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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记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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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说拥有记忆的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创伤的记忆是可怕的,精神创伤后遗症还有一个症状,是记忆的一部分被深深烙印在脑子里,但其前后的链接或关联被丢失。律师在与受害者会面调查时,经常会遇到受害者对某个场面记忆清晰,叙述得非常具体,至于什么时间、怎样发生的,却没有了清晰的记忆。侯巧莲能讲述她被抓进炮楼,关进窑洞,日军玩弄她,强迫她“跳舞!跳舞!”,在强烈的日光下,机器里传出咚咚的音乐,她被迫跳舞,就像击鼓传花的一个玩物,这个人捅几下,那个人捏两把,五十年后侯巧莲可以讲述得如同烙铁烙印在肉里一样清晰,如同自己养的生灵,傍晚时抛了几把草,喂了几口泔水;但当律师问她这是被抓后第几天的事,以及到场面为止的过程,她却全然不记得了。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精神创伤、精神创伤后遗症这些词汇,但这种病症如何痛苦地折磨受害者,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的。当时侯巧莲还是一个孩子,突然被抓进日本人的据点,远离亲人,不分昼夜地被蹂躏侮辱,这滴血心灵的伤痛,岂是一个“PISD”的词汇所能概括?村子里的人把她当成疯子,那是对的,因为她的人格已经完全被毁坏。她的孩子们也因为她的经历,生活在受歧视的环境里,那空气也有看不见的压抑。随时的,在公众的场合,或者在说书的牛屋,在打井的工地,人们常侮辱孩子:你是日本人的种吧?
  我曾多年关注所谓的慰安妇的事情,二○○五年,我曾在《东方卫视》“深度105”看到关于慰安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一连几天,肠胃呕吐,夜不能寐。那是一个深度报道,我用文字稿记录了当时采访的年已耄耋的女人和当地淳朴的村民。也许这不符合文章的规范,但我以为所谓的文章应以大义为重,形式毕竟是形式(后面,我还会引用在日本法庭的证词),如果内容冲决了形式的限制,那不也是一种形式?
  当地村民:村里人给她(侯冬娥)起名叫“盖山西”,这个名声就大了,哪里都知道高庄有个“盖山西”,日本人早听到这个消息了,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这个“盖山西”,那清乡队把窖口扒开,叫她出来,不出来就拿刺刀对她,在逼迫之下,她就钻出来,钻出来(清乡队)就把她从窖子里扯出来,就带走了。
  李秀梅:四个日本鬼子,拿着枪,上着刺刀,把我拉上来,我叫我妈,前面拉我,后面把我妈推倒,我叫妈妈,他拿个小手巾,把我嘴扎上,拉到村底下,抬了个死毛驴,把我搁到驴上,我这边逃,不能,我这边跑,这里有两个人拿着刺刀,说,杀,还朝我脸上打了好几个巴掌,我往这边跑,这边人也说,杀,吓的我不敢(跑)了。

无望的正义(4)
侯巧莲:赶上我们走,把我家房子烧了,把我家窗户烧了,把炕上的席子烧了,把铺盖也烧了,把那柜子里的东西都烧了,抬上我们走啊。(根据班忠义的初步调查,仅仅在一九四○到一九四三年,被日军强行带进圭村炮楼的中国妇女就有二十多个。当时,这些女孩年龄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当时只有十三岁。)
  陈林桃:把我关起来,关进窑洞里,然后他们进来六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一个人,七个日本人糟蹋我的。
  侯巧莲:那夜黑里,就把我们三个人叫上,各分各的地方。他(日军)和我在了,黑夜,在了。
  班忠义:是他(日军)给你脱的衣服,还是你自己解的衣服?
