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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这么远想说明的是，开放需要自信，自信不等于没有代价，代价是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哪怕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宗教试图让我们超脱，寄希望于彼岸和来世，因此要对现世施加清规戒律，此所谓“因果报应说”。但是，悲剧在于中国人特别现实和世俗，慧能的禅宗也是叫人自立门户，我即是佛。特别自我的民族能够超越吗？王国的心态和王道文化会让我们谦卑和顺从民意吗？包括国际民意。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佛龛后传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随他去吧。是无奈还是长老的智慧？我们在沉思。
这样说似乎仍然不得要领，因为中国人特别讲政治。所以我们无法远离政治。好在*总书记要求全党与时俱进，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新闻媒体也要三个贴近。
其实，细想一下，总书记的语重心长也包括国际视野。他访美时在耶鲁大学的演讲深刻阐述了*的重要性。不然，我们不会有汶川地震发生时的自信，不然我们不会开放敏感的地方供人家记录和挑剔。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解读我们民族的奥运心态（2）
政治的现实性还体现为求同存异。中外的历史和文化历程以及价值观存在许多巨大不同，虽然我们不断地认同某些人类价值的普适性，但是，我们在走向世界、融合与被接纳，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前行，有时甚至变得内敛和内向，如履薄冰。然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将会不可避免地常态化，因为中国的发展太迅猛，中国的市场太大，中国的供求打个喷嚏全球都会为之一震，再加上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比学赶帮，中国的崛起和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亚太地区倾斜将是不争的趋势和事实。西方的戒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后来者往往受到排挤，人性使然，再加上几个世纪来欧洲中心论和工业化率先在西方获得成功，话语权又牢牢掌握在西方人手里，所以不允许生杀予夺大权旁落。中国必须要学会在面对所谓辉煌的同时，面对批评和委屈。当然，我们已经更加自信，反唇相讥更有资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 年前我们就提出了这一口号。事实证明，渐进式的改革是正确的思路，虽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环境。
体育是一国实力的硬性指标之一，但是竞技体育只是一项指数，体育文化和全民健身的热情与自觉才是国民素质的全面检阅。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和举国办体育的计划经济。时代变了，个性在自由地伸展。人如此，民族性也概莫能外。我们既然申办了奥运，就要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自信和自强。所以，体育是一国的精神面貌的体现，它是精神的外化和延伸。美式橄榄球就是一例，高大威猛，野蛮冲撞，类似群殴，乱中不失章法，看台上山呼海啸，与拳击擂台一样。我们不能只看到人类动物性的攻击和求胜的本能，还要看到一切都被提炼和升华了，因为我们已经直立行走了几百万年。直立就是站立，站立就是尊严，尊严就是思考，有思考才能审时度势，更加自信。就这么简单，就这么难，二律背反。在中国，尤其如此。好在大家已经上路，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世界在看着我们。
顺便提一下中国的足球，尽管这个时候谈及足球是错位的。我只是想说，宋朝有个奸臣叫高俅，官拜宰相。他之所以在官场上青云直上根本不是治国有方，而是他弄臣的出身，而是他在宫廷里施展了自己在街头巷尾作恶少时学会的踢绣球的本领，博得了昏君的赏识，于是一朝选在君王侧，后宫粉黛无颜色。现在，足球运动早已走出皇室的*，但是我们的男足还在花拳绣腿，扭捏作态。我们的历史有许多龌龊的角落，不见天日，太令人难堪。但是，我们终要面对。
