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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魂？军魂？…晚清军事制度改革（4）
曾国藩还提倡“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他要求对军队进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的表现。“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曾国藩说，“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能够相互信赖，遵守信用，彼此团结，同舟共济。他把“诚”与“信”相联系，还说“诚便是忠信”，“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作为将帅的行为准则，曾国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鉴于湘军中普遍存在的骄矜之气，他对诸将帅还以“谨慎”二字相勉。他谆谆告诫部属，务必守个“谦”字“慎”字，戒骄戒惰，从而避免打败仗，招灾祸。另外，曾国藩又强调了传统的“爱民”说，要求将帅对兵勇以“仁礼”相待的同时，还要求军队对百姓以“仁礼”相待。他声称，“官不爱民，余所痛恨”，“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准则在湘军中的实行，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3。 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作为战争指导原则
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其指导战争的思想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慎战”是其基本作战方针，“以主待客，以静制动”，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是其战略战术的表现方式。
从湘军和太平军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湘军的数量长期不如太平军，双方所用武器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出于消灭太平天国的目的，在战略上必须采取攻势，由此曾国藩确定了沿长江进军直下金陵的路线。又虑于太平军数量多，并占据了武汉、安庆、金陵等要地，其主力又长于运动战，所以曾国藩认为，湘军想攻取战略要地，在战术上必须深沟厚垒，以主待客，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稳扎稳打。他要求湘军在包围坚城后，不应急攻，而应先筑起围城坚垒，一方面耗尽守城军队的粮食，另一方面又以此吸引援军解围攻坚，使其“如飞蛾之扑烛，多扑几次，受创愈甚”。待敌消耗殆尽、疲惫不堪之时，再与之战，如此就能“成功愈易”。这就被称作“结硬寨打呆战”的作战方法。
根据曾国藩“以主待客”、“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湘军取得了一些列围城攻坚的胜利。1856年12月攻占武汉，随之占领鄂东各州、县，实现了保上游、争要地的首要一着。1854年末开始进攻九江，直至1858年春城中粮尽，守军饥饿不能力战而外援又不能至时，才以地道炸开城墙将其攻克。曾国荃于1860年率军围安庆，太平军多次施“围魏救赵”之计以解安庆围，曾国藩力主“不必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壕”。湘军在安庆城外筑起了前后两道深壕厚垒，对太平军的守军和援军都不出战，围困安庆长达十多个月之久，于1861年9月攻下安庆。在攻克金陵的最后一战役中，湘军仍是采取“结硬寨打呆战”之法。1862年5月，曾国荃率湘军前锋2万人进抵金陵城下。曾国藩考虑到太平军下游的主力尚完整未损，遂指示曾国荃“以坚守坚扎为主，不必遽图进剿，不必寻贼开仗”。并要求在整体上实行攻防结合，防中有攻的原则，在兵力部署上分出攻防两支力量，“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所谓“活兵”，是指轻兵进剿的游击之师，以对付太平军的援军并扫清金陵外围；所谓“呆兵”，则指重兵坚守合围金陵的围城之师，专以围困金陵。为防止懈怠，攻防各营经常相互轮换，使部队士气能得以维持。金陵围困长达两年之久，直到李鸿章、左宗棠所部在苏南、浙江战场节节胜利之后，曾国荃所部的兵力日渐增多实现了全面合围，金陵城内已粮绝力尽，终于在1864年7月19日攻占金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部实现。
4。 曾国藩治军方略的历史影响
曾国藩作为晚清统治集团的重心人物，他所组建的湘军历经十余载的南征北战，终将曾占据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血腥镇压下去，为延长清王朝半个多世纪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显赫名声，其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二、儒魂？军魂？…晚清军事制度改革（5）
纵观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其内容主要围绕着维护封建礼教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儒家学说作为建军和治军之本，选将用人提倡“忠义血性”，治军倡导“仁礼忠信”和“以诚为本”，对将领要求“勤恕廉明”，以及创造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一套战争指导原则。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和洋务派，他的有关军事改革思想及实践，是有清一代所未有的，打破了清王朝在军事制度上的僵死局面，使腐朽的八旗、绿营制度寿终正寝，并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河，使传统军事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毫无疑问，这对近代中国军事思想的进步发展是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的。
