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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财富被谁掠夺了？
流亡22年之后，肯尼亚著名小说家恩古吉·瓦·西安戈（Ngugi Wa Thiongo）于2004年夏天回到他的祖国。刚一回到首都内罗毕（Nairobi），他就开始了新小说《乌鸦奇才》（Wizard of the Crow）的创作，这是他10年来的第一部新著。恩古吉的早期著作，包括十几部小说和故事集，早已享誉国内外，实际上，1963年肯尼亚刚刚独立时他就开始发表这些作品了。透过他精心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和反映家乡人民苦难经历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恩古吉揭示了欧洲殖*义给肯尼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
恩古吉亲历了这种种社会矛盾，并从自己和众多肯尼亚同胞的亲身经历中汲取了创作灵感。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恩古吉被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毛毛起义”（Mau Mau rebellion）所震动。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兄弟和成千上万的肯尼亚同胞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惨遭杀害。而后，他和他的同胞也亲身体会到英国殖民者于1963年被迫撤退后祖国赢得独立的喜悦。除此之外，他还受到了独立后的肯尼亚政府的*——尽管祖国恢复了自治且正奔向光明的未来，恩古吉却被迫于20世纪80年代远走他乡，在那些年里，他因对独立后肯尼亚政权进行尖锐批评而饱受*并遭到羁押。
恩古吉的作品中不乏《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这样的名作。这部小说发表于1967年，即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就任4年后。它向人们展示了西方殖民统治垮台后留给这片土地的希望和挫折，以及与新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肯尼亚人民对经济繁荣的追求。《一粒麦种》是一部有关获得自由后的肯尼亚在早期混乱年代的小说，它刻画了当时人们对光明未来的热切期盼，以及混杂在其中的对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和暴力的恐惧。“独立真的能将土地还给非洲人？这一切将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改变？”恩古吉借小说主人公吉科在尼奥（Gikonyo）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同样的疑问也在新独立的国家，如塞拉利昂、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民众的脑海中回荡。未来在哪里？自由能带来工作、和平和财富吗？恩古吉的小说中对引发这种情绪的源头表达了极大的关注，使其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被译成30多种语言，并被奉为非洲文学的圭臬。对于恩古吉本人来说，在流放中度过的战后岁月给他带来了学术声誉，并使他达到了创作生涯的高峰。他曾在纽约大学任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学院（Erich Maria Remarque）的语言学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主管写作和翻译中心的工作。2004年，他带着对未来的乐观向往（而非过去遭遇的苦涩回忆）回到肯尼亚。“我终于回来了！我已如释重负，心境坦然，不惧任何挑战，敢于拥之入怀。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们，再一次踏上了汲取知识的土壤。”他向到内罗毕机场来欢迎他回国的人们如此说道。
但就在恩古吉沉浸在人们喜迎他归来的热情、希望和欢乐之中时，他在内罗毕租住的公寓遭到了野蛮袭击，他遭到毒打，脸被烟头灼伤，他的妻子恩杰瑞（Njeeri）惨遭奸污。恩古吉回国之时，正值对他进行长期*的肯尼亚大*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下台后不久，*者的下台为民选政府的成立铺平了道路。许多人认为，恩古吉的遭遇源于他早年对肯尼亚政客和政治的尖锐批评，这一暴力事件从另一侧面也表明肯尼亚人民仍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的成立民选政府的愿望落空了。2008年初肯尼亚发生的大范围政治*，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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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本不该如此。
过去40年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经济奇迹。1963年，韩国和肯尼亚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几百美元。大多数人靠务农贴补家用。当时，你还不能断定哪个国家在20世纪末会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在经历着非殖民化的阵痛期，在这一过程中，激烈的武装冲突不断。20世纪60年代早期，韩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相比之下，肯尼亚可开发的自然资源更为丰富，包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适宜种植咖啡、棉花和茶叶的土壤。
韩国在经历了最初几十年的纺织业及后来的炼钢业的发展阶段后，最终进入高端消费品和先进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时期，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如今的韩国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列。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已堪比他们之前的殖民宗主国——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了，也超过了许多欧洲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如今肯尼亚人民并未感到当前的生活水平比1963年的好多少。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开始在经济上缩小与欧洲及北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而孟加拉、巴基斯坦、中美洲各国以及大部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深陷于极度贫困的泥潭中，我们从中能得出何种结论？
正是这个疑问，让我和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夜不能寐，苦苦追问，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终极目标所在。本书并不是为了就贫国为什么贫困这一问题给出某种固定解释。如果有人向你兜售一种有关贫困（或任何其他现象）的“标准”的宏大理论，那么你可能会对此表示怀疑。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非某种单一理论可以解清楚释的。
但我们也并不赞成另一种观点，即没有人能在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上取得突破。自1963年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深刻的教训。独立后的肯尼亚人民的切身经历——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分子窃取或者被暴力摧毁——预示着*和暴力这两大弊病已经成为肯尼亚现代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将会发现，肯尼亚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印度尼西亚后殖民时期的骚乱到中美洲和非洲的血腥内战，*和暴力的破坏性力量都显而易见。