封建时代，历代君王喜欢为人民做主，尽管他们是世袭的，或者是在马背上拼杀出来的。他们说“我的历史我做主”，别人休得无礼。但是，现代化是西学东渐，是精神的大融合，是空前的开放。历史由人民做主。“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宫廷生活和宫廷礼仪已经家道中落，体育、足球也一样不能幸免，它是人民的，更是世界的。我们不分肤色和语言，一同竞技在五环旗下。体育强调一个起跑线，我们听取唯一的发令枪。奥运村里没有酋长，部落文明的余晖只在部分政客的心中。这是我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解读。
奖牌数量不能说明一切，让我们看到冠军光环以外的那些更加持久的价值和力量。我们的历史有许多龌龊的角落，不见天日。太令人难堪。但是，我们终要面对。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时，一位肯尼亚选手在东道主的资助下囊中羞涩地赶来参加游泳比赛，有意思的是，五个月前他刚刚开始学习游泳。就这样他无所畏惧地赶来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游泳竞技。他，当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在场的所有东道主观众都在用真诚的掌声鼓励他前行。这是顾拜旦精神的原教旨体现，催人泪下：重在参与。世界性、参与性，以及超越自我，这是我最看重的奥运精神，它检阅我们的民族襟怀和境界，看我们是否成熟和大度。
物质与精神，道德与价值，我们在重建。这就是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体制创新是检验中国是否是强国的根本标准。世界在看着我们。俯仰自由，意气风发，当仁不让，我们就是世界的。
这才是中国的自信，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梦想。但是我们今天的梦想之所以不同以往，是因为即便睡梦中我们的嘴角都挂着微笑。
希望奥运后我们都能好好伸个懒腰，因为大家嗓子都喊哑了，太兴奋，也太累了。平常心态是多么幸福，这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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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启示录：取舍与毁灭后的重生（1）
八万条生命与公民社会的建立、民族精神的再生
2008 年的一场地动山摇，彻底改变了巴山蜀水之间的一处经纬，瓦砾间八万多的冤魂惊醒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无数人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开始以不同方式思考有与无、生与死以及取与舍的辩证法。这是终极问题，涉及回归和彼岸。
几处断想
2009 年，我在美国加州度假期间，恰逢生日，浩叹虚度四十有六。是夜，朋友们举杯同庆，皓月之下扶醉而归，难免感叹生命的意义。归途中，朋友们说到多事的2008 年，说到30 年改革开放之际，广东一带人对思想解放的新解，以及精神上对春回大地的期待。朋友说，“*”中我们对富农手下留情，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喜欢从肉体上消灭农村的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我说，不对，死亡和生存有精神和物理两重意思。30 年前，这种人在中国生不如死；今天他们享受着体制和思想双重解放下的再生。
似乎说远了，不过人们的常规思维是有取才有舍，活着才能有希望；有所为而后才能有所不为。鲜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大部分人遵循先是进取、入世、获得，之后才是幻灭后的舍弃，以及出于无奈的出世。放弃是匪夷所思的，并为人诟病，而陶醉于名缰利锁则让大部分人津津乐道，不知老之将至。生命垂危时，这些人往往大彻大悟，但悔之晚矣。一位同事在为她父亲治丧时，我送她一条短信：送人和被人送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可惜，绝大部分人麻木不仁。流行的话是，活在当下。
2009 年5月，姐姐来北京开会，谈到父母催其为老人家选墓址，黯然神伤地说：“老弟，他们如此豁达轻松地谈论自己的归宿，让我很尴尬。”我开着车，在北京夜晚灯火繁华的街道上轻声地交谈着，耳畔是男高音帕瓦罗蒂的歌剧：《今夜无人入眠》。这位世界罕见的男高音C音之王两年前死于癌症。我对大姐说，请一定为我在父母身边留块地方，我要将自己一半的骨灰安放在父母身边，相伴到永远。我们没有说如何处置另一半。其实我内心是在思忖：另一半或者应该撒入江河湖海。寓意很简单，生前很难忠孝两全，首先要为国家尽忠，鞠躬尽瘁，死后才能为父母尽孝，先后入土为安。本来我就是父母生命的部分，涓流入海，是爱的召唤。传统里，国与家难分彼此，我更喜欢谈论有国无家的公仆精神，我以此建立自己的境界。
世纪交响
