主人公。
“真的吗？”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惊叹道。
“真的，请注意，是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后这么做的一怪就怪在这里！……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一切都在旋转，位置都颠倒了，就像在照相机的暗箱里一样，白的成了黑的，而黑的成了白的，假的成了真的，幻想成了义务……唉，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难为情！可是罗亭却没有灰心……他不在乎！为了消除各种误会和疙瘩，依然不停地来回奔波，就像一只燕子在池塘上空飞来飞去。”
“您就这样跟您的姑娘分手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问。她天真地侧着脑袋，扬起了眉毛。
“分手了……我很难受，很懊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