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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急遽的变迁，在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负责“社会综合分析”的汤姆·史密斯（ Tom Smith ）评论道：“这种古老的制度存在了千百年，我们在30年内就将把它转化为新的制度。”
作为婚姻制度遭受破坏、人们对婚姻态度发生逆转的象征，新的人伦关系随处可见。就像如前所述，疾病控制中心1995年发布统计显示，美国的离婚率在1965年至1975年急遽上升，而这种趋势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几乎从未改变。
在1965年之前，美国离婚率一向相当稳定，随后传统的社会模式发生重大改变。1975年，超过一百万桩婚姻以离婚收场，这个数字在当时是空前的。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1964年到1974年，离婚率翻了两番，此种趋势到1975年并没有多少改变。疾病控制中心的资料显示，1990年共有1182万件离婚案，是1985年来的最高峰。此后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
话说回来，离婚率的急遽升高，只是人们态度巨变的一种表现，在离婚事件中必须忍受失去双亲之一的18岁以下孩子，其数量也与离婚率同步上升。在1955年之前，离婚案中几乎有50％的当事人，或者膝下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已长大成人并搬出去住。（ 图六 ）
离婚家庭的子女人数，从1953年的33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075万人，增加了3倍多。如果把1953年到1990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此后这种趋势一直没有多大改变等因素考虑在内，则离婚家庭子女的增加人数更是可观。子女已不再成为父母离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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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正在遭受破坏（2）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家庭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众所周知，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在过去30年来一直大幅下降，未婚妇女生育的子女人数却大幅增加，正如图七、图八所显示的那样。
图六18岁以下未成年人父母亲离婚者（ 计算单位：百万人/每年 ）
资料来源：Popenoe & Whitehead，1999图七美国未婚妇女生育率增加概况
（ 百分比依种族、年份、全部人口*计算 ）
*“全部人口”包含白人、黑人及其他种族群。
资料来源：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998
疾病控制中心在1995年对这些趋势所作的分析是：
图八成年未婚伴侣与子女同住者
资料来源：Popenoe & Whitehead，1999
由于一段时间内女性生育能力的相对稳定以及已婚妇女生育能力的持续下降，未婚妇女所生子女的比率已从1980年的184％上升至1992年的301％。
该项分析同时指出，1980年以来未婚女性所生子女人数的比率之所以增加，主要是因为未婚白人女性生育突然大幅增加所致。1980年以来，黑人女性未婚生育的比率增加了7％，白人女性竟增加了94％！
与此关联最为密切的是教育水平的低落，疾病控制中心指出：
未婚妈妈往往是教育水平低落的一群，这种差异又跟她们年龄普遍较低有关。即便将20岁以上的未婚妈妈单独抽出来看，据报道也有三分之一没念到高中，而低于高中学历的群体在已婚妈妈中只占13％。
跟公众普遍的看法相反，随处可得的避孕及堕胎方法虽然显著降低了全美国的生育率，却并未降低未婚女性的生育率。一般人并不了解的是，与生于正常家庭的儿童相比，未婚女性所生儿童找医生看病的频率高得多。这些孩子更容易遭遇求学失败或功课不佳的危险。现在光是由于这部分孩子数量增加导致美国医疗和教育经费上的支出，每年就要消耗掉数百亿美元，而且这些支出还在持续攀升。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出现，就会不断重演。
高离婚率和未婚生育剧增，使全美国单亲家庭子女数量迅速增加。根据人口调查的估计，美国单亲家庭的孩子人数，已从1968年的800万增加到1998年的将近2000万。一项分析报告指出，1955年到1965年，美国单亲家庭增加速度不算太快（ 从270万增加到2727万 ），然后就一路蹿升到1975年的将近500万，显示出离婚者的重婚率再也赶不上离婚率了。
