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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发育的时候是往往国力最弱的时候，宋代是武学最发育的时候，《武经七书》就刊定于宋神宗时。哪能发展武学呀？因为中国没有安全需求。作为一个政权的安全需求，由于我们地理环境的限制，主要是内卫。地理环境北面是大漠呀，南面是大海呀，在舟马时代那是天然的屏障。俄罗斯是什么时候过来的？雅克萨之战还是打个平手，《尼布楚条约》还是个平等的条约，那是17世纪的事。在17世纪前中国政府可以高枕无忧，他不用担心外军入侵。天朝之大，物产丰盈，恩泽四方。他不打别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打别人，为什么？他是个农耕民族。一个是农耕民族对外入侵和游牧民族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内卫，主要是内卫。镇压个农民起义，镇压个王公贵族的叛乱呀，维护祖国统一呀，镇压准葛尔、罗布藏丹津等。一个国家内卫和进攻反映在军事思想上就是防御作战还是攻势作战。不是说内卫就没进攻，而是说他基本上是防御型的。别出事儿，他不往外打。
是现实逼迫清政府必须变革，必须要有一种国家安全意识。为什么是防御型呀？前提呀就是地理环境。没想到从大海上人能游上来，那个时候的人认识不了海，大海怎么还有人上来呢？上来后，一打一个准儿。弄清楚后要加强海防。要巩固海疆就有一个问题了，发展海军。我的研究生就要写这个问题，我昨天给他提出问题了，海军这个军种的特点，你说中日近代海军建设走的不同道路得到不同的结果，但这种写法各地已经写滥了，很多人都研究过，你想到没想到过海洋与海军的特性，海军是个攻势军种呀，他和陆军不一样呀，在世界性的强国中海军都是往外走的，没有人拿海军进行防御呀，发展海军的目的就是将国家的意志投送到远方。而农耕民族可以用马防御，海军不是农耕民族土生土长的东西，海军这个军种的特点就是攻势。现在为什么美国对我们有航母表示担心？解决台湾用不着航母，你要航母干什么？他马上就想了，你在挑战他的权威。只要把国家的注意力放在海军上在对方来看你就不是防御型的。
回过头来，清政府用一个攻势的兵种，指导思想却是防御型的，矛盾就矛盾在这。现在就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海军一开始发展很快，因为他本身是买呀，我从英国、法国、德国买，买完了，你用它干啥呀？一看够用了，防御用不着那些东西，防御严格意义上岸炮就行。你过来我就打沉你。海军发展的速度就慢下来了，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没发展，才有了银子挪到颐和园的事儿，因为在清政府看来这没事儿呀。你从这方面谈，西太后是何许人也？中国最高领导者，当家人呀，她就是卖国？我不信。你听说过没事希望自己败家的当家人吗？她也不想中国越来越弱。西太后不是卖国，至少主观无此故意，是观念的问题使她对事物认识错了。
二、儒魂？军魂？…晚清军事制度改革（2）
再回到说团练，我方才说是兵役制度的改革的序幕，这清政府除了八旗、绿营，又有了团练，团练是募兵制，招募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现在这样的概念，全国普遍的兵役招募制，你说现在各省征兵之后，由各省省军区过去把这帮人向全国各地分发。河北的去当兵，你保不齐就分到新疆或者分到北京来，很少就近分配。除非你当武警，武警正好在你那招。你比如说河北武警总队或者消防队，消防队一般都是本地的，如果大部队招兵就是全国各地分发。而那个时候就是湘湖子弟就在湖湘当兵。那么说他以地域来招。他看透了八旗这帮东西不能玩，油滑子弟没事架秧子的事，根本不能打仗。油滑子弟不行了，所以说他就招些淳朴的山民。这个军队啊，晚清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对国人都是教训，必竟是在这片黄土发生的事情，文化啊。
西方有一个创新思维大师叫德波诺，他说中国人的思维更多的是反映性的惯性思维，缺少设计思维，所以说中国很善于借鉴过去的一些经验。他对中国的文化有两句话，一是中国文化传统性、顽固性很强，同时划分中国军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制度随着经济基础的坍塌它结束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军事制度，有什么阶级的政权就有什么阶级的军队；第二部分就是军队组成的那种有意识的、有思维的人，他在谋划谋事的过程中很容易按照中国传统的设计模式去体验过去的历史。尽管时过境迁了100多年了，今天有很多事，在过去“何其相似之乃尔”。你比如洋务运动，我们说洋务运动之所以垮是因为他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像日本脱亚入欧，日本一开始就脱亚入欧。我写了一本书，一开始就写了日本的民族特点、文化特点，人家东西只要是好的，就拿过来学习，对于学习别人好的东西是不遗余力的，也有加工成份。中国不行，你看日本去外国买军火、看军火怎么用、怎么做。李鸿章买军火，这东西多少银子，然后就砍价。他不想别的，只想价钱。日本人不行，他琢磨这个事情。这是两国的思维不一样，文化思维的顽固性很强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时清政府是统治者，他毕竟是给清政府当官啊。同时李鸿章也是那样，不那样做不是自己给自己安个炮筒子吗？他也不行啊。那不是招杀身之祸吗？想把清政府推翻了，那是绝对不行。
