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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趋势也在死于癌症的情形中看到。在因肺癌、气管癌和支气管癌而过早死亡的男性中，教育程度最低者的死亡率几乎是大专教育程度者的两倍。胃癌也一样。至于小肠癌和直肠癌，则高出22％。至于女性，教育程度最低者的尿道癌死亡率是大专程度者的2．1倍，小肠癌和胃癌也是如此。（ 情形唯一相反的是乳癌，教育程度最低的女性比大专教育程度者低了22％，最佳的解释是调查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生产与亲自授乳的比率却越低。
图三十二显示，过早死亡的重大原因直接跟人类的行为有关，教育所发挥的影响也同样惊人。教育程度最低的男性意外死亡（ 除车祸外 ）的死亡率比大专程度者高2．3倍，车祸死亡率是2．5倍，自杀死亡率是两倍。
用别的视角考察这些数据后，北川和豪瑟估计25岁以上女性的寿命期待值，他们的结论是，受过一年以上大专教育的女性，可以预期比教育程度五年级以下的女性多活将近十年。
教育最有趣的共变项是经济地位，至少它能够更精确地找出教育程度偏低造成过早死亡的危险性何以增加。统计资料也已证实教育和收入之间强而有力的关联。一个人所受教育越高，年收入就越高。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收入越低者，死亡率越高。所以，如果要问受教育和死亡率的增加何以相关，答案就会指向诸如个人经济地位的第三项因素。
为了有助于考察解决这个问题，北川博士和豪瑟博士把所谓的“共变项分析”技术用在1960年人口普查的取样上。也就是说，他们在探究一大群人的死亡率时，年龄及收入水平等项目维持不变，而让教育程度变动。通过图三十三可以看到，即使收入相等，教育程度偏低者的死亡率依旧明显增加——高收入而低学历者，死亡率依旧比高学历者高！
对这些前后一致的发现，北川和豪瑟评论道：“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的人，平均死亡率将低于高学历的低收入者以及低学历的高收入者。显然学历和收入与死亡率的关联具有高度的独立性。”
教育程度影响血压指数（1）
后来的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同样的趋势。例如，美国卫生统计中心在1981年就详查了全国25岁到74岁成年人的高血压发生比率。
根据美国心脏学会的资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心脏病和脑中风重要原因的高血压，在美国所有“沉默杀手”里头高居第一 ——说它“沉默”，是因为患者常常检查不出血压升高，甚至还不到临床意义上的危险程度；而说它“头号杀手”，是因为它分明会导致所有心血管病。今天，工业化国家一致公认高血压可以单独成为最重大的健康问题。1990年美国患有高血压的成年人，估计高达5000万至6000万。
1971年到1975年，美国卫生统计中心在一项涵盖数十万人的重大调查中发现，在美国，教育程度是影响血压指数最为有力的因素之一。不分性别、年龄和黑白肤色，教育程度和血压指数始终呈现着明显的反比关系。这个发现业已得到近年全面性的调查证实。
黑人高血压的发生率远比白人要高。研究人员发现，学历最高和最低的黑人，收缩压相差13毫米汞柱，舒张压相差10毫米汞柱。受教育相差五年以内的所有黑人，平均血压为155／94毫米汞柱——全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其他健康指标几乎反映出相同的趋向。1970年以来诸多全国性的调查，以压倒性的数据证实：教育程度几乎对每一个人类健康指标都有重大影响。血压、体重、吸烟状况、门诊频率、每年紧急住院次数、长期健康情况、胆固醇指数、车祸死亡率、凶杀案死亡率或癌症死亡率——不管我们如何探究，得到的结果总是一样：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健康和收入状况越好，寿命也越长。
1980年，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就美国公众平均胆固醇指数发表了一份报告。长期以来，血液中高胆固醇含量一直被怀疑是动脉硬化及心脏病突发的重要原因，而降胆固醇药物也已成为制药企业获取数十亿美元利润的大宗生意。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各地数万人的血液化验结果后，发现血液中的胆固醇值会因教育程度而出现很大差异。在18岁到74岁的白人中，学历最高者胆固醇指数明显偏低。
1978年，美国人口统计局组织了一次特殊的调查，内容非常有趣，可以让人了解这些健康问题的真实面目。他们派出一组专家，要求1万名美国民众对自己的健康作出评估。结果证明，受访者的说法和自己真实的健康状况有很大关联。认为自己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平均一年卧病在床3天，去医院门诊2．5次；认为自己健康很差者，平均一年卧病在床64天，去医院门诊15次！
