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气最浓的外交官，四十岁左右，说话慢条斯理，为人相当谦和稳重。
刘国民事后对我说，他根本也没想到会在他身上发生这种荒唐事——他当时正从特拉维夫本－耶胡达大街２１９号的使馆领事部步行前往该大街２２２号的使馆主楼，两者间相距约２００米。虽然以色列绝大部分政府机关都设在了耶路撒冷，但国际社会出于对耶路撒冷地位未定的立场，只承认特拉维夫是以色列首都。
“当我走到距离使馆主楼大概４０米的时候，突然出现两个以色列人，要求我出示护照。”刘国民说。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就在旁边一个小胡同里，停了辆警车，这两个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移民警察，一定要检查我的身份。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们怀疑我是非法劳工，也就是黑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国民正是负责劳工事务的参赞，经常与以色列官员就非法劳工问题进行交涉和商谈。
“也没关系，检查就检查，但很不巧，当天呢我确实没带护照，也是，两个地方就来回几步路的距离，可以说，我就在家门口走动，哪想到警察要查我这个外交官……我向这两位警察解释：我是外交官，护照呢，忘在了办公室，如果不信，我可以立刻上楼拿来，就几步路的距离。”谈到落在自己头上的这件事，刘国民自己也是又好气又好笑。
“但这些警察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拉着我就要往警车上拽。”按照以色列一贯办事方式，非法劳工将立刻送入监狱，并等候遣返。
“碰到这样的以色列人，我是真没辙了。我赶忙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陈大使（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陈大使一听，也急了，马上派了两名同事下来处理。”
“我本来以为，他们来了，完全能证明我的身份，误会自然就解决了。但还是不行，这两个警察还是叫我跟他们走。”
“尤其可气的是，警察还根本不理会以色列人的证明。因为我一直在这里工作，经常从这里经过，沿街的那些小商店主都认识我。他们也跟警察说：这个确实是外交官，你们肯定抓错了。”
无奈之下，刘国民只能随他们上了警车。警车呼啸而去……
大白天，以色列警车抓了中国高级外交官！荒唐至极！中国驻以大使馆官员迅速打电话给以色列负责外交事务的Almog女士。Almog闻听也吃了一惊：抓了外交官，这是外交大问题！她迅速打电话给以色列移民警察部门，经过她的干预，刘国民参赞很快被释放。
“我后来才知道，还有多个中国外交官，也在使馆附近，遭以色列警察盘查，这次我没带护照，警察这么固执，才闹出了这样很不愉快的事情。”刘国民说。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立刻向以色列外交官提出严正交涉。这件事马上在以色列引起极大争议，以色列各大报刊纷纷采访刘国民询问情况，并撰文批评警察滥用权力违反国际惯例。尤其是事情就发生在中国大使馆旁边，这是对中国的极不尊重。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7。中国外交官事件与中以恩怨（2）
在中国使馆的抗议下，以色列表示道歉，并承诺将对外交官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在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在使馆附近拘捕该国公民本身就是不能接受的行为，“这肯定是一种骚扰，比如倒过来说——假如在北京，我们以色列驻中国使馆旁边，中国警察也进行这种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这种事件，肯定会引起极大争议。”他表示，以色列将下不为例。
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了。但联系到以色列国内环境，可以说，发生在中国外交官身上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凸显了以色列警察在对待中国劳工尤其是非法劳工问题上的蛮横，其实质是希望以高压手段驱逐中国非法劳工。
“有一次，一位劳工来我们这里办理有关手续，他趁我们处理他护照的间隙，到使馆外去看看，哪知道，以色列警察就守在门口，马上以他没有护照是黑工为由要将他带走。我们马上出去进行交涉，以色列警察才悻悻而去。”这是一位外交官向我透露的一个细节。
能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门口抓人，可见部分以色列人的嚣张气焰。对于警察来说，中国劳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中国大使馆附近，因为他们经常到这里办理有关证件。一些警察就守候在这里，他们执法有时相当粗暴，甚至不分青红皂白逮捕殴打合法劳工，这样的执法态度，难免最终“擦枪走火”，最后伤及外交官。如果以色列警察不能端正态度，类似事件很难保证不会再次发生。
“费尔康”恩怨的原委
外交官事件，可能还不过是中以交往中一个不和谐的插曲。
中以之间的恩怨，最难化解的是“费尔康”预警机风波。让中国人感到心潮难平的是，以色列竟然将本打算卖给我国的这种高性能的预警机转手卖给了印度。以色列的“背叛”让中国感到犹太人的不可信。
“费尔康”合同拉近中以关系
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信息战，能否有效掌握预警信息，获得宝贵的预警准备时间，谁就在胜利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在这方面，预警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色列向中国出售“费尔康”预警机，随即成为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一笔合同。
严格地说，以色列卖的“费尔康”，仅是指飞机预警控制系统，不包括飞机本身。这是一种以色列自行研制的电子控制系统，可安装在多种类型飞行平台上，如波音７０７系列、波音７４７系列、波音７６７系列、空中客车系列、Ｃ－１３０大力士运输机系列等等，具有非常好的灵活性。
根据以色列专家的说法，安装“费尔康”后的预警机，可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全天候）有效侦测４００公里范围内目标；同时锁定约１００个目标；并同时指挥１２批次飞机作战；其最大续航能力达到１２小时。
从性能上说，“费尔康”预警能力高出俄制Ａ－５０预警机４倍，与美国Ｅ－３预警机相同，有些性能甚至超过Ｅ－３，但价格却只有Ｅ－３的三分之一。
合同签署后，中国军事技术专家随即进驻以色列，了解学习“费尔康”预警机。
以色列背信弃义毁约
“费尔康”合同经媒体披露后，立刻在西方和台湾地区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一些媒体也渲染说，如果中国取得“费尔康”预警机，将可能打破两岸军事平衡，并最终会对美国的飞机、船只构成威胁。
美国国会一些反华议员扬言，如果以色列不取消费尔康军火合同，美国将削减对以色列的援助。
在美国国内右派的强大压力下，当时的克林顿政府随即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取消对中国的军售合同。克林顿表示，美国已告诉以色列，他们对以色列可能向中国出售军用雷达一事感到担忧。
