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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来看我，我送他一册我出的漫画书。他极高兴，说我今天不困觉，也要读完它。说完便请我们去吃海鲜，开着一辆凌志车。见到朋友混出模样来，我亦极高兴。那天我们是在海边的一家全是竹子装修的海鲜楼里，吃了龙虾同鲍鱼，又喝红酒同啤酒。刘波又说起在海南击鼓传花炒房炒地的故事，皆是闻所未闻。他说他有一回，有块地，他在甲包厢里谈好价，又到乙包厢里去谈，地都没去看过一回，只是过过手，两头人不见面，他从中便赚了一千多万。“这样的神话只有中国有，只有现在有。”他说着一笑，笑容里有一种孩子气，亦是灿烂。后来海南房地产因朱总理收紧银根，刹那间泡沫破灭，许多房地产老板从泥土里赚来的钱，亦最终还原于泥土。刘波随后到北京发展，春江水暖鸭先知，属中国最早有资本运作意识的人，买了上市公司“武汉长印”的壳，更名“诚成文化”，一度资本膨胀，做得风生水起。但最后亦是出了事，2003年出逃日本。行前一个月我还在长沙同他吃过一餐饭，见他手里拿着念珠，神色寂然。仍是敞口布鞋，平头，干干净净。我倒是经常有些怀想他。这是个聪明已极，且图做大事的人。他的第一桶金便是掘自海南。我亦听说，如今有若干做得很大的公司，第一桶金皆是掘自海南。或许不是“掘”的，是浑水摸鱼从地里捡来的。
海南（3）
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表弟在澄迈县当宣传部长，把我姨妈从黑龙江接来住。表弟来看我，接我去看我姨妈，开着一辆奥迪车。我母亲就是两姐妹，姨妈十六岁当兵去了东北。后在那边结婚安家，复员后同姨爹分在嫩江“红五月”军垦农场。见到多年未见的姨妈时，发现她老得很厉害。见我来，她极高兴，反反复复摸我脑壳，口中讷讷，不晓得要说甚。而表弟说，我带立伟哥到外头玩玩。他于是让我学开他那辆奥迪车。这是我头一次学开车，在澄迈县的一片荒地上。表弟喜欢喝酒，后来一回开着这辆奥迪从海口回澄迈，因喝了一斤多五粮液，又是深夜，结果一头撞到一棵大树上。到清晨被人发现时，尚在深度昏迷中。那辆奥迪，已是撞得成了废铁一堆。
澄迈很乱，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打黑案例，据说是乔石亲批要严打的。吃饭时我问我表弟，他道，那个“二王”还不算什么，比他们凶的还有，只是他们撞到了风头上。我说此地险恶，你不怕？他道，不怕，况且一般来讲这些家伙兔子不吃窝边草的。
乱还不只是社会治安，是乱卖土地、破坏资源。有个我认识的亦是湖南人的《海南日报》记者，闻说我表弟在县里当常委，背着我便去找他，自称是我朋友，目的就是想圈一点地。表弟后跟我谈起此事，我道你不要理他。表弟说，找我没用。权力不在我手里。我后听朋友说海口周围的几个县，头头们皆是靠卖地发了横财。某一县的头，因敛财巨多，且把房子建得如宾馆，为人亦善少恶多，被人称做“南霸天”。他把能卖的土地几乎卖光了。这样的“权力寻租”，那一时在海南亦是遍地开花，又堂皇而且张扬。
我表弟是正直的人，亦是想做点正经的事，我只担心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会要不开心。
张新奇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亦是湖南来的，原在电台做记者，后辞职来海南，名叫肖建军。方脸，矮个，目放精光。开了家“红辣椒湘菜馆”，又开了家“鸿门夜总会”，在海口皆有很大名头。他来时携全家老幼，靠跟朋友借两万块钱开小饭铺起家，刚做起来时，屡遭本地烂仔欺负，一回众烂仔又来寻衅，且动起手脚，打他的老婆同老母，他便同妹夫冲到伙房一人一把菜刀，将烂仔砍翻几个，杀得红了眼，烂仔在前头鼠窜，他在后头虎追。这一架，把他名声打了出来，以后再无烂仔到他店里来寻事。过了两三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了。餐馆日日爆满，夜总会最高峰时亦是日进十几万银子。他请我吃饭，我说你看你只几年，如今赚了几千万。他笑出一口被烟熏黑的牙，道，我算么子赚钱？人家一夜之间炒楼都可以赚几千万，轻轻松松。我算么子？我是呆人，只能做呆事。一边胡强听了，摇头道，我是连呆事都不晓得做。于是一脸巨大惭愧。
