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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用眼睛与我们打了个招呼，目光咄咄逼人。
远在搬来生命圣母院之前，毕加索还住过著名的圣维克多山的沃韦纳格堡，那座城堡建有四座塔楼，记得有一次，西北风乍起，头发迎风而立，我眯着被暑假阳光晒皱了的眼皮一一数过，发现这个城堡共有四十个窗户。在阿尔勒收葡萄的大忙季节，我们曾陪伴爷爷和爸爸来过。还有几次，爷爷不在场，爸爸吓唬我们说他曾碰到过幽灵，是这座城堡的老主人德·沃韦纳格公爵，显过灵……
谁曾想到1973年4月的一天，毕加索也搬到了塞尚的故乡圣维克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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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毕加索》19
日内瓦。我陪受煎熬地坐在沙发上。这是最后一搏。我哭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只是觉得自己错了。
“我为什么看不到？……”
在我身后，响起心理医生的声音：
“看不到？清醒点……”
我不再说话。如何才能表达心灵深处的矛盾？悔、爱、怨交织在一起，理也理不清。
苦不堪言。
毕加索对自己作品之外的一切统统无动于衷，我怎么这么笨，这一点总搞不明白？他生活的中心不是巴勃利托，不是我，不是我父亲，不是我母亲，不是我奶奶奥莉嘉，也不是为他而死的女人。唯一重要的只有他的画，其他都不重要。为了创造，他需要毁掉一切妨碍他创造的东西。
“一张画，”他曾对《艺术画册》杂志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塞沃斯说过，“一般来说；一张画是各种因素相加的总和。而在我这儿，一张画是毁灭的总和。”
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理解，我们也在毁灭之列……
“大师不在。”
大师不可能在。大师不可能为了我们，也不可能为了其他受害者而存在。
我们只是其艺术剩下的残渣。
“今天就到这儿吧，夫人。”
父亲与我约定在儒安湾一家名叫“护航舰”的酒吧见面。他刚与克里斯蒂娜·波普兰结婚，我们曾跟父亲和她在厄尔河吉索尔附近的布瓦热卢城堡一起度过假，所以认识她。
我对她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她处事很小心，注意不在父亲和我们之间插一杠子。她很放松，可能有些无所谓，我们跟邻近农村的孩子一起玩耍，她也从不干涉：这些了孩子教我们在小灌木丛中抓鸟，与哥哥和我一起在谷仓和爬满常青藤的小教堂废墟上玩捉迷藏，这个地方是爷爷与奶奶奥莉嘉还相亲相爱时买下的。我们一起去鸡舍捡蛋，挤牛奶，喝冒着泡的鲜奶。我喜欢牲口棚里的气味，还有刚收割的青草的气味。我的手什么都敢摸：泥土、麦秸、小牛的屁股。我觉得什么都不脏。那些日子无忧无虑，爸爸也很开心。他常常开怀大笑，看到我们自由自在，自己也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心情格外舒畅。爷爷不在身边，没人管他。
克里斯蒂娜从来没把父亲理想化，好的坏的她都接受。她从来没有想引诱毕加索。当然，父亲没有自由，她很不开心，但是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她属于那种爱一个男人就接受他全部的女人。
护航舰酒吧。父亲已等在那儿了。他吸着烟，面前的烟灰缸已堆满吉普赛女郎牌香烟的烟头。他用手指打了个榧子把侍者叫来：
“一杯热巧克力，一杯可乐！”
热巧克力是给我的，可乐是给巴勃利托的。
“学校还行吧？你们的气色挺好……”
全是些应景的话，无非是“学校、身体、一周的计划”。
我们没有计划。
沉默，然后听爸爸说：
“我没空来看你们。我是从巴黎过来的。你们的爷爷需要画笔和其他东西。我不能不管……”
我们本来想谈谈他与新夫人生的儿子伯纳德。这是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孩子，和我跟巴勃利托一样，都是毕加索家的人。
