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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读者而言，比起与身边人谈话，对生命灵药和不老仙丹的需求似乎更为可能是由一瓶基因药物和自我形体的复制来满足。在这些医学进步声中大谈什么“无实质意义的对话”、“沟通型疾病”和“心灵的孤单”之类话题，似乎有些古怪、不太恰当——时代早过去了，这种浪漫的信念已经不合时宜。不幸的是，对那些受害最深、受到极大威胁的人而言，这却是个残酷的现实。
此外，现代医药的进步让许多假设疑团加重，使人无法明了人与人的对话在身体健康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每天都被提醒：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各自独立的生物机器，心脏和血液的循环则是泵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它能使血液依照规定的路线流动，更是强化了心脏本身为一种机械构造的信念。心脏移植手术也同样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心脏及血液的循环只不过是个水压泵和管道系统，而让这个观点支配着一切。由此而孕育出众所周知的观念：人由两种实质的存在所构成，一是心理，一是生理，两者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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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观点：我的哭声无人听见（3）
既然如此，就无怪乎有那么多的人将儿童的身体看成不过是“装着一颗心来到学校的午餐盒”。“午餐盒”在游乐场和体育馆里运动，“心”则在教室里琢磨。难怪教师们会认为讲话是精神层面的，发自孩子们的心智，并不是他们心脏的活动。而当家长和老师在与孩子们说话时，也无怪乎他们会觉得很难同时接触到孩子们的心。
也有越来越多的伴侣认为，人和人基本的肉体关系严格说来是性爱层面上的，而对话则是精神层面上的，就无怪乎大多数人会对“真实的对话比起性爱在生物学上更来得亲密”这样的话感到不解了，因为性交指向我们的性器官，而对话则指向我们的内心，对吧？
当前所有医药和科学上的进步，无不是为了支持此种普遍的文化设定：人类所拥有的是一个自给自足、各自独立的身体，其基因上的设计是为了自我保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那种认为光凭“自助”或“基因改造”无法充分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论调，听起来简直就是异端邪说。然而，这正是本书所要透露的信息。人类的确相互依赖，的确要与别人相互对话才活得下去。与满足个体需要的那些东西相比，“身体政治”和“交往的身体”真的很重要，而且身体政治还必须依赖真实的人际对话才能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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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丧亲之痛
人生在世，许多事情往往难以逆料。1998年10月是我一生最为难过的一段日子。月初，我最小的弟弟突然死去，享年56岁。在过去10年中，他是我第四个死去的兄弟，他们全都没有活过58岁。这一连串的丧亲之痛把我带入生命的最低潮。列维斯说，死亡是生命“交易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痛失所爱所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但这样的痛苦我却久久无法平复。
陷入心碎的愁云惨雾之中的我，再一次被人提醒爱所具有的救赎本质，以及友谊所能发挥的治愈能力。那些长大成人的子女、朋友，还有最最心爱的妻子都在我的身旁，决心将我挽救出来，使我不至于成为自己那些著作里医学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他们联合起来，以爱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活力让我振奋，鼓励我坚持下去。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它是我个人生命中“交易的一部分”。
我所遭受的丧亲之痛，很难通过“自助”解脱。虽说一个人有很多办法来应付自身所面对的寂寞和伤痛，劝人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却不啻痴人说梦。
