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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础＞驮谂芏亩恿欣铮妥挪降鞯慕谧啵么拥闹蛋喔刹亢捌鹆恕�1…2…3…4”的号子，没想到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声音，还没有值班员一人的声音宏亮，把连长指导员气得够呛。
立功名额是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总政一再严令的控制指标。人多功少，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无法跨越的坎，心里都有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三个月的战前训练，加上十一个月的猫耳洞蹲守，吃了那么多的苦，流了那么多的汗，一次又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回来了，荣誉就是对这所有付出的肯定与褒奖。可是，只有三十个人能得到肯定，另外七十多人的付出与牺牲用什么来证明？又用什么来回报日夜牵肠挂肚的父母？
教育一场接一场地进行着。什么“如何正确对待荣誉，做到不争功不抢功。如何正确看待军功章与付出”。每场教育之后就是一场讨论，讨论之后又是一篇心得体会，最后还要求在“不争功不抢功”公示板下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所有的教育和要求我都是在被动地接受着，甚至是违心地敷衍着。我的心里也开始惶恐起来，担心我的二等功会不复存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将如何向我的父母交待？又将如何向亲朋好友们解释我原来的二等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不，是恐惧，是一种让我不寒而砺的恐惧。连队的教育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演讲，班副张念勇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六零炮班一名战士和连队八名干部也都发表了演讲，都坚决表示把功让给牺牲的烈士，伤残的战友和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战士。可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谁的贡献突出，谁的贡献不突出呢？
指导员也一直在教育中强调：不能评上功的同志，你们也有贡献，你们也有牺牲，你们也吃了同样的苦，流了同样的汗，你们也与毒蛇和老鼠为伍生活战斗了一年，攻击的丛林里也留下了你们的脚印，防御的战壕里也留下了你们的身影，甚至有的同志流过血负过伤，你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生与死的压力。但由于名额的限制，你们需要再度作出荣誉上的牺牲。。。。。。
狭小的房间里十分拥挤，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烦躁，每个人都心思重重，每个人又都不能沟通，不，是不能吐露自己的心声。木楼后面就是一片开阔的水稻田，我想，此刻那里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我赶着西下的夕阳来到稻田边，辛劳的人们还在水田里插秧，这是我家乡的劳动场景，也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生活场景，他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年复一年过来的，而我的兄弟和姐妹也将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我不想继续下去，于是不满18岁的我参了军，希望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努力自学，企图提升自己而有机会改变，战争的命令来了，一切轨迹都改变了。但我把战争看成了最好的改变机遇，我要求从炊事班下到战斗班，我毫不忌讳自己想当战斗英雄的愿望，我在士兵中第一个立了二等功，我的命运改变了，我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写信告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可在五个月后，又说是冷结了，说白了就是作废了，走了一个大圈，我又回到了起点，我又要继续我眼前农民们劳作的场景，又要继续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原始劳动。