图三十五、图三十六显示，接受教育的时间对一个人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有着重大影响。以45岁到54岁的男性和女性为例，未受过教育的人认为自己健康很差的，其几率是受过16年以上教育者的九倍。在人生的黄金阶段，美国未受过教育的民众中，几乎有一半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很差。
这种差异在各个年龄层、各种性别和种族中都存在。随着教育程度下降，健康的总体指标也跟着下降。
必须一提的是，在该项研究里，另外两个影响健康的要素也有同样的变化走向。低收入者和独居者对健康很不满意。三个要素不仅经常相互影响，还会结合在一起形成重大健康问题。事实上，从各种报道中都能发现，低学历者中长期为孤单寂寞所困的人越来越多，促使我们开始寻找形成共同影响的第三因素。这个第三因素，正如我们一向主张的那样，并不是受到过度的生理压力所导致的，它是交往与对话能力的欠缺。社交孤立，怯于与人交谈，孤单寂寞，只是这种欠缺的结果罢了。
1980年，美国卫生学会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暗示了孤单寂寞、低学历和低度自尊三者的关联。这份报告还对美国民众出现沮丧的普遍程度作出了分析。衡量沮丧有一种精确的方法，它就是流行病学研究—忧郁等级划分。研究人员据此着手分析诸如无价值感、无助、无望和罪恶感等征兆，以及多数美国民众身上常见的失眠和体重直线下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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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影响血压指数（2）
最近数十项研究均指出，忧郁感的增加，不仅将一个人推入心脏病突发死亡的高危险性里，还会使心律不整恶化，导致猝死。对忧郁感影响的评估表明，忧郁最严重时，将使心脏病和猝死的危险性升高到平时的4倍。
研究发现，有三项因素——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和学历，对以上疾病均有重大影响。独居、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和学历低下者，显然都是最忧郁的一群。虽说每一项要素都有其独立的影响，若是三者加在一起，破坏力尤为严重。不分年龄、性别及种族，学历高低和忧郁程度始终是成反比关系。教育程度最低者，其忧郁程度两倍于大专毕业者。
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身心方面的健康也随之增加。现在许多地区的退学率已超过了一半，说明中途辍学的严重程度。本书提到的这些医疗统计数据似乎预示着，未来的美国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心理和健康问题。
麻烦的增加，不仅让美国的保健制度岌岌可危，医疗费用增加也造成民众贫困的恶性循环。长期健康状况不良显然是教育程度偏低引发的，而这些人能有多少钱，却必须承担比别人沉重得多的医疗费用呢？一年几百亿美元的医疗费用，消耗掉了国家医疗预算的绝大部分。个人、社会和政治上的成本更是无法估算，也许将来会让整个国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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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与各项健康指标（1）
虽说本章所举的统计数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我们绝不可能据此分毫不差地断言低学历和较高的疾病罹患率、过早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说真的，教育程度和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明显的关联，只不过是为数甚多的观点之一。这些观点太容易让我们忽视求学失败本身的致命性影响。大家自然而然地以为，教育程度若有任何致命的影响，必定是贫困、失业等诸多因素的介入而导致的，而不是求学经验本身带来的后果。
我在本章开始提出证据，说明这种假设不但误导公众，也不正确。即使收入水平维持不变，教育程度本身依然会对人的寿命造成重大影响。然而，迄今所谈统计上的证据，并没有将教育程度对于人的寿命造成如此重大影响的个别因素拈出来。其实，光靠着相关数据本身想要独立出这类因素是极度困难的。