我以为，凡是经历过痛失所爱的人总能领悟到，人即便陷入一己的哀痛之中，生命依然会进行下去。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每天仍然要为患者门诊，他们中有许多人面临着危及性命的医疗问题，包括心脏病和癌症；有的人则承受着自身遭受打击的巨大痛苦，婚姻生活不幸福的情感煎熬，子女带来的精神折磨，或是生活中的孤单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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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的缘起（1）
此外，我个人生活的承诺，包括完成这本著作的过程，也颇值得一提。在弟弟去世数周之后，我来到位于费城的宾州大学，应好友及长期合作伙伴亚伦·凯奇（ Aaron Katcher ）博士之约，与他的那群学习商业的研究生会晤，亚伦博士教的是“工作场合的压力与沟通”课程。
几个月后，我开始着手修正、更新并扩充《 破碎的心 》的内容。这本书已经绝版了，亚伦向我抱怨说：“每个学期都要为研究生影印这本书，累都累死了。”他敦促我修订这本书，更新数据，补上最近25年来我们共同研究累积下来的有关孤单寂寞和过早死亡的心得和看法。
那天晚上会晤的研究所学生，大部分是普通产业、医疗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高级经理人。亚伦要求他们阅读《 破碎的心 》，严格梳理该书内容，准备好问题，提出他们认为应该在新版中加以说明的内容和建议。可能是那天晚上我仍被丧亲打击所苦吧，但无论如何，我和那些研究生的见面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进展。
这群中年人一致认为，与我那本书出版时的1977年相比，现在的孤单寂寞问题可要严重得多。他们也一致同意，关于人类的孤单寂寞问题，有许多资料那本书并未收入。一名学生提醒我：“在现代社会中，离婚绝非孤单的唯一根源。”她同时表示，希望该书在修订时，能更加侧重其他孤单寂寞发生的原因。
有多位学生提到，在每天与人面对面谈话时，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名学生推测说，这可能是因为大家越来越依赖电子媒介式的沟通，而回避面对面对话的需要所致。另外一名学生指出，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在大幅降低，在许多情形下甚至消除了与他人接触的需要。一名年龄较长的学生说，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让许多人觉得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每讲一句话所受到的压力就像在监狱里受酷刑一样。有几位学生则嚷着说，健身水疗的风气已经席卷了美国，不知是否能设计出某种水疗的方式，提供各种练习，帮助他们更容易和他人面对面沟通对话。
为了强调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亚伦提到全美公共电台报道法国咖啡厅的新闻片段。他说，在法国每年有上千家的咖啡厅歇业，巴黎业者试图在咖啡厅举办团体治疗的课程，招徕顾客参与，好让人们多讲讲话。一名受访的法国民众说，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人一有机会就侃侃而谈，现在却要得其同意才开得了金口。
亚伦又说，那个节目提到了两个有趣的统计数据。第一个数字显示，法国人爱服用振奋情绪的药物，其比率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高；第二个数据是法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显示法国人每天花在交谈的时间较过去十年滑落了二十个百分点。
亚伦的话让人想起在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改变——这个趋势几乎在所有后工业化国家都看得到。例如路透社发布的一篇新闻指出，在未来20年内，英国结婚的成年男女将少于一半，一名政府精算局的统计专家指出，“2011年已婚成年人口比例将从1996年的55％降至48％，2021年将降至45％。到了2021年，独身男性的比率预计将攀升到41％”，比1996年高出25％。
在冰岛，非婚生婴儿的出生率现在是65％，所有后工业化国家也发生类似的转变。在美国，路透社“我们的联邦”系列报道也反映出相同的趋势。报道指出，1970年到1990年间，美国人结婚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
现代美国社会孤单寂寞问题恶化，亚伦的学生似乎也相当熟悉，这些事实包括比比皆是的离婚现象，以及经济压力使得两性关系更加恶化；美国单亲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多，遭父母亲遗弃的孩童数量节节攀升，没有跟子女一起生活、困守在赡养之家的老年人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他们都十分清楚。
