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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总不由人。一位为和平奉献了一生的老人，暮年依然奔波，依然看不到和平的希望。此中的壮志未酬，令人扼腕。这种心情，颇有张沧水抗清失败后所吟唱的“白发镜中，清屏匣里，和泪相看”的末路之叹。
世界上最复杂的中东问题，产生了世界上最睿智的政治家。但直至今日，这个政治家却依然为之怅然！
还未见到佩雷斯，礼物就被强迫拆开
以色列朋友说，佩雷斯的名字，本身就包含着矛盾。正如他本人在以色列的名声，赞者称他是现代的摩西，将把犹太人带出杀戮；恨者称他是一个只会妥协的叛徒，将犹太人带入灾难和地狱。
在希伯来语中，佩雷斯是“鹰”的意思，表示阳刚、勇决。这颇有点来历和讲究。一般的讲法是：佩雷斯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１日生于波兰的犹太人小镇维什涅瓦（现属白俄罗斯），名叫佩尔斯基。１９３４年，他随全家移居巴勒斯坦，当时那片土地还处于英国委托（？）统治之下。刚到巴勒斯坦时，佩雷斯在伊茨雷埃勒谷地的一个集体农庄里当牧童。在一次远游时，他爬上一棵大树，吓走了落在树上的大鹰，一位同行的动物学家对他说，“这是一只佩雷斯”，从此，他改名为佩雷斯。
但在平时生活中，佩雷斯更多的是被称为“鸽子”——一只和平的鸽子。他总是非常和蔼，与你握手、嘘寒问暖，满脸笑容，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他一个很长时间没见的老朋友。
在以色列当记者期间，我曾数次拜访过他。在他８０寿辰，在他辞去外长之时，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但印象最深的还是２００２年年底对他的专访。
在登门拜访他时，我们还专门带了个小礼品——一幅中国当代画家的画，画家特意委托摄影记者高学余转交给佩雷斯，表达对他的敬意。
作为一种礼貌的表示，行前，我们特地到以色列专门的装裱公司，做了一个精美的外包装。
很少送礼的我们不知道，在以色列，包装实在没有必要，尤其是你送的对象是一个重要人物。
果然，还未进佩雷斯办公室，外面的保镖对我们全身上下进行彻底检查后，就怀疑这个包裹可能有问题。也是，佩雷斯虽被外界视为和平人士，但却因此被以色列右翼人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继拉宾之后必须除掉的“犹太叛徒”；即使是哈马斯，也一直把他列在暗杀榜重要人物的前列，或者仅次于沙龙。
保镖面无表情，命令我们把包裹打开。自己则退到一边，生怕礼物里面就包裹着炸弹。
我们只有苦笑。这算怎么一回事呀！在国内，送礼从来不会是这种待遇，但我们忽略了，这是在以色列！
我还有点不甘心，跟保镖解释一下，这个包装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完成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五大三粗的保镖一脸冷漠，想都不想回答：“这是规矩。”
11。我是只孤独的鸽子（2）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丝不苟必须确保首长（脑？）绝对安全的以色列精英。
“请你们不要让我们为难！”看到我们有抵触情绪，佩雷斯办公室一位女工作人员也赶忙从屋里出来，笑着解释，并为以色列这种特殊的“国情”表示歉意。
我们总不能不近人情，更何况这是他们的工作。相对于佩雷斯的生命安全，我们这个礼物的包装自然还是一件太小的事情。
说实话，保镖如临大敌，也确实增加了我们的紧张。礼品包装是在以色列商店包的，是不是真有可能商家做一点手脚呢？如果真那样，我们也实在是太冤了点，说不定，还会陪上一条命。
包装轻轻撕开，保镖接过去看了又看。很幸运，没有任何问题。但佩雷斯显然是见不到这个精美的包装了。
证实我们确实非“恐怖分子”，我们才被让进办公室，佩雷斯已迎候在门口。已是八旬的老人，精神依然矍铄，笑容依然灿烂，与我们每一个人亲切握手、寒暄。一名女工作人员送来咖啡，香味随即溢满整个办公室。然后，大家都进入角色，采访开始。
其他人陆续退出办公室，门被轻轻掩上。出乎我意料的，一名保镖走至门口，却没出去，就站在那里，手背靠在后面，一动不动，注视着我们。