重评的结果已经报到了连里，我仍然是二等功，只是连里还在研究，最后的决定权在连里，可是二天都过去了，连里一直没有公布名单，我不明白迟迟不公布是什么原因，忐忑不安中，班长和战友们都肯定地说我的二等功是铁板钉钉。人大概都喜欢往好的方向设想和幻想吧，我竟然也相信了。
上午十点，立功名单公布了，平静期待的队列里当即就有很多的人表示了不满，队列一下就乱成了一锅粥。一天阵地没有上过的老爷兵XXX竟然也立上了二等功，而我的二等功变成了三等功，反应最为强烈的是那些既没立功又没入党的人。一年作战的牺牲，一年作战所承受的磨难与压力，难道真的就是过眼烟云？过去之后不留一丝痕迹？还有评功中的标准到哪去了？不是说要按贡献大小来论功行赏吗？怎么一天阵地没上的老爷兵也立上了二等功？
想归想，不平归不平，我甚至认为，我是得罪了连队的某个领导才有今天的结果。不满和不平已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质疑。
就在有人得意，有人愤怒，有人不平的时候，郝爱和刘延河的举动，让我，相信也让所有人的灵魂都受到了震憾，他俩慷慨激昂地让出了自己的三等功，让出了证明和肯定自己的三等功。他们说，跟牺牲的烈士们相比，跟伤残的战友们相比，我们能活着回来，能健全地回去孝敬父母，父母不遗憾，自己不遗憾。我们不立功也是最大的满足，也是最大的幸福！
他们说的没错，做的也让我敬佩，可我不知道自己是该不平，还是该反省了。
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又回到了入伍时的起点。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21） 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晴转多云。
凌晨三点，值班干部吹响了刺耳的哨声。这次的哨声跟一年前在古木的哨声一样，情景却大不相同。我醒了，却不愿睁开眼睛，更不想动弹，听着木楼地板发出“咚咚咚”的响声，我清楚身边战友们的起床动作到了哪一步，更清楚也有其他战友跟我一样，赖在地铺上没动。
在班长的催促声中，我睡眼惺松地详装不知是怎么回事，当看到其他战友都已着装完毕并开始捆被包了，这才慌忙穿好衣服，拿起毛巾就直奔楼下李久清的房间。他那里有脸盆，也有水，这是后勤区别于战斗班的优越，有事没事，我总喜欢到他这里来优越一下。此刻黑灯瞎火，估计全连不会有多少人能洗上脸。
边洗边得意着，因动作过快，不小心碰触了这几天特别爱流血的鼻子，腥热的鼻血涌流起来。此时部队就要离开，出血的鼻子让我在心里暗暗叫苦。
来到盘龙，可能是天气过于干燥炎热，加上情绪也一直很糟，鼻子动不动就出血，而且出血量很大，堵都堵不住。我赶忙用水在后脑勺上拍打，意图冷却发热膨胀的血管，这招在平时是基本没用的，可能是凌晨并不太热的原因，此刻却很有效，鼻血很快就不流了。
整座木楼都在颤动着，我故意把脚下得很重。自从能改变我人生的二等功变成了无关痛痒的三等功后，我想发泄，却不知道找谁发泄。如果原来没有立过二等功，现在的三等功或许还十分值得庆贺。就要回去了，我该怎样面对父母和亲戚朋友们？又该怎样跟他们解释？又该怎样面对他们的猜测和议论？
边打被包边想着，越想越觉得窝火，十分熟悉的被包打法，却一连好几遍都打错了，别人都下楼了，我还在打着，心里发着狠，不打好，宁可掉队走不了，也得把被包打好。
值班员的哨子显然吹早了，匆匆忙忙下楼等待的战友们又回到了房子里，半个小时后才开始登车。三辆物资车，四辆人员车，个人物品都扔到物资车上。枪随身带着，被包通常是当坐垫。连队花了两天时间专门训练登车的动作，此刻被无边的黑暗搅得一塌糊涂，当然也有人借着黑暗制造一些混乱，以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除了车没动，到处都是骚动的黑影，把连队干部气得大骂。有人想坐在车尾看风景，就磨磨噌噌落在后面，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先上车的已凶狠地吵了起来：“这儿不能放就是不能放，你又能怎么的？”口气很凶，是一付强者对弱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我听出是张锋的声音，虽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的脸上是轻蔑的表情。