  侯巧莲:他脱的,脱了。那(时候)大娘小了,把大娘欺负的,大娘出的那水(汗),咬的那牙,吓的浑身发抖,难过的,比那生娃子还难过,等我起来拉那灯,我起来穿衣服,还看到这么一团血。
  (耿立注:在受侮辱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忘记盖山西‘侯冬娥’,她为了姊妹受的屈辱更深重,所谓的舍身饲虎,佛经里的文字,怕和这相比也是自愧弗如。)
  侯巧莲:有一天能来十多个(日本兵),有一天三个,五个,我年龄小,我不能,我在哭,侯冬娥看我可怜,就说,妹妹你不要哭,我替你吧,你不要哭,我抱着她叫姐姐,她就帮我办了那个事了。
  陈林桃:在(炮楼)那就全凭她(侯冬娥)照顾我了。第五天,獠牙子又来了,侯冬娥就替我了,獠牙子走后,我叫冬娥子,(她)不作声,我一看,她吐着一嘴白沫子,姐姐,姐姐,叫她不出声,心里她不清楚,叫过一段时间,她不答应,我就吓得哭了,过了一会,她醒过来,她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我慢慢地就过来了,真吓死我了,她嘴里说不要哭,她也哭,我也哭。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慢慢熬吧。
  旁白:
  侯冬娥替人受虐、保护姐妹的事让当时采访的记者十分惊讶,更让人震惊的是侯冬娥在炮楼里受到的摧残。
  (侯冬娥后来要死了。)
  侯巧莲:日本人医生来看了看,说不行的,不行的,说话也不能说了,才又叫人上来,把侯冬娥,铺没有铺的,盖没有盖的,就这样(把她)放在担架上抬走了。
  当地村民:(侯冬娥)回来,回来是担架运回来的,动也不能动了。
  侯冬娥侄女:她(侯冬娥)说,你跟我到茅子里来看看,我就跟去了,她脱下了裤子,两条腿上血凝成一片了,那身上瘦得没有肉了,她说你看我这还能不能活,她看见身上的血就哭。
  旁白:
  在日军炮楼里受到极大伤害的妇女,回到村子里还要忍受世俗的眼光。记者了解到,一些村民私下都不喊她们的真名,而把她们称为“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把她们的遭遇当作笑话来讲。
  郭喜翠儿子:(我妈)半夜里做噩梦,说的话就好像是她当姑娘时候的事,我们不愿意说这些,我们心里清楚,但表面不说,对其他人从来没有说过,半夜里做噩梦,她老是说,一下子把她压住了,好像是暴躁地叫啊,叫啊,咱马上过去说,妈啊妈啊,怎么了,她总是说没事,做个梦,至于说做什么梦,咱也不知道,她醒了以后也不说。
  李秀梅:我那时十五岁,他(日本兵)打我,打得我这些伤痕,脑袋上都是窟窿,我被皮带打成了瞎子。我一辈子七瘸八拐,我不能往人前头走,一辈子也没有好看过一天。

无望的正义(5)
侯冬娥后来嫁给一个小名叫“狗看”的人,狗看想让冬娥子给他生个小孩子,(但是)达不到他的理想,她不生了。怀疑子宫方面出了问题,日本人的糟蹋破坏了,破坏了生育能力,狗看对她也没有希望了,经常骂她,说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小姐,该。
  如今侯冬娥死掉了,从一个美貌的女子,到一抔黄土,因为美貌,因为是女人,被一场战争毁掉了。我常想埋葬在何处的侯冬娥的所谓的坟墓,应该是大地凸出的眼球吧,土地和庄稼也不能合上这双无望的眼睛的,如果说月亮是天的眼,那么夜色怎能掩上月亮的眼呢。
  三
  其实,在对日诉讼的事情上,我们要感谢一位普通的民办教师,是他以自己的真唤醒了那些屈辱的进入耄耋之年的女性,是他,不是用笔墨,发掘出了奇异的历史,一种难言的民族的苦楚和疼痛;若不是他,历史的一段怕就要湮没,风干了,如他家窑洞门框上的辣椒,是他让那些受侮辱的灵魂站了出来,他就是民办教师张双兵。
  一九八○年张双兵在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当民办教师,这是在普通乡村普遍存在的一个职业,没有工资,也没有医疗,农忙的时候可以到地里收割庄稼,一天,张老师正在带学生麦收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地里艰难地劳作着,张老师当即让学生们给老人帮忙。这位老太太就是侯冬娥,在村子里无儿无女,与老伴相依为命,生活穷困而艰难。而且在村子里还要忍受着人类最卑劣的根性之一:歧视。人们对老太太的议论很多,说她是“上过日本人炮楼的女人”,但是老太太本人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去。从小就听家里人讲起日军在家乡暴行的张双兵,出于一种物伤其类的同情,自此便常抽空去侯冬娥家帮助做些家务活,担水、劈柴,打场、播种。但是,每当张双兵在炕头向老太太问起“上炮楼”的事,老太太总是保持沉默。怎样让老太太说出心里话,张老师把妻子叫来,夫妻俩对侯冬娥说:“您一定给我讲讲日军*你的事,说不定真能为你复仇呢。”经过了十年,在这片忍辱负重的土地上,张老师像一盘旋转不已的辘轳,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几十趟,在沉默了五十年之后,侯冬娥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内心,十年构筑的信赖关系,才使这一天成为可能。侯冬娥眼里不再是不安,而是信赖与诉说。
