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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几年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就会回到国际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来。曾经在安吉丽娜·朱莉和U2乐队主唱波诺这样的明星的号召下，公众对非洲困境的关注情绪被再次唤起。使他们重新对非洲大陆予以关注的，还有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的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种族屠杀的血腥场面。我们听到了非洲人民发出的债务减免和希望美国与欧洲给予更多国际援助的请求。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样的企业家，正将数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投入非洲防治疟疾、抵御艾滋病和教育非洲民众的慈善事业中去，以期最终“使贫困成为历史”。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在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令人恐惧的1984年大饥荒之后，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带着“现场援助”的赈灾义演和专门为非洲饥民而作的《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专辑来到这里。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的号召力（又是波诺）与一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孩子的照片结合在一起。 数十年来，私立慈善团体和各国对外援助机构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救援资金以期消除贫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连续的债务减免行动。但尽管如此，肯尼亚普通人的生活仍没有比1963年好多少。这次的行动真的能使情况有所改变吗？
消息灵通的人们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你也许会认为，经济学家们将时间主要花在了对金融政策细节的讨论或下月通货膨胀率是多少的复杂数据的讨论上（这确实描绘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工作状况）。这些温和而古板的经济学家们几乎理清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似乎遭遇如此巨大失败的原因。
这个问题可最终归结为一点，即发达国家是否已经为帮助肯尼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而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抑或这些资金是不是还远远不够。顶尖的学术专家们对此莫衷一是。答案将主要根据人们对*和暴力在导致国家贫困中所起的作用的判断而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和暴力仅仅是贫困的某种征兆。如果确实如此，只要发达国家的捐赠者最终将足够的资金捐赠给肯尼亚以推动其经济发展，那么该国民众就不会在为生存而互相残杀了。反之，如果大部分对外援助落到了肯尼亚*官员的黑手中或在肯尼亚的国内冲突中毁于一旦，那么又如何指望援助的资金能帮助肯尼亚这样的国家脱离贫困呢？更多的援助可能只会养肥已经*的“精英阶层”，甚至还会使*和暴力这两个“孪生兄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这些只因人们竞相争抢这些追加的资金援助。
弄明白当前有关对外援助的争论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对此热情高涨的原因，研究*和暴力的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它们也是本书后面讨论的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新发现之前，我们先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隐藏于这些新发现背后的更广泛的争论。数百位学者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但基本上分属于两大阵营，他们的观点受到两位顶尖发展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
一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一位不知疲倦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公共活动家。萨克斯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我们正在那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我们有幸感受到他的学术智慧和个人魅力。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思想者，每次与他交谈后都会感觉到，他那精辟的评论似乎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这个不善社交的教授圈子里，萨克斯教授的超凡魅力极具传奇色彩。实际上在读研究生期间，特德就去非洲开展发展方面的研究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了萨克斯教授有关在道德层面抗击全球贫困的精彩演讲的启发。
新生代的希望（2）
萨克斯是经济增长中“贫困陷阱”观点的主要拥护者之一。“贫困陷阱”背后的理论支撑其实很简单。一位贫穷的肯尼亚农民无法凭一己之力轻松脱贫。他没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养活家人或者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而且只要接下来的一个坏年景或一场大病，他在收成好的年头攒起来的积蓄就会很快被用光。这位农民的赤贫状况几乎决定了他和他的孩子仍将继续贫困下去，并且年复一年始终如此。
在萨克斯看来，对外援助就像“强心剂”一样，能帮助一位农民或者一个村庄或者整个经济体摆脱“因贫致贫”的恶性循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为整个国家或大陆修建医疗站、改善学校教育以及增加公路和发电站等基础设施的代价高昂，据萨克斯估算，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至少需要增加5倍，这样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
如萨克斯出版的畅销书《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里所言，肯尼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生活在富裕世界的我们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资金帮助其脱贫，但如果资金和其他资源充足，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将贫困从地球上铲除。萨克斯指出，“发达国家的财富……使得2025年前全球消除贫困成为可能”。
