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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住所向北步行１０分钟，就是耶城最繁华的市中心。因为人口的密集，店铺的云集，这里也成为自杀式爆炸者最经常光顾的场所。曾在随意散步间，不止一位以色列人指着明亮的商店玻璃对我说，“当时，这家店的玻璃上，都是溅出的血肉模糊……”
我试着长时间地凝视着玻璃，很明亮，看不到一丝痕迹，店铺里的姑娘，依然保持着灿烂的笑容，热情地向你推销着商品。
当时的惨况，自然早已被擦拭干净；但恐怖的阴影，它却不可能消失。一位以色列老太太对我说，每次发生自杀式爆炸，她都接到许多在国外的家人、朋友打来的电话，询问她的近况；而她则也是不停顿地给别人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安全。
电路因此繁忙，也因此更使家人心急如焚。她说以前刚有爆炸时，她还看电视了解情况的发展，现在只要一知道有爆炸，她就关了电视。无他，只是害怕再看到这种让人寝食难安的惨像！
我是作为一个记者主动申请到耶路撒冷的。对于一个年轻人，能到新闻多发地，这是莫大的荣幸。但有时，我真希望自己不要做这个记者，不去爆炸现场，有违记者起码的职业道德；去爆炸现场，则意味着本来严重失眠的我即使数遍澳大利亚所有的绵羊，估计仍是睁眼躺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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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击死亡（2）
我不愿接受良心的谴责，我必须对得起记者这个职业。于是，我总是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爆炸现场，采访目击者、伤者，目睹死者的残肢碎片。我总有一种震撼和恐惧，总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明天一觉醒来，梦魇就此消失。
但噩梦却总是那样真实——有时真实得让你后怕，因为它往往就发生在你身边，发生在你经常逗留之地。
没有一种现场比自杀式爆炸现场更让人恐怖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环球》杂志向我约稿时，我就向他们描述过这样一些故事。很真实。
２００３年的一个夜晚，我正和一位以色列朋友在家闲谈。突然，警笛由远而近又渐远，凄厉、急促，最后延绵成一片：一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如此的警笛，肯定是一种不祥之兆。
匆忙和朋友告别，然后揣起相机、采访本、记者证，噔噔噔跑下楼，我即朝警车急驶方向快步走去。大街上许多地段都已封锁，背着长枪的警察来回奔走，呵斥着人群。焦急中竟然拦不到一辆空驶的出租车，无奈之下，我一路小跑赶到了两公里外的自杀式爆炸现场。
这是很熟悉的地点：两侧高楼耸立，中间是双向六车道马路，旁边还有正在施工的工地。在这块市中心，耶城市政当局正准备建造该城首条轻轨。路边一侧的海报上，流线型的轻轨火车格外明丽。
心中总有一股凉气。爆炸前几天，我还和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庄来到距现场十米远处耶城露天市场，购买了一些日常用品。我们总隐约认为，当时巴以和谈在即，会有些爆炸，但似乎不会再发生在这个地方。
爆炸前三天，我的同事蒋国鹏和大家经过此地时还开玩笑，说他以前住这里时，爆炸接二连三发生；出于安全原因，他搬离了此地，这里也似乎清净了许多……他的话随即引得其他人一片嘘声，笑着警告他这种“乌鸦话”还是少说为妙。
但现在，一切的侥幸都成了不幸的事实。正要靠站的公共汽车，竟然成了最后的死亡之旅。旁侧海报上的轻轨火车，也是血污点点。
用言语很难形容这种惨像。可以说，没有一种死亡比这种死亡更加惨烈，没有一种现场比这种现场更让人感到恐怖。如果不是出于记者职业的需要，我希望永远不要见到这种惨像。
这种惨像，就像一部记录电影，长久储存在你脑海——让你震撼、彷徨、惊惧，却又挥之不去。电影镜头中，鲜血淋漓、残骸散落，碎成珠状的玻璃洒落一地，混杂其间的片状的衣物、包裹……公共汽车前半部已基本炸飞，车前顶不规则地高高扬起，好象是诉说，又好象是在抗议。
在现场时间长了，身上都有尸体的浓重血腥味
急救车辆不断驶来，伤员在忙乱中被疏散抬开。我看到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面色苍白，显然已昏迷过去。血从担架上滴落下来。旁边是别人的啜泣、呼喊，许多人嗓音已嘶哑。让人感到格外难受。