跟张锋吵架的是张忠元，张忠元并不是弱者，但在气势上他是弱者。张锋是班长，他是战士，这本来就是一个无形的压力，争吵当中又得到了王永利和董吉良的增援，妄图用气势压倒张忠元，如果张忠元不服，就有大打出手的劲头。
张忠元的口气软了些，但仍在据理力争，“连队规定把枪放在车厢两边，你说不让放就不让放？”
张锋他们又群起而攻，我和李曰洋忍无可忍，拉开了要和他们打架的架式。他们太欺负人了，我清楚这不为纪律所容许，但我们的心里都有一股不名火要发泄，李日洋的矛头指向王永利：“仗着老乡多，就可以随便刁难人？”
我的矛头则指向董吉良：“不关你屁事，闭上你的嘴巴。”董吉良万万没想到我会参与，他吃惊地看我一眼，没再作声，他大概听出了我不是劝架，而是在向他示威吧。
四班长张佩德和五班长刘景昌也为枪的放置吵了起来，整个车厢都淹没在粗声的咒骂声中………
干部们走了过来，厉声地制止了漫骂，他们很气愤，没想到部队会如此混乱。
我的心里则有一些得意：“这是你们应该承担的后果，你们在把握立功人员名单上的作为，已彻底丧失了作为领导的威信，一天阵地没上的人立了二等功，该立二等功的只立了三等功，有的甚至没有立功……”
“张佩德，你下来”。连长已是怒不可遏，全车厢顿时雅雀无声，“你说，是哪支枪丢了？”
连长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枪丢了还了得，这可是通了天的管理事故，如果真丢了枪，那他连长的乌纱帽也跟这枪一起丢了，那丢枪的人也得弄个严重警告放在档案袋里。
张佩得是八二年的老兵，他虽立了二等功，回家后可以安排一份不错的工作。在我看来，他也有很大的怨气。跟他同样资格的朱勇刚，马燕珍，郝允龙不光立了二等功，还提升为排长，成了职业军人，而他回到营区就得脱下军装回家了。
面对连长的质问，他幸灾乐祸地说，“枪是发给秦松柏的，是他丢的。”
秦松柏闻声站了起来：“发给我了？是我丢的？我没有领那支枪，根本就没有那支枪。”他语调虽然急促了一些，但成竹在胸，似乎在等着看一场闹剧的上演。张佩德是他的班长，他们之间有过磨擦。
连长急了：“怎么回事？讲清楚。”
“他把枪领回来，但他把枪号记错了，他再对枪号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枪号，他没弄清楚就说我把枪丢了，实际上那支枪就在我的背包下。”这回轮到秦松伯幸灾乐祸了。
连长气得大骂了一通，而在随后一整天的时间里，张佩得硬是坐在车厢里的一角，耸拉着脑袋一句话没讲。在平时，他的嘴巴是闲不住的。
雪亮的汽车大灯把黑暗的街道照得如同白昼，我这才注意到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站着一到两个目送我们远去的身影，尽管气氛远没有一年前在古木镇向前线开进时的热烈与激情，但他们默默的相送，还是让我的内心涌动着一份温暖，我抬起右手向他们挥动着。
庞大车队的行进，会构成一幅壮观的场景。根根雪亮的光柱刺破深隧的黑暗，随着车体的蠕动在夜空中张牙舞爪。我们不再有人说话，大家的情绪反而随着车轮的颠簸稳定了下来。
再见了………盘龙！再见了………南国的边陲！
一个士兵的战地日记（122）
与来时的日程相比，这回去的日程就显得不紧不慢了。
第一天从盘龙出来，凌晨三点就起了床，全营在公路上集结完毕，结果弄到七点才正式出发。坐在车上的我不知道终点是哪里，只能看着车后逝去的风景。我的战争，我的老山前线，我的八里河东山上的猫耳洞，还有已经听惯了的枪炮声，都像这车后逝去的风景，过去了，不留痕迹。我能带走的只有渗入到身体里的风湿和这对一年战争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或许多年以后，我会忘掉眼前的风景，忘掉其他的许多经历，但对于这一年战争的记忆，将是一生的，一世的。
庞大的车队行驶在人口稠密地区，公路上常常有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车队本就塞满了狭窄的公路，行人和自行车在车队中见缝插针地穿行，司机们害怕发生交通事故，车速慢极了。晃晃悠悠当中，我睡的很安逸。
下午四点多的样子，车队进入一座不大的军营，我们晚上将在营区过夜。
营区不大，是一支高炮部队营区，操场上停放着一排高炮。高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武器系统，我们顾不上舟车劳顿的疲劳，一下车就把高炮围了个水泄不通，这里摸摸，那里看看。
听别人说，这里是开远城郊，我却看不到开远城的影子。
晚上睡的很好，好像什么都没有想。白天所有的动作都是按值班员的口令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