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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市场，我天天到那里买荔枝来吃，便宜到五块钱可买得两斤。如苏东坡那样，“日啖荔枝三百颗”。结果吃得上火，牙龈肿痛，到夜半恨不得下地找钳子。前两年我到上海，去看陈村的新居，却原来他亦是搬到了桂平路，在我先前住的那个社区的马路斜对面。隔了几年我去看时，那桂平路变化仍是不大，远不如上海其他的地方摩登响亮。陈村住的那个社区，有个小小租碟的店，我那时周末常去租碟来看。没什么好碟，多的只有美国的警匪片。租回来往碟机里一放，一会儿满屋子枪声大作。
我那一年在上海时，陈村是住在万科花园，我觉得那里环境很不错，唯一的缺点是隔虹桥机场过近，头上时不时有飞机低空掠过，声震耳鼓。我那时在漕宝路最高的一幢地标写字楼里办《环球企业家》杂志。编辑人手皆是我招的，是一群可爱已极的年轻人。上海的人力资源真是好，随便一招，个个是才俊。差不多每个星期我要率这班小年轻跑到万科花园里一家名叫“黑三娘”的川菜馆去吃魔芋烧鱼同辣子鸡丁，喝巨多啤酒，顺便把陈村也叫下来吃饭聊天。他腰腿不好，骑在自行车上慢慢滑过来。“久仰久仰！”年轻人头一回见陈村，皆起身招呼。陈村与年轻人极有缘，何况那时他又在“榕树下”当文学版主，我们编辑部年轻人皆是网虫，故对陈村尤其景仰，如同见了教主一般。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上海（2）
陈村是我老友，1984年我头一回参加文学笔会，在烟台的葡萄山上，即与他相识。此后几乎每回到上海，我皆要去看他。他婚后浦东浦西的搬过几回家，我亦都去过，是我在文学界朋友中过从最多的人。1985年我与阿城同届获奖，在南京领完奖后二人又同到沪上玩，住巨鹿路上海作协院子楼上亭子间里。陈村来看我们，身上带了好几包烟。而那一晚上，我们三个人聊天竟至通宵。把陈村带来的烟，及我与阿城自己身上的烟悉数抽完，到天亮时低眉一看，恍若激战后的壕堑，狼烟里是子弹壳一般的烟头弃满一地，蔚为壮观也。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次聊天，因阿城与陈村皆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说起话来喷玑吐珠，妙不可言，令人神往。我记得我言语最少，一直笑笑的，快活得不得了。
因为有个陈村，上海变得很可亲近。而他又教我网上的生活，隔几日便发来些有趣的网址。我的第一台手提电脑，亦是在上海买的，就在徐家汇的“百脑汇”。一有问题，就电话询陈村。他是作家中最会玩电脑的。又经常半夜里在网上同人下围棋。电话里告诉我说，昨晚上那人不要脸，到早上下不赢就跑了。我笑笑说，那岂不是报道敌军宵遁么。
前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笔会，邀了十多位作家，我们到浦东开国际峰会的地方座谈文学。陈村侧身同我耳语道，哪天我们再到“黑三娘”吃他娘的一餐？
那时我除了带年轻的编辑们吃“黑三娘”，亦经常组织他们搞些活动。到“钱柜”唱歌，到“棉花俱乐部”泡吧听爵士，或者找个地方飙卡丁车。又还去了周庄桐里和苏州。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开心。最重要的是杂志的广告收入节节攀升，发行量亦打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机场及星级宾馆几乎全都看得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记者均给我们来写稿。经济学家*本不给杂志写专栏的，但经我说项，破例为我们开了一年的专栏。以后她便将专栏的文章收入她《我们仍在遥望星空》一书中。我亦常参加上海的一些大型媒体的活动，接触到一些相当大的企业。我感到上海是个充满了活力同机会的都会。生机勃勃，日日新鲜，因有世界热钱大规模流入也。