“我们对共同的过去没有感觉，与上一辈人不亲近，毫无历史感，因此对自己的根没有感情。”一名学生指出。他又说道：“一旦没有这样的根，我们的社会就丧失了将大家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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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的缘起（2）
有多位学生谈到维持长久的友谊越来越不容易，以及正在美国许多角落破坏并肢解小区共同生活的力量。也有学生说，退学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一趋势造成了社会的疏离、孤单问题，而最终结果则是早夭。好几位经商的女性学生也谈到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男女犯案入狱，都市街道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毫无意义的暴力事件。“当晚上在街上有陌生人靠近你时，你所能感受到的只有害怕。”一名女性学员说道。
一名年轻人疑惑地说道，倘若孤单问题已成为现代生活如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的医学统计专家将看不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说不定人类已经用相同的方式适应了其他的问题，我们将会住在各自的塑料气泡空间里苟活下去，跟任何人都隔绝不相往来！说不定我们会适应孤单，对它的毒害产生免疫力。说不定因特网会成为不光是相互沟通，还包括两性关系的主要模式，在网络空间里，我们都能待在安全而隐私的聊天室里，与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进行性爱！说不定我们会研发出消灭这种痛苦的药丸，借以忽视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有段特殊的评论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一名资深的企业主管很有把握地断言道：“孤单是现代社会最大的瘟疫。”然后他又以同样的口气说：“你的统计数据谁也无法争辩！”他顿了一顿，好像陷入自己的思绪里头，才又问道：“但是，在读过你的书后，我想要明白的是，为什么爱那么脆弱？为什么爱那么难以捉摸？”
然后他以比较缓和的语气接下去说：“我想在场的人都同意，爱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而它却那样脆弱，那样难以维系。为什么我们会从彼此的关系里逃离，那么轻易地就将生命中最最珍贵的东西弃置不顾？身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却老是选择疏离和孤单，而不是同伴和爱！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就向愤怒、憎恨和暴力屈服，要不就是对身边人的命运完全冷漠，就在爱是你明明想得到的时候？”
“那跟权力有关。”“那是为了操纵。”“那还比较简单。”“爱需要下许多工夫。”“爱让你变得脆弱。”“遭到拒绝的话，创伤会很深。”——所有这些，都是当晚同学们随口表达的反应，然而他们的回答却都不足以让我满意。当亚伦提及这些问题时，我发现自己也在扪心自问，为什么我必须为弟弟的死这样地久久陷于哀痛之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拷问自己，生命中真正珍贵的是什么？的确，那么重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错失掉？为什么当试着去爱的承诺能够得到如此明显的治愈转机之时，我们却如此容易就陷入孤单，或是向愤怒投降呢？
那天夜里我返回巴尔的摩，这些议题的重要性牢牢地攫住了我。就是这个信念逐渐将我拉出《 破碎的心 》的单纯修订，转为撰写这本《 我的哭声无人听见 》。这本书所涵盖的并不只是一些健康数据和死亡率的统计资料——那是脱胎自《 破碎的心 》里婚姻问题统计的论述——而是从孤单，包括求学失败引发的早夭死亡率等其他来源所得到的证据。
因为从学校退学的人将会碰到一辈子的沟通困难，演变成社交孤立的毁灭类型。与单身、丧偶和离婚者一样，退学的孩子也会感到同样的孤独和无助，因心灵破碎而死亡的危险也同样地高。他们也将与朋友、爱侣和社会所能给予的安慰绝缘。同样的，生命的灵药也无从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哭喊却无人听见的苦况，可能比任何人都来得厉害。就像许多孤单无助的人一样，此种求学失败的庞大支流将汇入社会孤立和疏离的主流里，正在耗尽我们国家的健康资源。
然而，诸多支流在现代社会汇集成越来越高的孤单浪潮，这样的概念明确告诉我们，解决之道并不是单纯的劝告，或毫无内容的警告——比如要当事人“自助”。劝人“走出泥淖，去交个朋友”只是简单地掩饰了这个议题的复杂性。我并无意为这样的行动泼冷水，然而，试图仅以自助的方式脱困，在面对孤单的感觉时往往会变得狼狈不堪。
写作本书的缘起（3）
问题也不像《 芝加哥论坛报 》在评论《 破碎的心 》时所说的“离婚总比死了要好”那么简单。而孤独的儿童、极度缺乏自尊者以及举目无亲的病老之人，也都无法靠着结婚来解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