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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在我的老家，在我为父亲上坟的时候，我看到在父亲堆积的坟左几十步的地方却有一矮矮的石碑，石碑上镌着魏碑“义士哑孩”，已经漫漶，枯草与夕阳，鸟粪与污迹，透出一股苍哀破败。
但细细追寻，却发现一个正史不载的令人悲慨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家，乡村的夜黑得深透，本来这样的夜可以睡得安稳，因为对于城市光的污染，我一直无法适应，总是在城里的处所失眠。这座坐落在平原深处有年头的带有乡间神秘的老屋，有一些农具，叉靶扫帚，还有一盘老石磨。在这座房屋里，曾陪着父亲饮劣质的酒，从父亲的口里听到过关于义士墓主人的一些细节，那是一个哑巴孩子毒杀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听了就听了，也许以为是父亲的絮絮酒话，也没往心里走，但在父亲去世多年，在父亲居住多年的老屋，我像呼吸到了历史的诡异的气息，那晚再也无法入睡。也许历史就如老屋，父亲去了，但老屋的墙与梁木，还有一些农具仍记忆着父亲的一些岁月，也许在那些土墙里，还有一些父亲的语音躲藏在某处，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我指的是比如父亲讲话时候的天气节气都具备，那些话就如录音，自己会回放。
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平原深处的这所老房子，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与招引。房子老了，就如书老了，有一种陈实，房子散发的泥土的陈旧的土香，就如线装书发出的迷人的幽香，也如老屋里不知年代的八仙桌上的青花的茶壶与茶盅，那些青花里迷离的光，令后人沉醉。
也许这就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一种内在的心里隐秘吧，在写作一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时候，一个问题总纠缠我，怎样叙述历史？赵登禹、张自忠、汪精卫、胡兰成、赵尚志、杨靖宇还有一些黄壤平原里的小人物，岁月已经湮没了他们，无论音容，无论尸骨，但他们消失了么？
消失了，也没有消失。对于历史，我在故乡的老屋想了许多，是该到了自己清理自己一些知识和观念的时候了。每想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一如先前我们接触的太平天国史，先前一直是把洪秀全当成近代化的先驱褒扬讴歌的，然随着阅历阅读思考，洪秀全的光环销蚀了，其荒淫残暴的程度绝不下于他所要对抗的那个政权（小时候，目不识丁的父亲在老屋里边饮酒边说长毛造反，父亲的叙述有如民歌，那是《大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本真，不是雅和颂的扭曲。《大坂城的姑娘》多是乡野荡子*的嗓子瘙痒和身体燥热之作，但是贴近麦秸和人世的版本。这样的版本，少了些大庇天下寒士的古怪，也没有烈火烹油的繁花著锦，是百姓陌头山羊的饮水和树上草鸡的叫声。）单从女色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领，在获得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在后宫读书看报，在女人的脂肪上盖章，极享自己的荒淫无度生活。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城至五十二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十一年，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体格健壮，但十一年仅颁布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八年是空白，五年竟然未发一诏，有点像怠工的万历皇帝，连曾国藩也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
自序（2）
曾有一年我在北京求学，就住在百万庄附近，那里曾是顾准先生居住的地方。也是那年的秋季，在木叶尽脱的时候，我漫步在三里河，想寻找顾准骨灰的抛洒地。我想起*初起，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张出的时候，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历史，当历史被遮蔽的时候，顾准试图让人还原真的历史，在历史里思考，而我们呢，当我们在被遮蔽的历史中长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被扭曲不成了模样。不辨是非，甚至有些词经过改造也变得面目全非，原本普通汉语的词被注入了所谓的神圣，那些词就变得高大而古怪，一些话语被污染了，通往历史的路途布满了歧途。应该如何还原历史，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
我们怎么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怎样看历史呢？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作家，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也许，当大家争着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无言的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何谓历史，历史何谓？有人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还有第三种历史，即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这是“历史三”。也许，我的散文作品勉强可作为历史三，我知道在很多时候，历史表现出一种“遮敝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一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但是这样的声音现在还很微弱，但微弱归微弱，它无疑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文字不符合正史的规范。我一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也是散文，自己越来越觉得司马迁那样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往往只是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人物的小节，却有雷霆之力，憾人之势，玩古今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把那些地痞流氓黑道混混，*皇帝脂粉英雄，一个个写得风声水起，描谁是谁，画谁像谁，真是一个个顾盼自雄，立在纸端。