经济黑帮的时代
在人们的印象中，阿尔·卡彭是个黑社会老大，是个残暴的“冷血杀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卡彭还曾经是巴尔的摩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师，当然这是在他加入芝加哥黑社会并最终成为老大之前的事。通常我们不会把这种相对卑微而且可能有些乏味的记账工作与卡彭这样的黑社会老大联系起来。在其出演的电影《疤面煞星》（Scarface）或《教父》（Godfather）中，并没有出现阿尔·帕西诺（Al Pacino）算账或关注财务报表的镜头。但卡彭作为会计师所受到的专业训练，无疑为他组织如此罪恶巨大的商业帝国助力颇多。重点是“生意”！卡彭做的生意恰恰是娼妓、赌博、诈骗和在国家实施“禁酒令”期间倒卖私酒，在做这些生意时，他是靠机枪而非律师来解决纷争的。
在传记作家罗伯特·舍恩伯格（Robert Schoenberg）看来，卡彭是“一个能够对其所作所为给出清晰且具理性的解释的违法商人”。他组建的商业帝国绝对称得上是“经济黑帮”：一个集暴力成性和目无法纪于一身的罪犯，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搞得乌烟瘴气，但他同样精于理性的算计。确实，他是个“冷血杀手”，但暴力仅仅是他用来攫取财富的工具。
像卡彭这样的家伙，其病态的残暴令人憎恶。这些人精于算计，从不过于冲动。然而，正是在金钱和暴力驱使下的狭隘私利，使得经济学家很容易就能够看清他们的本性。这不是说我们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情绪在控制人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也是人）。但经济学家们希望研究的人类行为是根植于人的“经济人”属性之中的，即对一个理性、追求私利的人而言，他的行为和选择基于逻辑判断而非一时的冲动。如果“卡彭们”的犯罪思维模式果真与我们假设中追求私利的“经济人”模型非常接近，那么经济分析就能成为遏制*及其他违法行为的有效的研究工具。
从盘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的暴君们到活跃在中国南海的走私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本书提到的这些人物确实遵循了经济学的逻辑规律。弄明白其中的原因，有助于你弄明白你为什么不敢在缴纳税款时搞点小花招儿或者还没有埋单就想从餐馆溜之大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对被抓住可能面临法律后果的恐惧。但对偷逃税款的处罚很少见，而且通常也是无关痛痒的，当然，你也可以不给侍者小费就离开餐厅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法律制裁（尽管你就餐的那家餐厅也许再也不会欢迎你回来）。然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举止得体的。也许除了罚款或牢狱之灾，防止我们犯罪的仅仅是我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我们都受到良心的约束。
但像卡彭这样的反社会分子几乎不受良心的约束，因此，如果所有人都以自身最狭隘的私利指挥自己的行为——逃税或者赖账，甚至干掉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以赚取更多金钱，那他们将成为不受道德约束的犯罪分子，成为“经济黑帮”。而且，我们也将发现，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都隐约可见“经济黑帮”的影子。当身处绝境时，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求生，这时候良心就成了被人们束之高阁的“奢侈品”。
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我们进行研究的出发点，是弄明白世界上“经济黑帮”的*和暴力行为造成的巨大破坏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为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设想卡彭作为芝加哥市长或者成为卡彭总统将会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怎样的改变。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无须想象就能明白，被残暴的黑帮老大统治着意味着什么。）
尽管我们确实还没找到问题的全部答案，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为了彻底搞清楚*和暴力问题，我们还是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以及令人惊喜的解决办法。
我们是美国学术机构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员和教师（雷和特德分别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但我们开展的研究迫使我们走出象牙塔，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现实世界。在经济调研工作中，我们的足迹已经从肯尼亚边远的村庄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证券交易大厅，以便找到看待有关全球贫困源头的新视角。在那些最不可能有所发现之处，如有关曼哈顿的外交官违规停车罚款，甚至还包括坦桑尼亚的“猎巫行动”，我们意外地找到了解决有关*和暴力问题的答案。
我们把经济分析与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和新落成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里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深层见解融合在一起，将总结出的各种经验和教训都集于本书之中。我们希望这些经验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肯尼亚人民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终实现他们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确立的经济振兴计划。
如何最有效地应对全球贫困？认为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并不为过。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正面临着威胁。世界银行曾发表过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世界上有10亿人口的日均收入低于1美元，而全球一半人口（30亿人）的日均收入低于2美元。
人们靠这点钱如何生存？答案非常简单：不能生存。成千上万的人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而医疗保健更是稀缺或者压根儿不存在。在战乱频仍的乍得、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成年人接受过教育的不到30％，而很多儿童在1岁前就夭折了，更别提能高中毕业了。
甚至对于美国人（包括西方世界其他享有锦衣玉食的国民）来说，全球贫困问题同样事关重大。美国人通常很少关注自己国家之外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在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贫困会滋生绝望和不满。每天早上，我们看到的头条新闻经常是恐怖袭击、环境恶化和其他各种全球性灾难，而我们总是能在中东的贫民窟和刚果河流域被砍伐一空的热带雨林中找到上述种种罪恶的源头。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无论富国还是贫国——必须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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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的希望（1）
每隔几年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就会回到国际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曾经在安吉丽娜·朱莉和U2乐队主唱波诺这样的明星的号召下，公众对非洲困境的关注情绪被再次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