萨克斯有关消除贫困的观点，在理论上能解释得通。但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却持相反的观点，即我们已经为对外援助付出太多了，或者说，至少我们的投入完全用错了方式和投错了地点。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代表。因公开抨击世界银行的对外援助政策而被世界银行解雇后，伊斯特利作为教授任教于纽约大学，他已经成为“援助失败”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在他看来，总体而言，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对外援助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声称数万亿美元已经被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浪费掉了，而且萨克斯将对外援助扩大5倍的计划将造成更大的浪费。伊斯特利认为，这些数额巨大的援助资金通常被用于中央规划的富丽堂皇的大型项目上，如水电大坝、四车道高速路、海水淡化工厂，而在建这些工程的各国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监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伊斯特利将大多数对外援助捐赠者采取的方法，与苏维埃经济规划者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的方法进行了对比，后者曾梦想确立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使英明的莫斯科官员们可以精确地预测并满足所有工农群众的各种需求。但他又问道，从华盛顿特区赶来的对外援助的核心规划者，如何能确切地知道怎样才能帮助远隔千里的经济体实现发展呢？他们怎么知道肯尼亚需要的是水电大坝而非新式大学呢？为何要建造更多的高速路而不是灌溉水渠（或者相反）呢？而且，即使是那些旨在建造满足迫切需要的学校或医疗机构的项目而言，援助者又如何能确信肯尼亚的领导人确实将对外援助的捐赠资金用在了刀刃上而没有据为己有或任意挥霍呢？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仅限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展示出过去我们开展对外援助的种种努力所应结出的累累硕果，除了一大堆纪念我们善意的锈迹斑斑的纪念碑之外，几乎再无他物。上万亿美元被浪费在根本无法通车的公路上或者从未给任何家庭带来光明的发电站上。更有数十亿美元遭窃取。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不发达的水平还堪比非洲，它们几乎完全摒弃了大型对外援助机构进一步对其开展援助行动的要求。如果这两大经济体仍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以创纪录的速度保持经济增长而不依靠其他机构的援助，那么为何对外援助的巨大推动力就一定是肯尼亚等国的济困良方呢？这些国家为何不跟随中国和印度的脚步呢？
伊斯特利和他的“制度主义”同伴们主张，在我们将对外援助预算增加5倍之前，我们需要确信受援国能真正用到这笔追加投入。接受援助资金的各国需治理良好且必须有人负责监督以确保这笔资金用在了为普通民众而非总统利益服务上。受援国应具备运转协调的政府机构和市民社会组织，如媒体和社区联盟等，这些组织将敦促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防止“经济黑帮”篡权。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远没有做到这些。伊斯特利认为，在这些国家建立上述各种机构之前，我们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就是资助各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的企业家，这些人能发现应对当地发展问题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伊斯特利在其著作《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将这些人称为“检察官”。捐赠者以及处于中央政府*旋涡中的社会团体都能对这种小规模干预进行监督，并督促“检察官”们真正负起责任。如果取得成功，完全可以将这种干预升级，使之造福于更多的人。由于各种社会团体找到了应对*和混乱的方法，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将感到生活更有希望，而且经济应该紧随其后发展起来。但到那时，我们不应再把资金投入到一堆烂摊子上。
萨克斯和伊斯特利是两个非常聪明的人。萨克斯并不主张捐赠者直接将数十亿美元存在*的*者的瑞士银行账户上，或者将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钞票，以期出现最佳结果。而且伊斯特利也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可以置各贫困国的悲惨处境于不顾，一味地袖手旁观，任其完全凭借自身能力求得发展而不给予任何资金援助。
然而，二者仍存在显著区别。萨克斯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把他们从困境中拉出来，再考虑改善其他方面，诸如运转良好的政府机构、活跃的媒体及市民团体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但第一步，是确保穷人们不再担忧他们的下一顿饭。
伊斯特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反驳道，这意味着在盖好房子前先把车配好。数十年来，我们已经为实践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推动”理论付出了数万亿美元的代价，但非洲大陆的贫困程度仍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即使援助国进行规模更大的投入，也只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被滥用（并使未来潜在的捐赠者大失所望）。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国家，这两剂“药方”貌似都颇有道理。但为了评估它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暴力以及这些应当为过去诸多经济发展败笔负责的“经济黑帮”的动机。
游走于经济发展的暗影里
在步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研究人类的堕落方面。起初，我们只是希望更好地理解为何贫困国如此贫困以及我们能够为它们做些什么。然而暴力、*和持续的贫困并存，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无法将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剥离开来。因此，近10年来，我们每位经济学家都在苦苦思索和研究，有时甚至做梦都在想*、暴力和贫困问题。我们已经将其视为我们穷尽一生要完成的工作，以求彻底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暴力和贫困这三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判断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何处，无疑属于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争密切相关。如果各国首先解决*问题，经济增长是否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说，是否援助者应当在贫困国希望解决暴力和*问题前先把它们从贫困的泥沼中拉出来？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从目前来看，它们仅仅是理论而已。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现实情况更为契合的答案。
这也是我们进行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用确凿的事实而非悦耳的说辞，弄明白“*—暴力—贫困”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之后进行的讨论，基于我们发表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某些部分基于其他合著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为了在论辩中引入新证据，我们将经济分析工具和理论，应用到我们在亚洲和非洲工作的数年里辛苦建成的数据库中。我们相信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希望是在理性分析而非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
在后面几章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述6个故事——3个与*有关，另外3个与暴力有关，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已经开始破除障碍，理清发展中国家暴力和*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带我们进入那些“经济黑帮”所在的不为人知且经常混乱无序的世界。从越南的大屠杀到中国香港的集装箱码头，从非洲边远村落的种族杀戮到曼哈顿市中心的街道，答案通常分布广泛，且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极不寻常的地方。
无论好坏，我们人类似乎对*、暴力和其他罪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