历史是人写的，也借人而传播，借鉴吴思先生的观点：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止有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群历史学家。如果你这么打扮了一个小姑娘，很多其他史学家就会说你骗人。但是专制*，垄断史料，扼杀其它说法，这时候历史才可能任人打扮。但是这种垄断又能持续多久？秦以后没有一家垄断能够超过三百年，一个人的垄断最多达到康熙乾隆在位的长度，一手遮天，几十年就算到头了，在历史尺度中这也没什么了不起，重大史实不会这么快就被遗忘，随意打扮历史的历史学家，可能下场都不会好。
到了当代，在人们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批作家和导演的功利，电视屏幕和卷帙浩繁的小说耸动着大批古代的宫闱秘史，法力无边不受限制的侠客，无厘头的搞笑，历史不能承受之重变成了钞票在钱包里不能承受的重，我们追问历史在哪里？
在故乡的老屋里，在夜间，不能睡眠的我走到户外，星河灿烂，我有了一种冲动，赤脚站在了泥土里，是想接一下地气吗？我觉得自己的举止好笑，也许，在我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我依然保存了对历史的尊重和肃穆。对我来说，历史从来不是娱乐，也非嬉闹；历史是一个个事件的凸显，是一个个血肉和思想的呈现。我们说历史是一个容器，或者通常的说法是一杯酒，一浇读史者心中累累的块垒。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有过多次的泪花落在纸上，为过往的一页历史而沧然涕下，拍热栏杆。也许历史本身是沉重的，但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最好不要被历史的重量拖垮的，抄一些冷僻史料，发几句隔靴搔痒寡淡议论，这是多数吃历史散文饭的模版。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作者如同中药房里拉抽屉的师傅：引文二钱，清议二钱，想象如红枣干草类，外加凉水文火的文字，然后喂给读者，既不治病也不防身。
我想，如果在我的文字里能读出一点人道主义，那是一种对我的褒奖；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叙述和记录当成人道主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历史过去了，抗战胜利的鞭炮的声音也消散了半个世纪了。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人过世的过世，消失的消失，一些人的背影和历史的背影也渐渐成为绝响。什么样的文字能成为历史的书写？人道主义是文字的最大公约，这是我的追求，这不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是我一世的目标。
路途漫漫，我当勉力 ！
什么是被遮蔽的，什么又是应该记忆的？
什么是被遮蔽的，什么又是应该记忆的？
——评耿立《遮蔽与记忆》 于一爽
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记忆是一种责任和道德要求？确实，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讲，记住过去，那些人，那些事，是一种责任。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而言，这种记忆更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很多历史，很难强迫当事人去记忆，如果他们选择忘记也是可以的。毕竟，一个人如果总是活在过去灾难性记忆之中的话，就很难会信任他现存的世界，也就很难好好的生活下去。
所以这样看来，对于一些历史的记忆恰恰是要由当事人之外的人来完成。这些人，对于很多事情而言，虽然是旁观者。但是，对于很多过去的事情，旁观者其实也很难做到无动于衷，于是也会选择某种程度的主动承担。而书写，绝对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乃至于是比较不错的一种。
所以说回耿立的文字，至多说是用“个人记忆”去述史、还原历史，即在最大限度的基于史实的基础上写作而成。自然，作者会有情感上的判断和倾斜。毕竟，现在谁还敢说自己是在真实的见证历史？——关于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毕竟，没有人有资格、有能力把所有的细节见证的确凿无疑，所以只要是在见证的同时，把“真实”的道义原则放在第一位，即可。而这一点，耿立显然做到了。
但是问题是，真实的，不一定是美的，甚至往往是不美的。所以“真实“见证的话，往往是冷酷无情。当然，冷酷无情也有冷酷无情的意义。而耿立文字的吊诡也正在于此——便是这种冷酷无情反而叫他别具情怀，是一种比单纯的同情心更公平、更敬慕、更肃重的东西。因此，剥皮见骨，单是“官能”上，就叫人有一种酣畅淋漓。
而这种剥皮见骨与酣畅淋漓，又构成了文字上另外一个层面的吊诡。因为很多文字剥皮见骨，官能上叫人排斥。但是越排斥，越发现自己离这种文字，和文字后面的内容越加接近。因为本质上来讲，我们排斥的东西，正是我们要告别的东西。而我们告别任何东西，都首先要搞清楚这样东西和过去的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事情的始末总会剥丝抽茧的明确起来。
所以说回耿立散文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人对待过去的严重伤害，要依靠的是什么？遮蔽还是记忆？但，与其遮蔽、强迫遮蔽，不如去记忆，然后去宽恕。因为被遮蔽的，可以不再计较，但是没有理由不知道。毕竟任何对历史的随意打扮，都是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赵登禹将军的菊刀（1）
一
我寓居的这座小城史书上称为曹州府，隋唐以降，这里予人的印记是：随处都是高一头、阔一臂、横眉竖目的响马。清人写有一本书《地理辨惑》，在世间声色颇著。书以答问的形式解释这片硬气的土地：大凡名都巨邑风水之区，一要城池得地，二要宫署合宜，三要文庙合武，四要书院培养英才，五要土著人士立志向学，再有醇儒指教，自然人文蔚起矣。这些曹州都不具备，于是“曹州人，多响马”一说就风行矣。
我总以为，在朝廷不义的时候，响马也许是悲壮的正道，他们代表着另一种公正，即使最后鱼死网破，斧钺临颈，也绝不尿洒裆里。为了诺言可以捐弃生命，为了名誉可以饮刀求快，但现在这种品性和血性越来越稀薄了。
在暮色苍茫中领略曹州的参差老屋，柿树虬龙，于古巷逡巡驻足，就想触摸一下响马的血脉，但也总感到多的是蟊贼，少的是那种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斗，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对民族和家国的挑衅侮辱看作自己私人的不堪与耻辱，然后以一腔沸血浇灌相抵的大豪迈。
是真的没有，还是历史遮蔽不彰？直到我翻开抗战史，他的名字便一次次地撞击我、撕扯我、轰击我、瘫痪我。那是一个雄武的形象，一米九的身量，曾如武松一般用手击杀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