我手下编辑中有上海本邦的，亦有外地在上海读完大学决意留在这座城市里谋发展的。同这幢写字楼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很努力工作，并时时充电学习，时时寻找更好机会。有个叫卢红的女孩是河南人，在外地读完大学只身跑到上海来，她到杂志社应聘时我并不满意她，但她强烈要求我给她一次机会。我见她态度坚决，且很执着，便留她试用。后来她果然干得非常出色。我招的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学新闻或是学中文的。因杂志的内容是财经，故我要求应聘者有专业知识，并强调外语一定要好。他们极是聪明，一般干了一期就上了手，干两期就相当熟练了。有一回我派卢红采访一家德国专做建筑新材料的企业，半个月过去，她不但完成了一篇极好文章，亦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她让那位年过半百的德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一位可爱的日耳曼小老头爱上了她。她后来跟他结了婚，并去了欧罗巴。上海便是这样，给年轻人以事业的机会同人生的机会——只要你是有真才实学而又善于推销自己的。
上海（3）
还有一位上海女孩阎平，她家里条件非常好，自己亦不错，研究生毕业后在家里呆了半年，因她新婚丈夫在摩托罗拉上海总部当高管，说你不要出去做事，我养着你。但她还是出来了。应聘时她说我不谈条件，我只是想要一份自己想做的工作。我看她模样很娇弱，始有担心。没承想她做起事来却极是投入，积极负责，完全没有我想象中上海女孩子发嗲娇气模样。这女孩子视野极开阔，事事关心，兴趣极广。不久她丈夫调到美国总部，之后一年许，便发生婚变。但她却以没命地工作平衡自己。只我们到钱柜去唱歌，她不唱，独坐一隅，神情有些涣散。她只是默默承受了内心的苦楚，并不拿灰色的情绪来影响别人。因她干事极出色，我便提了她来担执行副主编。我离开上海后，她被香港一家文化时尚刊物挖去做了主编。但没过多久，她亦去了美国。因一位从小爱慕她的男孩子在美国学音乐，回国探亲时与她邂逅，于是爆发恋情。她后来跟那男孩生了两个宝贝，每年春节大年初一皆要给我打一个电话。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笑意，看来她是生活得相当幸福的。
我前年到上海时，原来编辑部的几位年轻人相约了请我来吃饭。美编金辰现在徐家汇开了家设计公司，手下有十来个人，业务发展很好。杂志改版之初，他那时在《时尚》做见习美编，我们去北京把他挖来，让他一开始就做美术总监，给了他一个舞台。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对版式同封面有自己的见地。我很尊重他，一般不干涉他的设计。他把我们的刊物做得有外刊风格，亦就是很洋气。没事时他就在电脑里画汽车模型。因他是一个车迷。他同阎平亦是影迷。他们的隔断上皆贴满了好莱坞大牌明星的剧照。他喜欢乌曼，阎平喜欢皮特。我们一起去看《拯救大兵瑞恩》和《细细红线》，在大光明电影院。
还有一位王登勇是负责“大公司”栏目的。他几年后亦跳槽做了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来编辑部时刚刚研究生毕业，为了培养自己的白领趣味，每天中午在楼下餐厅吃完饭以后要泡一杯咖啡慢慢品酌。外企开媒体见面会，他便要争取去，用流利的英文站起来提问。是他最先想到，我们的刊物要用《财富》五百强公司的CEO来做封面，以示同其他财经类杂志的区别，并凸显我们“环球企业”的定位。
还有个小沈，在我们楼上一家邮购公司当项目经理，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他们公司有个产品展示间，正在我们那一层楼，她常带客户下来参观，路过我们的办公区，她很奇怪，这幢写字楼里皆是国内外商业机构，为何冒出来一个杂志社了？就好奇进来看，发现卢红是她邻居，结果便常来坐。小沈很能干，亦文静可爱。她对我们的工作怀着一种莫名的敬意。有一回她要出一本产品名录，请我帮她在前面写几句话。我说你坐一下，立等可取。于是两支烟工夫就给她写了。她一看，欣喜异常，连连地称好。第二天在楼下食堂吃饭时遇到我又继续夸赞，并说她给他们公司的人看了，都说写得好。夸完了之后她问我，能不能到你住的地方去玩？从此她每到周末便到桂平路我租的一套小公寓里来玩。我们一起看影碟，听音乐，或者一同出去吃一顿饭，饭后又去泡一阵吧。过了些时候，她告诉说他们公司的人对我们的关系有议论。我问她你怕不怕。她摇着头说，不怕。你呢？我说你都不怕，我就更不怕了。小沈是那种纯洁得让你无法产生邪念的姑娘。她是四川人，只身呆在上海。她喜欢这个城市。我问她为何不找男朋友。她低眉一笑，道，找不到呀。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她终于找了个男友，结婚之后双双去了美国。我们亦失去了联系。我倒是常常怀念她给我带来的平静的欢乐，以及那种极卫生的友谊。