他和我们都没好意思涉及这个话题。
他已经站起身要结账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沓钞票，从中抽出一张一百法郎的。发现那杯可乐巴勃利托一点都没动，他有些纳闷。
“别不喝就走，”父亲用责怪的口吻对他说。
巴勃利托拿起杯子，一口气喝了下去……跑向洗手间。他回来时，眼圈红红的，流着眼泪。他刚刚吐出的不是可乐，而是一个不知道疼爱孩子的父亲。
基督教中学最关心的不是收学生的钱，而是实施良好教育。莫诺牧师通知我母亲：因为缺乏赞助，学校要关门了。我们心里空落落的。以后怎么办？
母亲着急了。尽管与爷爷不和，还是给他写了信，说为了进这所学校，曾费尽周折。现在，她需要帮助。不管怎么说，他也应该为我们的教育尽点力。她张罗起来了，又给爷爷的律师安泰比先生写了封信，还请夏多布里昂学校的校长也给毕加索写信。他在班上给我们留下了位子，等爷爷的回话。
回话终于来了：
“去见我的律师。”
《我的爷爷毕加索》20（1）
“两块橡皮……两把尺子……两支圆规……两本书……两本练习薄……”
一家卖文具的书店通过安泰比的斡旋与毕加索达成协议同意为我们提供学习用品，我们可以到那里去选购。两块橡皮、两把尺子、两支圆规、两本书、两本练习薄。但我们拿不到单子上没有列出的物品。一切都经过精心计算。如果我们需要一本增补的书籍，要征得这位神圣律师的同意。他经管爷爷的财产，任务就是要睁大眼睛看好家。
夏多布里昂学校的生源经过严格挑选的，学生都是富家子弟，但又是一些可能给家庭名誉、名声或财产带来损害的孩子，也是一些父亲们顾不上管的孩子。他们在等待时机，以便重新取得应得的那份权益。眼下他们是龙困浅池，虎落平阳，但在这所学校可以自由支配其父亲从生意、离异、非法男女关系和股份上所获得的钱财。
他们像我们一样都很会掩饰自己的出身。像我们一样，他们对自己出身名门却是没人管的孤儿而倍感羞愧。只有老师才会把我们带入现实中，我们身上所谓的名气让他们感到自豪。以后他们会对别人说：
“我曾教过毕加索的孩子历史、数学或语文。”
这也许是一种能与院士媲美的荣誉。
尽管如此，小毕加索这个星期却交不起购买运动服的钱，辅导员要他们想办法解决。要想交钱购买，辅导员必须等待安泰比先生的同意，而后者还要与爷爷研究一下才能决定。
答复两个月之后才到。
这个星期，小毕加索们被校长叫到办公室。校长说，尽管校方写了几封信，他们的爷爷还是没能把两个学期的赞助费交齐。学校已经绝望，请他们把此事转告他们的母亲。
“这事与我无关，”妈妈对校长说。“请与毕加索和他的秘书联系。”
两个月后，才交齐了全年的赞助费。
费用……费用是有了，但是这期间我们买书需要的钱呢，还是没有着落。
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小毕加索们当够了替罪羊。
吃完了保温瓶里的东西和炖小牛肉，我们在教室里这顿穷人的午饭就算结束了。夏多布里昂学校里没有食堂，却有一个铺着白桌布供应美味佳肴的真正餐馆。
这些好吃的东西令我们大倒胃口。
我十六岁，巴勃利托十七岁半。春暖花开，午餐过后，学校的学生都去附近的酒吧露天茶座喝上一杯咖啡。我们效仿不起。他们有钱，而我们没钱。今天下午没课，他们肯定要去看电影或者到戛纳沙滩上去玩。垫子、遮阳伞、脚踏小船、薄荷冰水……一应俱全。他们有的是零用钱。
零用钱：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很生疏。
他们有时会请我们去参加家庭舞会或者到他们家的游艇上去玩。
对这些无法参加的活动我们只好找理由婉拒。
“我们不能随便出去，守得很严。”
母亲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好不容易才能熬到月底，父亲总是忘记寄来那笔微薄的抚养费，而我们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画家所最不操心的小人物，这些怎么能明说呢？
是的，确实守得很严。
卡诺大街、车站，开往儒安湾的汽车挤得满满当当，我们又能过上常人的日子了，有时我们会去沙滩玩，还有港口的伙伴。他们对我们知根知底，没那么好奇，对毕加索也不感兴趣。这才是我们的家。