一位叫哈吉特的女子说，她刚刚上这辆１４路公共汽车，然后爆炸就发生了，“我不知道该朝哪里走，该向哪里跑，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这么幸运。”她边说边不停摇头，眼中满是泪水。
她确实是够幸运的。有目击者告诉我，自杀式爆炸者打扮成衣着齐整的正统犹太教徒，在靠近站台时才拉响了裹在身上的炸弹。许多自杀式爆炸，在袭击者上车时即发生；而这次这么“晚”，显然袭击者在寻找杀伤力最强的“最佳机会”。
爆炸的威力，即使从周边地区就可以看出。旁边大厦的许多玻璃都被震碎。我走过距现场约１５米的一家超市，这里的门框连同玻璃都倒在了地上。超市的女服务员站在门口，脸色苍白。
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周围警戒，拉网搜索着附近每一个可疑地点和每一个可疑者。伤亡人员运走后，脚着黑色鞋套的清理人员在现场来回检查着，捡拾起任何一块可疑的物体：衣物、食品、铁块，还有淋漓的肉体残块……
一位女救援人员说，这种场面她经历太多了、也麻木了，但她每次都祈祷希望这是她今生最后一次工作。
现场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时间越长，恶心感更是充斥全身。回头看自己的鞋子，总隐约发现一些血迹。旁边一位女记者突然说，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随即转身匆匆离开。
打电话给分社，告诉他们我的情况。但拨了有数十次，却一次都没有接通。因为周围都是打电话的人群，手机频率都已被占满。
坚持着在现场拍照、采访，当最终离开时，总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打车回分社，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归来。司机长久无语，最后在下车时，他说我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尸体味道，我还不相信，看着他悲伤而又回避的眼神，我把手心伸到鼻前，确实如此……
生活在愤怒、惊吓、无奈中继续
每一次爆炸，生发的都是仇恨的种子。半个小时后，现场二十米远处，马上聚集了数百名愤怒的犹太人，高喊着口号，要求沙龙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
“路线图就是灾难”、“必须以血还血”。犹太人高呼，声嘶力竭，许多人潸然泪下。
也就在这个现场附近，一段时间前，近４万犹太人曾在这里###，反对接受“路线图”，一些人甚至喊出了“沙龙是叛徒”的口号。
6。目击死亡（3）
但如果说十几天的示威更多的是情绪的喧嚣，而现在则是一种悲怆。这让人体会到和平的可贵，更感到在这块土地，即使是饱经鲜血，和平同样难求。
“和平？和平？和平可能吗？谁希望和平？哈马斯？”一个示威者冲我高呼。旁边一位叫迈克的居民则说，他每次都希望自己乐观，但每次都以悲观结束，“大家都在谈‘路线图’，和平曙光，但‘路线图’还能实施吗？我们受够了。”
“每个人都摇头，每个人都失望，每个人都迷茫！”一位附近鞋店的中年男子这样对我总结，他最后苦笑，“什么时候这里才有真正的和平？也许只有上帝知道。”
报复的情绪溢于爆炸现场许多人言表。警察用枪迫使着每一个靠近现场的记者离开；失去亲人的家属则往往对摄影的记者破口大骂。
在仇恨的痛苦中，记者也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几个小时后，就在距爆炸不远处，一个阿拉伯学生遭到许多犹太青年的围攻和殴打，过往行人远观，但却没有一人上前阻止。
生活还在无奈继续。在这辆已成废铁的公共汽车残骸附近，一趟又一趟的公交汽车继续驶过。车里依然有许多乘客，静默地看着血迹斑斑的废墟，许多人转过头去。
生活是无奈、现实的。记得在上次公共汽车遭遇自杀式爆炸后。一位乘客就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她没有汽车，除乘坐公交车外别无他法。另一位乘客则说，现在她每坐车，都变得有些神经质，每上来一个新乘客，都会使她心跳加剧。
一位出租车司机则这样告诉我：“千万不要坐公共汽车。你如果不怕死，那就尽管去坐。”
没有人会相信这将是最后一次爆炸，也没有人会相信巴以能迅速走出目前的死亡循环：自杀式攻击－以军的报复－更疯狂的攻击－更猛烈的报复……淋漓的鲜血中，是仇恨的加剧，是战火的蔓延，是更多生命的结束。
事实上，在这之后，２００４年１月，沙龙官邸旁发生了爆炸，上面提到的中国劳工陈能鹰，就是在这次爆炸中经历了生死一线。我是听着爆炸声赶到现场的，就在我住所１００米开外的地方，我当时在文中写道：“这是一个我非常熟悉并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三岔路口，因为这里是我每次外出回家的必经之路。”