例如，若说纽约市区马路上的温度跟斐济群岛居民的出生率有关联，就太不可思议了。纽约市区马路的温度和中央公园里头麻雀数量有何关联，说不定找得出来。第一项关联最有可能在统计数据上单独出现，至于中央公园的麻雀数量与马路温度之间，却可能会有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纽约当地季节性的气候变化。
相关的数据虽然有限，但是从本章所举医疗数据的种类、一致性和纯粹的数量来看，教育程度和各项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偶然存在的。子宫颈癌、高血压、心脏病、淋巴腺癌、自杀、凶杀、酒瘾、滥用管制药物、胆固醇指数过高和车祸事故等，如果和教育程度没有强有力的共通点，就不可能显示出同样的关联。
即使我们以为统计数据指向某个共同的基本因素，他们却未纯然无误地指出那个因素是什么，是单数还是多数。我的假设是，最大的元凶就是沟通型疾病的危险性升高和不具形体的人际对话，两者都导源于过度的羞愧、耻辱与从而导致的孤单寂寞问题。但是这么复杂的假设不可能光靠相关数据来证实。
的确，别人可以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提出反驳。例如，他们可以主张，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个灵敏度很高的筛选系统，对于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做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旁证。这个观点虽然没有多少可信度，事实上他们还是可以辩解说，退学的孩子无论智能、情感还是体能，都不适合待在学校。那些体重超重、抽烟、酗酒或滥用麻醉药品、较少运动或容易发生事故者，简单地说就是智能不足——这可能是对的。同样的，说退学孩子之所以肥胖，纯粹是因为智商不高，这也是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共同原因——这或许也是对的。
虽然我完全不认可这些说法，但别人仍可能更大胆地断言：也许退学孩子太笨，无法照顾自己。要看一个人活得长不长，也许智商测验或学业性向测验的分数是最为敏感的指标，因为智商、学业表现总是与生存能力息息相关。
我丝毫无意暗示上述数据无用或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就是有了这类数据，才能使研究更为深入。教育程度与人寿命长短前后一贯的关联性，需要我们对这个现象做进一步的探讨。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章所检讨的整体健康倾向，会让人想到曾经引起争议的吸烟行为与心脏病、癌症的关联性。吸烟与癌症、心脏病之间，早在这种关联被人确切了解之前，就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事实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才使得科学家发出了警告。
然而，这种关联性的存在纯粹是偶然。吸烟只是依附在某个尚未独立出来的第三因素上，使香烟对健康造成的危险被人长期认知。但烟草公司仍旧继续做着广告，销售他们的产品。美国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补贴，鼓励烟草种植和采收，但与此同时也耗费数百亿美元与心脏病、癌症作战。为了通过科学手段证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香烟里的致癌物以及对心脏有害的物质必须找出来。
这些数据带着天生的局限性，加上我们对这种因果关系做了若干特殊性质的认定，使得情形更加恶化。与香烟中的特殊致癌物质和对心脏有害的物质不同，破坏一个人交往沟通能力的求学经验，不太可能提取出类似化学物质的任何有害成分。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像“请勿吸烟”的警告牌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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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与各项健康指标（2）
因为定性和定量的麻烦，分析的范围必须加以限制。我现在不是对所有和教育程度相关的指标进行全面考察，而是把焦点放在一个特定的健康问题上——那就是各种心血管疾病。
孤单问题如何解决？（1）
当然第一步要在意识上做出重大的改变。本书描述了美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的可怕祸害，就是想尽一己之力。它极可能是我们的健康最大也是唯一的威胁，必然会使美国社会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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