自由和消遣在我的心中是联在一起的。我要去周游世界。新加坡、墨尔本、巴格达、加尔各答，这些地方我做梦都想去。我向往空间和距离。
为了把梦境拉近，我跟伙伴中的一位借来一辆燃油助力车，沿着海边小路出发了。昂蒂布（戛纳市郊）、昂蒂布海湾、纳普勒、泰乌尔……一路下来，风儿吹乱了头发。我根本不管跑了多少时间，也不管会遇到什么危险。我想做的只是要远离过去，越远越好。我停下来在小小的红色埃斯泰雷尔海湾里游上一番。从水里出来，吃上一个西红柿，啃一块带在身上的面包。率意而行，走到哪儿算哪儿。我是一个流浪者。
记得十二岁时，曾被圣特罗佩的警察拦下。我没有证件，但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他们只好放我走，因为我的样子很可爱，而且喜气洋洋。
我要是借不到燃油助力车，便与同学搭便车旅行。
“我们没赶上公共汽车。能把我们带到朱昂勒潘吗？”
我们凭着天使般的微笑，天真无邪的目光，能让素不相识的人载我们到西苔岛 。
暑假到了， 夏多布里昂学校关了校门，我们还有一年就要中学会考了。在校门口学生们谈论着下步的打算。
“今年去哪儿？你要去安的列斯群岛吧？”
“不，我要到迈阿密找我母亲。然后就不知道了。可能到爱尔兰去找我父亲。他刚刚又结了婚。”
现在论到我们了：
“你们当然会跟爷爷去西班牙，对吧？”
“当然。”
“是的，当然。”
这种说说而已的玩笑，爷爷当然不会拒绝的。
要去生命圣母院拜访爷爷。父亲在戛纳和瓦洛里交叉路口等我们。
“快上来，”父亲透过车窗玻璃火急火燎地说，“咱们迟到了。”
爷爷恩准接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可不能迟到。
。。
《我的爷爷毕加索》20（2）
我们属于一个以毕加索为尊的团体。我们的生命依附于他的生命。日复一日，人们赋予了他这种权力，他把我们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奶奶奥莉嘉成了他自私的祭坛上的牺牲品。他把我的父亲变成乞丐和奴隶，主宰着他的一切。他点燃了我母亲的疯狂。我和巴勃利托都要随着他的好恶而动。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从他那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他利用这种权力并到处滥用。艺术爱好者的吹捧弄得他相信自己的天才高于人类之上。他是操控一切的暴君，专嗜毁坏的吸血鬼。
生命圣母院庄园的栅栏门紧闭。父亲按了门铃。两短一长。门铃话筒响起了杰奎琳的声音。
“谁？”
她明明知道来的是我父亲和我们，只有父亲才这样按铃。问这话是想让我们在进门前就明白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目的是想羞辱我们。是想告诉我们，老爷是属于她一个人的，任何人都休想搞乱她在老爷和大师周围编织起的那张网。她要喷射毒液。这是一只毒蜘蛛。
“谁？”
她非要得到明确回答不可，否则决不开门。
“保罗！”
电动锁剌耳的开启声如同发出一阵责备，随即阿富汗种狼狗发出低吼，龇出锋利的牙齿。我们进入黑暗之中，这几只凶恶的看门狗紧随其后，一步也不放。它们受过驯狗师的训练，知道如何咬人，一有指令便会恶狠狠地扑向我们。
我们老老实实地一步步走过两旁裁着桉树和黄柏的石头铺成的甬道。杰奎琳站在那所阴冷森严的宅门前等着我们。她穿了一身黑，脸颊干瘪，身材有些变胖。
“老爷在小客厅里等你们，”她对我父亲轻声说，“正准备去睡午觉呢。”
一句话：“别耽误时间。”
爷爷坐在扶手椅上没起身。他面前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正冒热气的碗，还有一个长颈瓶，里面是杰奎琳为爷爷准备的药水。我父亲来时就告诉我们爷爷最近觉得身体不适。实际上大家谁也不信，知道他现在没病，也从来没病过。他的（也是马蒂斯的）私人医生只是例行公事地来看看，他知道折磨病人的是老年恐惧症。
但有一件事可以让毕加索放心，那就是他所有的“朋友”都已去世，只有他还健在。所有的人，包括科克托、马蒂斯、布拉克、安德烈·布勒东、德兰、他的共产党同志保罗·艾吕雅，还有四猫咖啡馆的合伙人萨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