曾国藩实行的一系列军制改革，如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军饷自筹，官职私相授受，军队自树一帜，不受朝廷控制等。这种历史影响，其一方面的表现是：新组建的湘、淮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不仅强于八旗、绿营，也强于各地的农民武装，这就使得湘、淮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以此为契机，清朝进行了全面的军制改革，湘军之后清王朝的主要军队——“防军”和“练军”便是受湘军制度的影响而兴建起来的。所谓“防军”，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各省募集的勇营，也包括裁撤之余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其他各省所募练的武装。这些武装大都驻扎在各省险要地区，防守要隘，故称“防军”。其制度完全一袭湘军旧制。“练军”实际上是借鉴湘军制度对绿营兵进行改造而产生的一种军队，也是湘军制度的衍生物。如直隶练军，本身就是刘长佑和曾国藩所编练的。自湘军兴起至甲午战后新式陆军的编练，湘军军制影响了清代军事制度整整40年，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种影响的另一方面也同时表现在：湘、淮军虽暂时挽救了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命运，却也由此动摇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军事基础，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满清皇室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汉族的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人们把曾国藩和湘军视为近代军阀的渊源，也是不无道理的。如果说，此前者是曾国藩本着“勤王卫道”的目的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愿望出发，收到了预想的效果的话；那么，此后者则是清王朝所始料未及，也是与曾国藩本人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连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早年时也曾有“近人之中，独服曾文正”的话语，可见对其影响不小。
（三） 左宗棠这个人很怪，他是陆军，却是海军的奠基人之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是把大清国传统的“夷夏之防”思想给冲破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制造新式军舰，编练新式水军。林则徐甚至把建造军舰所用的银子都想好了。就用广东海关的关税作为经费。
林则徐说，这件事要快，就好比两个人下棋，如果你让对手走两步，你却走一步，胜负还要问吗？
可是，道光皇帝根本不以为然，在林则徐的奏折里批了一句话：一片胡言！
这时，道光皇帝还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过是一次偶然，大清国依然雄踞东方。道光拒不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
没有想到，1858年，大清国的百万军队再次战败。这一次，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可真是像一只变成乌鸦的凤凰，再也骄傲不起来了。1860年，道光皇帝的继承人咸丰皇帝下诏可以向西方学习。他的弟弟、专门办理与外国人打交道事务的奕？说：“时世艰难，只有弃我之短，取彼之长，精益求精，以冀渐有佳境。”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作战中，左宗棠早就知道了外国先进武器装备的厉害，他指挥的“常捷军”就是一支用洋枪洋炮组建的军队，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这支军队几乎是战无不胜。
二、儒魂？军魂？…晚清军事制度改革（6）
早在几年前，他就曾经想过给皇帝写个折子，请示在福建建立专门制造船炮的工厂。可是，由于当时朝廷还没有打开这道门，左宗棠最终没有写成这道折子。
这时，左宗棠见朝廷开了口子，立即提出建议，要在福建建立船政局，制造先进的舰船与大炮。他在折子上写：“船政乃海防根本。自强莫先于海防，海防莫先于造船。”他的折子是在1866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公历6月25日发出的。农历六月初三，公历7月14日，同治皇帝的朱批就到了：
左宗棠奏见拟试造轮船，览奏均悉。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左宗棠务当拣派妥员认真讲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
左宗棠接过圣旨批复，立即于当年秋天在福建福州的马尾成立了福建船政局，聘请法国人为总工程师，专门制造海防所用的舰船。从1866年到1907年福建船政局存在的41年间，共制造了40艘各类舰船。尽管福建船政局在经营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抹有浓重的一笔：其奠定了中国轮船制造和海军建设的基础。用当时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话说：“创始之功甚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福建船政学堂的创办，标志着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的问世。从1866年到1912年，福建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了504名海军各类人才。严复、邓世昌、刘步蟾、林泰增、林永升、萨镇冰等著名海军人物，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所以，左宗棠在中国海军建设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一笔。
（四） 呕心沥血的“卖国贼”——李鸿章的军事改革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晚清军政重臣，洋务派首领，淮军、北洋海军创始人和统帅。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惨遭失败，古老落后的封建军事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中国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尝试，李鸿章就是此项改革的先驱。他基于对国内外形式及军事制度的了解，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化的军事制度的改革。
1。 呼吁改革兵制
兵役制度是关系军事近代化程度高低的一项重要制度，绿营八旗以世兵为主，湘军营勇则招募而来，清朝的世兵制和募兵制都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与近代军事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李鸿章对清朝军事制度的诸多弊端具有一定的认识，他深感旧的武装力量结构极不合理，绿营八旗毫无战斗力，却仍然保留，新兴的勇营防军担负着国防重任，却时募时裁，极不稳定，国家既要养兵又要募勇，政府筹饷艰巨，官兵待遇低，兵未养好勇亦不甚可靠。因此，他一度提出要改易兵制，建立近代水师。
1864年李鸿章多次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建议：“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目于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李鸿章改革军事的主张，是从抵御外侮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