在今天的大多数单亲家庭里，家长（ 通常是女性 ）不得不外出工作谋生，因此必须把子女委托别人照顾。也有越来越多的双亲家庭，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与孩子分离。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因素必须融入上班妇女的实际生活之中。妇女必须有经济保障，才能决定是否在家带小孩，但大多数的妇女已经丧失了这种保障。
这种人口比例变化趋势，一旦在内华达州出现，很快便扩散到全美国，成了一种模式而非特例。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单亲家庭数量攀升，离婚后再婚者锐减，以及未婚女性生育的比率增加，的确显示出未来双亲家庭将沦为社会特例而非常态。
1998年，美国人口调查局针对这种趋势做出总结：美国社会在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民众远比从前更容易沦为社交孤立和孤单问题的受害者（ 图九、图十 ）。具体数据如下：
图九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与单亲父母同住者（ 百分比依种族及年份计算 ）
资料来源：Popenoe & Whitehead，1999
1998年，已婚并与配偶共同生活的成年人为1106亿（ 占全部成年人口的56％ ）。
25岁到34岁的美国人中，有1360万人未婚，占该年龄层的347％。其中534％的黑人未婚。
1998年，有1940万人离婚，占全部成年人口的98％。
婚姻制度正在遭受破坏（3）
18岁以下未成年人有1980万人生活在单亲家庭里（ 占同年龄段人口的277％ ）。
1998年，绝大多数单亲子女和母亲一起居住（ 占841％ ）。
大约400万未成年人住在祖父母家里，占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口的56％。这些孩子里有140万人失去父母。
已婚者中由女性一方负担家庭开支的比例，从1990年的74％增加到1998年的229％。
图十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与双亲*同住者（ 百分比依种族及年份计算 ）
*所谓双亲，含同住之其中一人为继父母的情况。
资料来源：Popenoe & Whitehead，1999
菲利普·史雷特在《 寂寞探索 》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家庭破裂的情况十分严重，整个国家的文化已被推向崩溃的边缘。作者认为，孤单问题不仅损害着美国文化，也将公众的健康推向崩溃的边缘。情形的确如此，在许多案例里，人们的心灵已经被孤单逼近了那个临界点。（ 图十一、图十二 ）图十一美国女性结婚比率下降情况
（ 每1000名15岁以上女性结婚人数 ）
资料来源：Popenoe & Whitehead，1999
图十二与异性未婚同居之成年人人数增加趋势（ 单位：百万人/每年 ）
资料来源：Popenoe & Whitehead，1999
人际接触影响心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剧烈变动的人口趋势，似乎与把人伦关系与心灵紧密相连的生命直觉和古老智慧背道而驰。几乎就在发现心灵及其智慧存在的同时，人类也认识到，彼此相伴与相爱对心灵有着深远影响。
大多数人常常感觉到，当接近所爱的人时，心脏会狂跳不已，偶尔被人侵犯或令自己不悦时，也会有这种反应。人在痛失所爱时，总感觉自己的一颗心直往下沉，好像重物压在胸口。在与他人不计其数有声或无声的对话里，我们明了自己会对他人的心脏系统造成各式各样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相当深远。
伙伴关系对于心脏所发生的影响，在科学家进行分类之前，给人治病的医生就懂得不少了。如此古老而又广泛的知识何其不幸，让许多人将医学上的好处视为理所当然。当大家接受彼此接触蕴含的力量时，医学又掩蔽了事实，让我们不甘心承认真相。问题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许多普通的人际互动都会影响到心脏，范围从几乎探测不到的短暂反应，到终身难忘甚至令人丧命的重大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人际接触没有影响心脏，那倒值得警惕——因为生命过程中没有几种状况不涉及人际接触。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人际接触无处不在。去看医生、与朋友或爱人争论、承诺或赞美、性行为、社交聚会、运动竞技、失去挚友或爱侣、嫉妒、羞辱、得胜、把孩子抱在膝上玩、情人间默默握手、静静抚慰垂死的病人——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心脏。