２００４年２月，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发生爆炸。我在新华社发的一篇特写中写道：“路口的红绿灯仍在定时闪烁，一辆爆炸后变形的公共汽车却再也无法挪动。浑身是血的乘客哭喊着从汽车上挤下来，大风将肢体残骸刮得到处都是，现场弥漫着一股浓厚的血腥……”
“爆炸发生在距我住处约３００米远处，听到爆炸声后我迅速赶往现场，看到在散发着黑烟的公共汽车旁，刚刚赶到的耶路撒冷警方负责人正在大声指挥着抢救，数十辆警车和救护车风驰电掣拉着警笛从远处驶来……由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踩着碎成珠状的玻璃残渣靠近公共汽车，地上一片血肉模糊，恶心之感让人几乎难以遏止。”
当爆炸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后，谁又能说谁对爆炸能够免疫？作为记者，我非常清楚，哈马斯已不止一次地警告所有外国人离开以色列，因为它们将采取行动将这个犹太人国家“化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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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外交官事件与中以恩怨（1）
沙龙一次情不自禁地说：“看到中国农田里插秧的妇女，我立刻想起了自己年迈的母亲。”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收藏中国邮票……但友好并不是中以关系的全部。“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使中国看到了犹太人的不可信，以色列大使被斥为“骗子”。外人可能不知道，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还遭到过以警察逮捕，这更凸显一些犹太人对中国人的蛮横……
在中国人眼里，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民族，而且还很富裕。至于以色列国，小国，蛮横，军事力量让世界刮目相看。但不管怎么褒贬，遥远的以色列都不大可能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即使是最大胆的预言家，都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中国会和以色列刀兵相见。
外交是一种博弈。虽然以色列方面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国家，但中国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和以建交。这当中，中国要考虑占世界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见，尤其是###世界的反响。即使今天，在中东问题上，当其他欧美国家对以色列轻描淡写几句的时候，中国还可能稍微言辞强烈一点，谴责一下以色列的“野蛮举动”。
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也无法想象会重复几十年前的举动，全国老少为以色列一个大打出手的举动走上街头，声援巴勒斯坦。
以色列心知肚明，从来不将中国的意见放在心上。事实上，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太多了，何必在乎一个中国，更何况，遥远的中国，既没有什么后续的实际举动，也构不成任何实际威胁。
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两个本应该友好的国家，总有一些麻烦。
最近的一桩，则是外交官事件——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竟遭以色列警察逮捕。引得中国向以色列外交部抗议，以色列方面最终赶忙道歉。虽然我在第一时间获知了此事，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写了一篇有关的“内参”，未能将此事真相见诸报端。现在写出来，也算是第一次将事实还原给世人。
这件很不愉快的事件，凸显中以关系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中国外交官竟被押上警车
事件发生在２００４年的３月７日，遭以色列警方逮捕的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一位政务参赞刘国民（应其要求取此化名）。在大使馆，刘国民被认为是一个书生气最浓的外交官，四十岁左右，说话慢条斯理，为人相当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