这些年轻人，他们构成了我那一年里在上海生活充实而多姿多彩的内容。有时候我想，若无这些年轻人的激越奔放的青春，若无他们的希望、梦想、爱情以及脚踏实地的奋发努力，上海哪里来的勃勃生机同光鲜亮丽！
我住桂平路那一年棉棉亦租住在桂平路。那时她尚未成为“美女作家”，亦未写成小说《糖》，且单身快活，喜欢晚上出门泡吧。棉花俱乐部就是她带我去的，因她曾在这里做过DJ。同去的还有赵波，那时还是吴亮的老婆。把棉棉称为“美女”，不知是谁的标准。棉棉长得可不敢怎么恭维。赵波倒是有种吴越女子的清丽娇白。她二人常在一起，让人觉得反差很大。她们在酒吧里是很“闹”的。尤其棉棉，喝了酒之后率性张扬，目光焰焰地盯着一个小号手看。那小号手二十出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但长得体格健壮，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英气逼人。棉棉说，看啦，那小伙子多*啦！干了杯之后，忽然拍我肩膀一把，道，老何，我要带你到上海最糜烂的地方去！她的舌头有点大了。回去的时候，我说我送你们。这才晓得，原来她亦是住在桂平路上。她把自己的租住地做了间音乐工作室。她是那种天生搞艺术的人。冲动、激情、野心、敏感、暴冷暴热，集于一身。但她相当透明。一切在上海的喜怒哀乐全部是写在了脸上的。到后来，这一切亦全部是写在了她的小说里。
上海还有个好人谢春彦。他是陈村的朋友，画家，常给陈村的文章配漫画化的水墨插图。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喝酒。人到齐后，他走进包厢来，左右胳膊下皆夹了酒，是个极豪爽又极可爱的人。留着鲁迅式的胡子，风度翩翩。有回他带我去一个怀旧酒吧，是他一位画家朋友开的。里头的一切装饰皆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风格。手摇唱机、西洋片、老家具、洗脸架，摆满各处。楼下还有处地方做陶塑。那回去了一些上海的艺术家，做了个很大的花瓶，每个人在上头签下自己龙飞凤舞的名字。老谢叫我也签上。后来那陶瓶烧好了，一直摆在楼下的一张旧桌子上。我带小沈亦去过一回，在瓶子上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离开上海，后虽是去过很多回，但一直没再去过那个酒吧。不知那陶瓶还在不在。那上头，有我留给上海的一点印迹。与此相关的，则是一堆鸡零狗碎但温馨愉快的回忆。
我相信，有回忆的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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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
沈从文在他自传里写他头回到北京：“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托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而我头一回到北京时已年届三十，比沈从文长了十岁。是一个初夏日里，去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那时主编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说经由他的手发了头条。参加那个笔会的人有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刚冒头的文学新秀。而《人民文学》那一时真是虎虎有生气。我在湖南时，常听得搞文学的人说，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营养。这样的说法里就有从文公的那点意思，因北京有“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上一堂课，对人心灵竟可福泽一年。我便是怀了这样一点意思，从老北京站下来，心里头生起第一个愿望是：去看天安门。仿佛去圆一个久远的梦。而人生亦是从那梦里头延伸出来的。
三十岁，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