  在以后的拉家常中,侯冬娥含泪一点一点吐露了自己的过去。侯冬娥是当地的美人,人称:盖山西,盖者,方言超过的意思,也正因这个缘故,侯冬娥被日本人拉到炮楼的事在乡村就广为人知,成为人们再度侮辱谈论的对象。
  张双兵把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了七八千字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给日本政府。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位站出来讲话的受害女性,也是递交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九年,在十年的时间里,张老师走遍了家乡附近的沟沟坡坡,到处打听曾受日军欺侮的女性。但是,沉默的乡村依旧选择的是沉默,在农村,很多受害妇女怕人笑话,不愿意说起过去的事情。她们怕记忆的闪回再回到那痛苦的深渊,还有的妇女,被日军强暴后,出嫁到距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很难找到她们。一只沉重的蜗牛,他爬,他背负着那些苦难的女人的悲惨。我想,总有人会感铭着张双兵的无声无息的路途,也许他知道,他走过的足迹涂掉了那些玷污,他知道脚下的坎坎坡坡刻过多少受害女人的血泪。 。。

无望的正义(6)
侯冬娥当年被日军强暴后,被一位叫李四银的八路军战士救回家。后来这八路军转业到了大西北工作。为了找到这位证人,一九九九年的暑假,张老师自费去了新疆的哈密,最后在哈密农牧局找到了已经暮年离休的李四银。为了节省差旅费用,张老师日夜兼程,前后只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证人的证言。但是,几天几夜的火车硬座坐下来,张双兵回到家几天了,还感觉像是在火车上忽悠着。
  张双兵了解到西潘乡一位叫侯巧莲的老人曾被日军强暴。为了能让老人讲出自己受伤害的往事,张双兵经常到山里看望老人。老人家在半山腰,吃水不方便,张双兵每次去看老人,都是从村里挑着水给老人送去。最后,老人不仅向张双兵讲述了日军的暴行,而且家里每年打下红枣都要给张双兵留着。老太太说,我的儿子、闺女也没有张双兵好,因为儿子、闺女能给我吃,给我喝,但是不能给我出被日本兵欺负的这口气。张双兵不仅关心我,最主要的是给我出了这几十年压在我心里的恶气。
  曾被日本军人强暴的羊泉村刘面换老太太。她说,张老师可是个好人,为了我们的事,他受苦了。我们这些老太太已经七八十岁了,我们也没有文化,如果我们死了,这段事就没人知道了。张老师把我们的事都写了下来,就可以留给后人看,后人就知道日本鬼子是怎么欺负咱们中国人的。
  羊泉村的周喜香因为惨遭横祸后失去生育能力和落下残疾,周喜香后来收养了一个养女。有年冬天,老太太得了肠胃病,住院一周,治病花的一千多元钱是张双兵帮助筹募的。老太太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吃穿由养女负责。周喜香的养女说,我从三岁就和妈妈一起生活,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妈妈被日本鬼子欺负的事,是张老师让我妈开口讲出了真相。张双兵经常去看望周喜香老人,老太太喜欢吸烟,但家里没有钱买烟,张双兵就拿出自己的烟给老人吸。有的时候,赶上下雨,满院子都是泥水,老人想到院子对面的屋子去,张双兵抱起老太太给送过去。
  也许,张双兵老师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撬开了一块松动的历史板块,如果不是他,历史在这里将作为哑巴,谁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只相信存下的文字和站出来的那些人,如果没有张双兵替那些老人留下了文字,也许你不相信历史曾有的野蛮和那些女人受到的侮辱。
  日军在战争过程中所谓的慰安妇,其实就是一种践踏女人尊严的丑陋暴行,它损伤了被强迫无力无罪女性们的人格、人性,乃至所在国家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她们和她们的国家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楚。慰安妇的发现,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出第二例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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