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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很快让自己暴露在英国和西方联手的反谍报机关的雷达上。精神力量让人直立行走，让人带着尊严，带着高贵而松弛的微笑散步于人生的舞台。失掉尊严后，当人们的行为动机仅仅出于物质上的交换时，这种人就是跪在地上，带着镣铐在乞讨。后者让人蔑视。虽然从政治高度、从历史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反派角色李涯根本无权与人民英雄余则成相提并论，但如果从学术探讨的角度看，余则成和李涯这一对战场上的冤家对头，这样传统上的正反派角色，却共同具有这样的一般而又特殊的人的素质，耐人寻味。
《潜伏》结束时的几个镜头和旁白最让人心酸。一个是劫后余生的翠平回归到自己真正的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同时又最有安全感的鸡窝，取出数根金条、几个玉镯并把它们悉数交给组织作为党费后，回到村里，糟糠之妻竟然被“深海”同志的另一个更大的使命所“抛弃”，被永远“囚禁”在自己的使命的小镇上，在革命建设时期，母女相依为命，迢关险阻，望穿秋水。却不知，余则成已经在海峡对岸“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党这样的隐蔽战线工作的残酷性似乎被导演合理地夸大了。翠平的宿命与回归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无奈。细节上，导演的败笔在于，前来宣布翠平不能离开镇子半步的穿着洗得发黄的解放军军装的我特工干部丝毫没有任何同情心的表现，丝毫没有对冒着生命危险卧底敌营多年、不舍得多买一瓶洋酒，却捐出自己全部家当交党费的老地下党、骁勇善战的游击队女队长表现出最起码的尊敬，让人对《潜伏》的意义更加不寒而栗。而余则成在被劫持去台湾的飞机上对站长轻飘飘的一句“我喜欢潜伏的刺激”，是对朝思暮想的翠平的再一次折磨和侮辱。隐蔽战线工作之残酷可能被戏剧地渲染和夸大了。所有观众的感情都无法接受。我认为，导演完全可以处理得更有人情味儿。姜伟这种方式的结尾等于无言地控诉了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政治现实。吴站长批评余则成心重但手不狠，导演的片尾处理弥补了“深海”所缺少的那种恶劣和必需。
《潜伏》里的信仰和内敛（3）
戏里和戏外有时是很难分清的。为了信仰和工作而把家庭和个人的感情放在次要的位置，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是，今天，在*盛行的社会里，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偶尔谈论我们身边的某某显然在为自己和一个党派的信仰而忘我的工作，旁观者可能会哑然失笑，说这个人有病。在戏里，这是谢若林的角色，从事情报的买卖，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原则，最终被弃尸荒野。当年，这非常正常；今天，我们可能仰天浩叹一声：哥们儿，这更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时，体制在鼓励人性解放的同时，也更加助长人性的贪婪，所以才有了黑格尔所谓的，“相信人性恶比相信人性善，更有助于理解历史的进步”。*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伴随物质文明的进步是文明和道德的沦丧与倒退。他们当然在批评早期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可是，谁又能否认，我们今天的都市化进程，很多方面不也带着斑斑血迹和腥臭？
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我们的文艺作品因为敢于直面“极左”的丑陋和封建余毒的落后而具有启蒙的高度，那时谈思想解放，如饮甘露，似回到1949 年《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父辈们唱着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政府爱人民呐……”今天，我们再谈思想解放，却好像心情沉重，必须要像姜伟导演所说的要收着些，回到《潜伏》的日子，像余则成那样低声地劝解，低调地品味信仰的力量。我们是否具有时代的堕落这样的普及和巨大的悲剧意义？这，很难得出准确的和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因为我们不是有些愤青意义上的骂街。
俞敏洪、白岩松都在不同场合提到我这几年头发白得厉害。前者感叹地说，杨锐你的节目越做越得心应手，但是能坚持一个栏目整整10 年，在媒体里相对清贫地工作23 年，做到不改初衷，依然不易。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有顽固的新闻记者的情怀和理想。
本来一个有尊严的人都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品质，在这里提及似乎有些自负，但细想一下，其实挺沉重的。
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但是每一小步都是那么艰难。如果尊重每个人的信仰，那么即便是对手，我们彼此的内心深处也会有某种苦涩的敬重。如果这成为社会风气，那么，中国真正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不幸的是，今天的影剧院基本成为消遣的商业场所，屏幕上的电视剧场也大抵一样，哈哈一笑，或落几滴眼泪。盘算一下六七十元钱的电影票是否物有所值，接着在购物商城里回归物欲的天地。影视等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已经今非昔比。出了影院，关闭电视，我仍故我。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Don’t take it so seriously； or who 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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