正因为人际接触无所不在，我们很难从所有已知影响心脏的因素（ 遗传、饮食习惯、吸烟、运动等等 ）中，找出人之情谊的单一影响。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这里所谈的人际关系还包括缺少生活伴侣、爱的缺乏、害怕失去爱、害怕遭到拒绝，或是真的失去爱等因素。与运动健身和饮食控制相比，伙伴关系到底有多重要呢？直到不久之前，绝大部分研究还只是探讨运动、饮食、吸烟和类似行为对于心脏的影响，往往未考虑到生活中若是缺少了同伴、关爱，或是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对于心脏会产生什么影响。
虽说爱和心脏在象征层面上的关联已被普遍认知，然而长期以来，科学家研究心脏时最容易忽视的因素就是爱。在许多研究里，专家们在探讨心脏病患者病因时，甚至懒得记录调查对象是否单身、是否已婚、是否有伴侣！据我所知， 1977年《 破碎的心 》出版时，没有一本以心脏为主题的生理学教科书的索引有“爱”这个条目，“爱”字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医疗手册上。压力、痛苦、焦虑、恐惧、社会支持和愤怒这些字眼，有时会出现在有关心脏的教科书上，但是“爱”这个字从来不曾出现过。
到1998年，情况有了一点改变。因最早在研究中指出饮食控制可治疗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而受到大众瞩目的迪恩·欧尼胥博士，在1998年写了一本书《 爱与生存 》，书中支持《 破碎的心 》的核心论点。欧尼胥博士检索了国家医学图书馆1996年到1997年的数据库，发现只有四篇论文谈到了爱和心脏病的关系。可见《 破碎的心 》的出版，也许对医学研究和大众的态度造成了若干正面的影响。事隔22年，四篇讨论爱和心脏关系的文章问世，而欧尼胥博士又再度呼吁科学界和社会大众，把爱看做是一种医疗上的动力。
公众常识和科学态度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理智上的分裂现象，某些常识上所能接受的事情，难道科学家和医生就看不出来吗？为什么我们一直使用着诸如“破碎的心”、“心碎”、“心病”、“无心”、“甜心”、“心的语言”和“别让心肠坚似铁”等等这样的词汇？为什么人们老是相信自己认识的人是心碎而死，而20世纪和21世纪的死亡证明书却从未做过如此的诊断？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力量统治的文化里，然而人们总在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越多，我们对于个体、人际交往的了解是否也会随之增多。对于人类的爱、友谊和面对面谈话的重视，似乎不单在教科书里消失，也在报刊杂志以及各种复杂科技所建造的城市消失了踪影。如果不能了解我们对于彼此相爱，也不了解彼此相伴是一种生命需要，那么最后付出的代价说不定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脏和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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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型疾病摧毁着心脏
我曾经一再声称，寂寞的问题虽然被人严重忽视，但是若说它是其中一种最致命的危险因子，可以决定谁能够安然无恙而生，谁又会阳寿未尽而死，迄今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仍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我也介绍了另外几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仍未详加说明。譬如，现代生活中的寂寞问题，有很多跟我所谓的“沟通型疾病”源自相同的背景。这种疾病将通过人一开口讲话血压就急遽升高等自律神经活动反应出来，而且在导致人类过早死亡的健康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也讲过，沟通型疾病不仅会在成年的黄金时段就将人打倒，这些问题往往可以追溯到当事人的童年时期，他们和同伴间对话的能力即已遭到摧残。这个问题最明显的根源，就是父母使用了所谓的“有毒话语”，诟骂相加，孩子果然最后过早死亡。
同样具有摧毁力的是求学过程的失败，它与日渐增加的过早死亡率大有关联。这种生活上的失败，往往夹杂着孩子更早时候在家里遭到言词虐待，迫使其终身人际孤立、社交放逐、沮丧绝望越陷越深——所有这些到最后统统会使健康问题的危险性升高，直到最后摧毁人的心脏。
接下来的章节将跨入真实的医疗数据本身。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