“我做餐饮和娱乐业，只一门好，”肖建军说，“就是认识各种道上的人。海南这地方呵各种各样的角色我都见过。其实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两种人：骗人的和被骗的。”
“那你呢？你是哪一种呢？”我们便问他。
他道，我呵，我么子都不是，我是冷眼看螃蟹的人。
我认识肖建军时正是他生意最旺的时候，每天的流水拿日进斗金来形容亦不在话下。所以他那一时跟我们说话，声气很高，目如流星，且有一种把什么皆不放在眼里的蛮气。
海南（4）
十年后我再在湖南遇到他时，他几乎换了个人似的，谦卑而低调。我这才晓得，他的餐馆后被一把火烧掉了，而夜总会亦早已关张。曾经的繁华遂成追忆。
我们住的别墅，实际上成了朋友公司的员工宿舍。住的皆是中层骨干。有专人搞饭，亦有司机。跟老板开车的司机姓胡，我记得是岳阳人，无事时便邀一桌麻将。赌得相当大，一个晚上的出进最多可达十多万。我想他一个司机凭什么可以这样来豪赌？后来我跟一位会计大姐混熟了，这大姐是退休后从长沙请来的。她告诉我说，胡司机同公司里的一些人，把公司的房子以一个价整层整层包下来，再以另一个价卖出去，从中赚了不少的钱。小胡还不算什么，你没见某某？如今是开着奔驰车在公司里打工咧！
别墅里还住了位年轻女子，长得妖娆，是某某部门经理的情人。经理去唱卡拉OK，于是认识了该女子，她本来做“三陪”，见经理出手阔绰，就粘上了他，一副从了良的模样，常常穿着睡衣靸着拖鞋在客厅里看电视，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她嘴很刁，不大喜欢吃别墅里请的人做的四川口味的饭菜，于是同经理手挽手，到外头吃海鲜。经理可能真是爱上了她，到后来常听得他们关起门来吵架，原因据会计大姐讲是因她喜欢跟别的男人*抛媚眼，惹得经理醋劲发作。有段时间别墅里还住了一位姓王的女孩，二十二三岁模样，短发，圆脸，很朝气亦很好看。我们在餐桌上经常聊天，才晓得她原来是北京分公司的。她毕业于北外，现暂调总部来翻译资料。她喜欢唱英文歌，亦喜欢到户外打羽毛球，性格很阳光。她有回跟我说，她到房地产公司来做事，就是想赚一点钱，到国外去留学。不久她就傍上了一个男人，果然，几个月之后，她就去了美国。我记得她最喜欢唱的歌是卡伦·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唱得非常好。
海南是许多女孩子的命运跳板同人生中继站。但或许亦是一生回忆里不堪回首的地方。
我朋友跟我说，他叫公司里的人帮我们索性到北京去注册，要做就干脆做成一个大广告公司，站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上。事情既有个过程，便让我们先在海南帮公司做些售楼广告。在此之前，他在青岛有个项目，请我们这班人帮他去拍个片子。是在黄岛开发区，他圈了两平方公里临海的地。他想把它做成国际性的旅游度假项目，于是要拍一个招商片，拿到境外去招人家的热钱。就是因拍了这个短片，他觉得这班人还真是能干，散掉可惜了，不如一锅端来做一家广告公司，何况他自己亦有内部业务量来保底。这回他又有一个新楼盘要开盘，于是请我们来做策划。我们就在别墅里做事，张大奇是策划高手，胡强与于鸣非亦擅长文案，另又叫来一个美工黄兰来做视觉。我则忙时帮忙，闲时帮闲。不久《海南日报》同《海口晚报》均刊出了我们做的售楼广告。我那朋友看了蛮高兴，打着哈哈说你们一出手，提升了海南房地产广告的文化水平呵。又说北京那边基本上办好了，你们可以北伐了。
他公司开了个年会，他在台上作报告，说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太多，高度危险，他的公司应当快速转型，从单一的房地产业中跳出来，多元发展。他说话时头脑异常清醒，但公司里其他的人皆不以为然。做过那个年头的房地产的人，对任何其他行业均是瞧不起，因任何钱皆没有炒地炒房来得快、来得猛、来得动魄惊心。
果不其然，半年之后，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便一夜之间破灭了。我那朋友不是没有预见，但收手已是来不及了。覆巢之下无完卵，他的帝国般的公司最后亦作鸟兽散。