过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以色列的规矩：作为退职总理，佩雷斯有一个贴身保镖；沙龙则有两个贴身保镖，不管在哪个公开场合，保镖都必须在场。所以，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许多国际领袖在一起，只有沙龙的保镖总是围绕在身边，分角度站开，挡住可能从任何角度射来的子弹。
摄影记者高学余和我由于经常站起来拍照，自然更招惹保镖的注意，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怕我们有任何不轨的企图。我刚开始因为好奇，还特意与他对视了一回，保镖的眼睛中登时露出寒光，我不由心中一凛。自然是他厉害。我还是规矩点吧！
“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
“和平是艰苦的长征，是政治和谈的长征，而不是武力的结果。”一谈到中东问题，佩雷斯就滔滔不绝。他说，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要打破目前的巴以僵局，就必须继续贯彻《奥斯陆协议》，在冲突的同时即进行和谈，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并给和谈设置前提条件。
谈论起中东问题，佩雷斯的表现更像是一位老师，他循循善诱，且不无幽默感。
“沙龙的错误，就是要和谈就必须停火，这反而把和谈的主动权送给了巴激进武装。”
“在这方面，正应该学习中国的那句俗语‘Bomb； Bomb； Talk； Talk’”。
我搜肠刮肚，认为只有“谈谈打打”才能对应。“谈谈打打”算不上是中国俗语，但似乎，佩雷斯对于毛泽东当年的战略颇为熟悉和欣赏。
“美国政府建议的和平‘路线图’有三个车站。根据预先确定的顺序，从一个车站到下一个车站，将视在每个车站取得的成果而定。我更愿意看到三条平行的道路，每条道路上的车辆都可以全速行驶，而不是出现阻碍潜在进展的车站。”
“路线图”曾一度认为是实现中东和平的良方，但与以前的许多和平方案一样，最终不了了之。
佩雷斯说，他的老对手内塔尼亚胡宣称，只能给予巴勒斯坦人自治而不是独立，这完全是一种偏执和短视。内氏曾战胜佩雷斯出任总理，为右翼的代表人物，强烈反对“路线图”，不承受巴勒斯坦建国权。
“没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一切都将是空谈”。“如果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拉长音调，“我也希望是独立”，而以色列如果企图控制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将是一种“政治错误”，并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就是鸽派和鹰派的区别。一些以色列人说，鹰派更注重的现实利益，鸽派则指出长远战略。但民众显然更喜欢实际的东西，这正是以色列人现在更拥护沙龙的原因。
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佩雷斯也明白，盘根错节了５０年的巴以矛盾，不可能一朝化解。他对当前以巴冲突的现状表示深深的忧虑。
“对一些大国来说，伊拉克问题现在似乎比以巴冲突更重要，巴格达的阴影笼罩了依然在杀戮和流血的以巴地区。但是，人们应该看到尽早解决以巴问题的紧迫性——冲突的代价每天都在付出，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这种代价，就不止一次发生在他办公室所在地“以色列和平的心脏”——特拉维夫。自杀式爆炸者在粉碎了自己的同时，也粉碎了众多以色列平民的生活。
巴以真的就无法和平了？佩雷斯眉头一紧，很自信地摆了摆手，“我从没失去过信心，你看，在几十年的努力、挫折、再努力之后，以色列和约旦、埃及相继结束了敌对状态，签署了和平协议，建立了外交关系。”
“如果问我为什么依然坚信和平，因为和平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约旦大部分人来自巴勒斯坦，他们同根同脉，同宗教同语言，为什么我们可以和约旦实现和平，而就不能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
佩雷斯还说：“和平不是由种族、地域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家和政策决定的。我们应该反思的是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家和政策，而不是相互指责，更不应该丧失对和平的信心”。