人生的悲剧和更大的意义往往在于毁灭可以带来新生。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是两个例子。毁于自然灾害的四川汶川等地又何尝不是，似乎这样相提并论一时令人难以接受。生命的残酷和生活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首尾相通的。正义之师用铁血把丑陋彻底消灭而后重建*和共和，成就了战后两个地区经济强国和世界大国的地位。而一年前，一场超强地震把善良和无辜的人顷刻间送进地狱，天地失色，蜀地涕泗滂沱。但是奥运会开幕式上我们见到姚明身边的小英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民族的希望。当心怀嫉妒，无法坦然接受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30 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西方媒体转播奥运时，美国奥运转播大户NBC 广播公司的聪明的摄像数次把镜头投送给姚明身边的，劫后余生并拯救了自己同学的小娃娃时，相信多数人会开始明白什么叫前赴后继。他们不明白的是，一个半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毁灭性的打击不仅粉碎了最后一个天朝帝国的梦想，同时也催生了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们对共和精神的上下求索，发动了前无古人的改革，进行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里是意识形态的死角，可怜他们的冷战思维和种族意识。 。 想看书来
汶川启示录：取舍与毁灭后的重生（2）
60 年前，一个民族浴火重生。30 年前，这个民族的精神开始在开放中苏醒。30 年后这场灾难，让无数志愿者和他们身后更多善良和期待的目光引发这个民族精神的升华，唤醒了无数良知。人们开始谈论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我们的社会在进步，虽然付出沉重的代价。绵绵千里，白发送黑发的，千里孤坟的凄凉，似在诉说力量将在轮回的倒置中爆发。汶川地震后的一周，天安门广场上自动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前来悼念的群众。突然间，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中华儿女振臂高呼：“汶川挺住，我们同在！”
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我们的同事从各路再度挺进那片面目全非的瓦砾，和无数顶希望的帐篷。他们用镜头记录着那里朗朗的读书声、飘逸的婚纱、轰鸣的工地、钢筋铁骨般屹立的一座座校舍，心中追思着刚刚远去的两位北川干部的英灵。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轻生。他们选择的是先人后己。他们先是安排照顾好幸存者的生计，再考虑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尊严，再从容地追寻远逝的家人，试图在黄泉路上苦涩地品味团圆后的天伦之乐。惊愕之余，我们立刻表示理解，我们非常理解。我们尊重选择。选择是多样的，而为了亲情结束自己残缺的情感和生命，在永恒中为自己和活着的人留下一串似有若无的省略号，让我们在静默中思考什么是再生。
当年在战争中，或在白色恐怖里，有那么多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的烈士，往事并不如烟。因为这里有普度众生的善意，和坚持信仰的力量。今天，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依然时时面临取与舍、生与死，直面毁灭与重生的考验和选择。在有形和无形的得失间，我们呼唤英雄，也产生了英雄：*主席亲临前线，*总理含泪问候，平民百姓寻着瓦砾下微弱的声音；不远万里，军人纵身跃入云海，赤着手，他们的鲜血蜿蜒流入黑暗的深处，传递着爱和坚强；万头攒动的志愿者，他们的热切和茫然，举国上下，无数夫妻议论着如何收养不停啼哭的遗孤。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成千上万的网页上，黑白定格了多少爱心的力量和血管里涌动的中国红。中南海、天安门、外交部，所有的五星红旗都默默地滑落在最最悲伤的那个中间。常委们集体肃立默哀，顷刻间汽笛长鸣，山河呜咽。国难凝聚民心。
八万冤魂其实带给这个民族一次再生，或者一次公民精神再生的希望。那些日子，我们含着泪如梦初醒。特别是从容地告别自己的战友同事和街坊邻居两位北川的公仆，他们悄声地提醒着他人：希望你们珍惜生命，珍惜亲情，爱惜我们的民族和她的未来。
这样的毁灭和舍弃，让我们在朦胧的泪光里，在摇曳的烛光边，在忧愁的月光下，静静地垂下头去，完全放弃抑制那内心升腾的某种精神。欲辩已忘言中，隐约可能是我们这个贫瘠的民族在悲怆中获得的一笔意外的巨大财富。
（本文为央视博客征文金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