打仗中纯粹的军事保障也很重要，有句行话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李鸿章那个粮草是由一个叫胡雪岩来给他办。具体就是政府花银子买，征不来那么多，就用银子买。用现在的话讲；胡不是做生意吗；我在你能做生意的情况下给你政策。清政府给下政策就行了，胡雪岩拿钱买粮食。你征不来买总买的来吧；老百姓按人头来。粮食多的，来个100斤，九牛一毛，但对平民老百姓来说可受不了啊。我当过知青，在农村呆过，一到春天就不行了，没有卖给你的。胡雪岩做生意在不打仗的地方做。给政策就是给钱。特别在专制国家也不用招标，所以说胡雪岩是红顶子商人、是官商嘛。就是清政府给政策，晚清时的清政府“给政策”——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大家都明白。你想想，如果现在哪个企业有政府的背景，他黄不了。现在的中石化、中石油、铁道，他黄不了。为什么不划出去走市场啊，因为他企业跟国家有关系，他内部体制改革还没完成呢，他企业本身还没脱勾呢，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有政府背景。如果都是走市场，包括西方的铁路也可以来，西方的企业也可以来华办航空，我想中国铁老大，他能当老二就不错了。政府多大啊，政府是分配社会资源的。靠着政府就是好，为什么北京城有上万家办事处啊？20000多家，为什么？都是想把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想方设法弄一点。这在外国看来是很奇怪的事情。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能不能不控制？不行，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所以回过头来看胡雪岩和左宗棠的关系，就太好理解了。当时胡雪岩做这些事，就是利用政府给政策经商。
二、儒魂？军魂？…晚清军事制度改革（3）
（二）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推崇的治军之法——曾国藩的治军方略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统帅们，在战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治军之本的军事思想，对晚清及以后的军事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以忠君卫道作为建军宗旨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说教。他推崇封建礼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宗旨。
曾国藩的整个治军方略，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他在组建湘军时，其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就在他出师衡州时发布的《讨粤匪檄》一文中表达得异常明确。曾国藩十分了解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文化心态，针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维护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之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吾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以此来号召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或从军，或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曾国藩的动员令，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受封建传统观念熏陶的学人士子、农夫山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汇集在曾国藩的旗帜下，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
他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2。 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戚继光说过，练兵必从军礼训练入手，“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曾国藩十分信服这一原则，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他说，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指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是指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若营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这样，士兵也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对将帅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更是极力用仁礼忠信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将和良将，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曾国藩还强调，军营主要是靠将帅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影响兵勇的言行。
二、儒魂？军魂？…晚清军事制度改革（4）
曾国藩还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要求对军队进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