但半年之后的事情我们当时并未看到。胡强很兴奋，以为到北京可干一番大事，三十而可以立了。于鸣非同黄兰亦有闯世界的牛犊劲。张大奇要老成得多，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份清醒。他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而我亦不想去，因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我内心渴望去做的，我只是尝试一种人生的可能，点到为止。我始终只有一种玩票的心态。
我们去了一趟三亚，因公司有一个项目在那边，亦是圈了好大一块地，他们带上我们去考察。顺便我们便在海边住了几天。蓝天碧海，椰风吹拂，我们躺在沙滩上，各怀了不同的心思。我喝着椰子水，望着远处一团白云。我想我亦要来去无拘，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海南的繁盛让我恐惧亦让我疲惫。我起了归思了。
归思起不得，一起就去订机票。
于是波音飞机以闪电的速度把我又载回到原来的生活。我的心复又归于短暂的平静了。
。。
上海（1）
我在上海丢过一个钱包。是我一位朋友从长沙来，我去火车站接他，从桂平路上的士，到徐家汇地铁口下，为赶时间，手忙脚乱中便把钱包掉在了车上。走了几步，忽觉得少了什么东西——人便是这样有感觉的，左顾右盼，满身一拍，呵也，钱包！抬头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窜蛇行，霎时不见了影子。更证实是那司机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边副驾驶位上。他是那么的心虚，急着要逃掉。
好在我下车时尚记得在码表上扯了票，那上头有出租车公司投诉号码。幸喜手机也在，于是一电话打过去。公司问了情形，说他们会找到司机询问。过了一刻，公司回电，说司机是找到了，但他说根本没看到有什么钱包。我说我敢肯定是在车上。公司说我们也没有证据确定是他捡了。他不承认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侬损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车公司是负责任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却不怎么地道。我这样说又有一个证明：有回我从虹桥机场出来打出租，人没上车，司机便问去哪里。我说是漕宝路，司机把眼白翻出来，道，侬上后头的吧。漕宝路离机场不远，司机候客半天，等来一个只有一二十块钱车程的主，极不心甘。这可以理解，但若拒载客人，则失了起码职业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来了湖南人的蛮脾气，霸王硬开弓，偏是上了这辆车。司机嘴里咕咕哝哝怨气冲天，我脑壳一偏，道，你会不会骂娘？骂娘好听得多呢，你骂骂看！
我钱包里的现金倒不多，有两张卡，有一些票据，关键是身份证，我得回湖南补办。所以那段时间我在上海，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谁？没人能证明，包括我自己。想起来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诉我，说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强生公司的，因他们的服务好，若是拒载，投诉之后，那司机是要受处罚的。虽然纪律不等于服务，但我每回打强生公司的车，确实，那服务态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若全是像这样，则人们对上海的印象必定美丽得多。
我在上海，夜来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来，车窗外仍是灯海一片，如繁华浩渺的一个梦。每回如此一瞥，我就来想，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过的那个夜上海吗？
丢钱包那一回，1998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离徐家汇很近，却显得冷清，且有一点邋遢模样，给人一种城乡接合部的错觉。那一年荔枝丰收，我住的那个社区大门对面是个蛮大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