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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
前世出家今在家（6）
在周作人看来，老人就应像老人的样子，不可轻薄做些越轨之事。而他附逆，在晚年的这一笔，不是轻薄也非越轨，而是直入泥潭，被人耻笑。
三
金庸小说《鹿鼎记》曾写到韦小宝在昆明听陈圆圆唱《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对韦小宝拜曰：“这二十多年来，贱妾受尽天下人唾骂，把亡国的大罪名加在贱妾头上。当世只有两位大才子，才明白贱妾的冤屈。一位是大诗人吴梅村吴才子，另一位便是韦大人。”
顺治十年，吴梅村应召赴京。过淮阴时，作诗曰：
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他知道自己这一去，无异于落水失足投靠变节，也就有了毕生的遗憾与污点。
顺治十三年，吴梅村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居家至死。为大清朝服务三年，让他后悔一辈子。他时时忏悔，努力救赎，还精神和情感，还道义和良知，还故国和恩主的债，他有一首词《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吴梅村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沉重、抑郁、内疚、自责，尽管相隔数百年，我们仍能感到他的泣血和伤痛。这对照喜欢晚明的周作人，真是判如云泥，一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的附逆辩护。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三百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十一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滚蛋。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并在报纸发表声明：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做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在民国以前，属于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
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前世出家今在家（7）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入狱前的最后的文字。
对照周作人的文字和吴梅村的文字，你会对吴梅村深怀敬意，他在《临终诗四首》之一写道：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一直到死神来临的那一瞬间，他对他的背叛，他的失节，也始终不肯自谅，悔恨到死，槌胸泣血。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逝世。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周作人有过这样忏悔的勇气么？在吴梅村面前，他应该有的是惭愧吧，有的人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忏悔，用忏悔为历史画句号；而有的人却对自己的过失漂白，最后像鸭子死掉，还留一张硬嘴，脸都没有了，还留狡辩的鸟嘴有何用处。
四
一九六六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岁的风烛暮年。他早年说的寿则多辱，毫厘不爽的应验。
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宅，砸烂周母牌位。两天后，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卧室砸得稀烂，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赶到院子里，跪在地上接受批斗，手持皮带的红卫兵边打边审，逼迫他老实交待罪行，并将周作人的独生子周丰一揪来陪斗。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还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年老齿稀，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就出现浮肿。
周作人曾两次将写好的“呈文”交给儿媳张菼芳，叫她背着红卫兵转交派出所，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菼芳照例为公公倒了马桶，并准备了一瓶开水，然后去上班。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一位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顺眼，他便打电话给张菼芳。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属匆匆销了户口，火化，连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来。周作人也算是效法了和尚，火化了事，但不知他的舍利子有几？
但我想到鲁迅先生在《孤独者》里曾写到人的死灭，周作人临死前，他会像鲁迅正视死亡，把人间的惨烈说出吗？在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是牙关紧锁，探到了人生的哀痛莫过于此：
粗人扛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周作人到不了这样的深度，他的绝望被风雅化解，他不愿把悲剧让人看，最后他自己却搬演悲剧让历史和人共评点。
周作人曾有一文《死法》，像是谶语：
统计世间死法共有两大类，一曰“寿终正寝”，二曰“死于非命”。
寿终的里面又可以分为三部。一是老熟，即俗云灯尽油干，大抵都是“喜丧”，因为这种终法非*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太莫办，而渠们此时必已四世同堂，一家里拥上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实在有点住不开了，所以渠的出缺自然是很欢送的。二是猝毙，某一部机关发生故障，突然停止运行，正如钟表之断了发条，实在与磕破天灵盖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因为这是属于内科的，便是在外面看不出痕迹，故而也列入正寝之部了。三是病故，说起来似乎很是和善，实际多是那“秒生”先生作的怪，用了种种凶恶的手段，谋害“蚁命”，快的一两天还算是慈悲，有些简直是长期的拷打，与“东厂”不相上下，那真是厉害极了。总算起来，一二都倒还没有什么，但是长寿非可幸求，希望心脏麻痹又与求仙之难无异，大多数人的运命还只是轮到病故，揆诸吾人避苦求乐之意实属大相径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寿终而求诸死于非命了。
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三一八惨案”，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曾给遇难的学生送去一副对联，文曰：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如果说周作人的附逆是生命已经交给了魔鬼一次，算死了一次，那后来的生命也不是在仙界的逍遥吧。写到此处，我觉得我太饶舌了，也学习一下知堂抄书的笔法，抄他的《死之默想》的开头，四世纪时希腊厌世诗人巴拉达思作有一首小诗道：
你太饶舌了，人呵，不久将睡在地下；
住口罢，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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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不过的肉身（1）
一
有一种男人如秋日林中的池沼，表面上清凛，毫无渣滓，其实是一种假象，所谓的临水照花人，只可欣赏之，不可亵玩之，而走进池沼，那么里面的沉渣落叶污泥，就会翻将上来，最后难免破碎不堪。
这男人，我指的是胡兰成。
作为一个人的灵魂和肉身，面临很多的门槛需要跨过，如何处置自己的灵魂和肉身，是一个关乎自己身家性命和历史与道德伦理评价的事。胡兰成被人诟病，视为无耻大约也是在立身处出了毛病。在遇到*诱惑民族危亡，一个人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灵魂？把肉体和灵魂当给魔鬼，还是与苦难的祖国一道背负命运的十字架，这是我们必须追问而不能有丝毫挪移，否则那些死难者会敲我们的脑壳回击我们的良心。
中国的文人在长期的修齐治平的熏陶下，道义往往浸泡到骨髓，他们入世敢担当，当其达时，处庙堂之高，则忧黎元百姓，移风易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逢乱世则不惜以身殉道，如屈原、文天祥等人。这样的文人气节犹如宗法社会中女人的贞节。记得明亡后，钱谦益受到满清贵族的要挟出任仕途，柳如是却在关节处逼钱别做汉奸保持名节自杀跳水，钱谦益犹豫不决，说水凉，自己年老不能跳水，留下笑柄。这也许是人们敬重柳如是虽为*，在大义上远超钱谦益的缘由吧。
中国文化有很多的暗角密布在民族行进的路上，柏杨说是酱缸文化，受这种文化濡染的人在治世八面玲珑，投机钻营，逢乱世则见利忘义，摇首乞怜。在抗战时候，本来我们民族的步履已经趔趄，快要扑地，作为有良知的国人势必站出以自己的血肉扶大厦之将倾，但汉奸汩汩滔滔，多如牛毛，历史痼疾也是渗入某些中国人骨髓不能自拔的。鲁迅先生虽死在抗战爆发的前夜，但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胡兰成以他无行之状就加入了这唱衰民族的多声部的大合唱里，虽不是主角，但也卖力。
日人寇我，民族危亡之秋，最看知识分子气节，我们对比满清入关知识分子的情状，最能看出胡兰成的作为。晚明的知识分子是最能骂皇帝的，从心理就瞧不起那些病态的杂碎。我们知道，皇帝是世袭的，你只要坐在龙墩上，哪怕是头猪，或者连猪狗都不如，照样对天下山川大地颐指气使。晚明的皇帝在历史上最不堪，最胡闹，有热爱木工活专心致志做木匠的，有吝啬鬼心态把银子储藏到长毛发霉的，有荒淫无道消极怠工懒得几十年不上朝，躲在深宫玩女人在脂肪上盖章的。这样的情势，晚明的文人很是不满。然而一旦满人叩关，威胁国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