11。我是只孤独的鸽子（3）
民众怎么想？
与国际对他的推崇相比，佩雷斯在国内面临的指责也不少。一些人指责他、拉宾和阿拉法特当年签定的《奥斯陆协议》已经死亡，佩雷斯现在的理念与现实格格不入。
更有人辛辣的讽刺，他是形“左”实“右”，沙龙是“屠夫”，本－埃利泽（原工党主席，曾担任沙龙政府的国防部长）是“帮凶”，他则是一块“抹布”，将前两者的血腥悄悄擦去……
这位一向温和的老人对此的反应是尖锐的，在以色列议会的辩论中，他曾经义愤填膺地斥责那些攻击者，“正是你们阻挠和平的行为，正把以色列带入一场灾难。”
对于这个给了他荣誉也给了他批评的《奥斯陆协议》，他的态度则是毫无商量余地的。他告诉我们：“奥斯陆协议拒绝死亡，它是和平的基石，到今天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掷地有声、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表明了一个老人的坚定信念。
“到今天，《奥斯陆协议》确实受到了一些批评，但正是这些批评，才显示出它的影响力和不可动摇性，我从来没看到一种垂死的东西会散发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生命力的表现之一，就是《奥斯陆协议》中“以土地换和平”以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的这个重要原则已深入人心。
连沙龙都承认：“一个巴勒斯坦国已事实上存在。”并同意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部分撤军。这与这位“屠夫”总理先前的理念有着鲜明的差别。将强硬者变得柔性，这也正说明《奥斯陆协议》的成功。
佩雷斯指出，事实上，奥斯陆协议已成为以色列政府的政治基础，“即使是沙龙执政，甚至内塔尼亚胡上台，以政府也将是尊重而不会取消《奥斯陆协议》。”为什么？
“因为宣传和现实有着巨大的差别，总理（政治家）不会改变这种现实，而是这种现实会改变总理（政治家）。”
佩雷斯称，实际上，美国总统布什２００２年６月的中东新政策演讲和四国提出的“和平路线图”，就是《奥斯陆协议》的发展和继续。
他对我们透露，布什在演讲前，还专门与他和巴勒斯坦方面的阿布·阿拉（即现在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库赖）进行了仔细商讨，确定了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目标，“和平路线图”则是使这一目标更加细化。
这正是《奥斯陆协议》的精髓所在。
爱恨交织阿拉法特
在某种程度上，阿拉法特之于佩雷斯，属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没有阿拉法特的合作，佩雷斯、拉宾就难以制定《奥斯陆协议》，三人也将与诺贝尔和平奖无缘。
在佩雷斯的办公室外的过道上，就悬挂着当年他们三人在华盛顿签署该协议的照片。
很多年过去了，照片上的人有人故去，有人下台。与此同时，更多的平民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几年中，佩雷斯与阿拉法特也由朋友转为路人。因为正是后者，使佩雷斯遭受了严重的政治挫折。他不止一次懊悔地说，正是这个不识好歹的阿拉法特，使他失去了总理一职，也使他失去了总统宝座。
可能怕我们不了解这段公案，他特地向我们解释，１９９６年他在和内塔尼亚胡竞争总理时，民意显示他占优，但这时却接连发生了多起自杀式爆炸，“我叫阿拉法特采取措施，但他没有做”。
最终的结果，是内塔尼亚胡以微弱多数战胜了谋求连任的佩雷斯。原来倾向和平的天平，随着佩雷斯的离去，开始向战争方向倾斜。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奥斯陆协议》事实上被停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佩雷斯对于中东和平，属于“一身系天下安危”的角色。但身为“政坛不倒翁”的佩雷斯，并没有为一次的失败而气馁。几年后，他再度展翅，代表执政的工党竞选总统。他的对手是名不见经传的卡察夫。他就在距总统宝座只一步之遥时，爆炸又开始了。
阿拉法特的“帮助”，使他的老朋友佩雷斯的政治努力最后又化为云烟。
于是，在以色列国内，有一种嘲讽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