对此，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曾回应说：“我们知道美国对于中国的敏感性。当然，我们也知道自己对已经签字的合同有遵守的责任。”
２０００年是中东问题关键年份，卸任在即的克林顿全面推动《戴维营协议》，试图一劳永逸解决中东问题。按照预计，一旦协议达成，美国将向巴以提供约４００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解决中东问题，是当时的巴拉克政府的首选。美国也对症下药，威胁如果以色列再不取消费尔康合同，美国将放弃戴维营协议。同时，美国国会正在表决给予以色列２８亿美元的年度援助。如果以色列坚持这一点，无疑将损害美以关系，以色列也将失去这２８亿美元。
巴拉克进退两难：退，无疑伤害中国，而且经济、政治损失巨大；进，则与美国关系搞僵，更动摇了以色列立国的根本。
面对美国可能取消高达数十亿美元军援、甚至美以关系可能受损的后果，以色列在反复权衡利益后最终屈服于美国压力。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２日，戴维营会议第二天。巴拉克最终屈服。以色列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预警机计划。
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年来，中国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同时也与一些友好国家在这方面进行部分合作。任何国家均无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合作进行干涉。同时我们也认为，国与国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应予恪守，这是国际关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7。中国外交官事件与中以恩怨（3）
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这是以色列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以色列一直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呢。
２０００年８月，时任以色列区域合作部长佩雷斯在北京结束访问前，代表以色列政府就取消向中国出售预警机一事向中国政府表示正式道歉。佩雷斯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将竭尽所能纠正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是被迫的。”作为补偿，以色列向中国赠送了一套用于干旱地区的农场设备。
对于美国的“搅和”，以色列方面也表示，美国除了表面的“战略利益”外，其实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2004年1月，美国再压以色列取消所有对华军售合同后，以《国土报》引述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的话说，美国的理由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目的是要排挤以色列企业，以便一旦美国修改对北京政策时，美国公司便可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超越“费尔康”之坎儿
世上没有跨不去的坎儿。
经过三年的冷处理，到２００４年，中以两国事实上已走出“费尔康”之坎。
２００４年３月，中国和以色列军事技术合作又开始新的里程。以色列向中国派出了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这是“费尔康”预警机事件后以色列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到中国访问。
以色列《国土报》披露，访问意在“重建互信”。
显然，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此时访问中国，有平衡以印、以中关系的意图。当然，时隔三年后，中国对改善关系持积极态度。亚隆在访问中国时就透露：“中国对继续和加强（双边）关系感兴趣，双方在安全领域肯定会有项目，但因为‘费尔康’（取消）事件的发生，我们都从这个教训中学到了许多。”
去年底在接受中国驻以色列记者采访时，以色列总统卡察夫谈到“费尔康”事件时曾表示，“以色列只能犯一次错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色列领导人的中国情
对于中以间的关系，以色列政治家自然心知肚明，也竭力予以弥补。在２００２年中国劳工在耶路撒冷遭遇自杀式爆炸身亡后，总理沙龙更是亲自给中国亲属下了一封措辞恳切的慰问信。这种“公关”技术，正是中以能迅速修补关系的关键所在。
２００４年６月下旬，以色列第一副总理奥尔默特访问中国。他在行前和我们座谈，一个中心话题就是如何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在以色列政坛，奥尔默特被认为是沙龙的亲信和继承人。他与中国渊源深厚。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俄罗斯犹太人，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哈尔滨。祖父至今仍安葬在哈尔滨犹太人公墓里。
“我父亲临终的时候，突然讲起了汉语，我听不懂他讲了些什么，但我知道，中国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他将他最后的感情留在了那片土地。”奥尔默特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以这个细节作为开场白。
虽然是公认的鹰派人物，但奥尔默特却说，他常年以来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早日到中国访问。“我还从没有去过中国，我非常想前去安葬我祖父的地方，非常感谢在那个时期，中国对犹太人的接纳和照顾。”
在奥氏访华之前，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也访问了中国。在出访之前会见我们驻以色列中国记者时，卡察夫更是大打中国感情牌，开口即是：“我一直自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
“你们知道吗，我经常为中国‘作宣传’——在议会演讲和接受采访时，我总是谈到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作用，谁让我是以色列议会以中友好委员会主席呢。”说到这里，西装革履的卡察夫不由自主地笑了。
在卡察夫办公室的外面，摆着一个摩西出埃及时在西奈山接受“十诫”的青铜雕塑。作为虔诚的犹太教徒，卡察夫三句话，马上提到了与宗教有关的历史。
“有一年，我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看到中国那些璀璨的文物，我马上与我们犹太文明进行了对比，我发现，几乎就在摩西为我们确定光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