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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歌舞团，歌队的练声，舞队的压腿，我参加的是乐队，短笛无腔信口吹。时有长沙市歌剧团亦在宫内，有专业的演员来辅导，有个吹笛子的就来教我，单吐、双吐、三吐，及如何换气。我们排练许多节目，《社员都是向阳花》，《二小放牛》，还有《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少年胸臆并不促狭。那时候我们经常登台演出，有一回还到省广播电台去录音。我使劲地吹笛，妄想在电台的声波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还一回长沙来了非洲的朋友，我们同他们联欢。车子开到了青少年宫坪里，非洲人走下来，像艾青的诗里形容的，“黑得像紫檀木”。他们伸出手，我们亦伸出手，用力地握。后来，好几天的时间里，我的手掌上都有一股奇怪的香味。二十多年后我出国，在美利坚，我同黑人握手，也是同样的味。
我们在青少年宫还放风筝，在春天的风里。天蓝得像幼儿园的窗玻璃，四处是歌声传来，那风筝的带子像是被歌声吹起来，在空气里舞蹈。少年的心也在空中舞蹈。
现在的细伢崽是现在的细伢崽，而我们是曾经的细伢崽。现在的细伢崽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青少年宫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回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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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杠
我小学刚毕业，“*”来了，四处罢课闹革命。我们院子里六七个细伢崽没事干，不读书就是快活，好比天天过节。又精力旺盛到极点，不是上街抢传单，就是在院子里打弹子，砸跪碑，拿弹弓射街对面电灯杆上的路灯泡。又或者，拿粉笔在墙上画男女身体有关部位，写若干欲与人家祖上发展不恰当关系的污言秽语。整日嘻嘻哈哈，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实我们院子里住的皆是地方上有点头脸的干部，山雨欲来风满楼，日子也阴晴不定。
一群细伢崽里总有个为头的，我们的头比我大两三岁，我们叫他平哥。一日，平哥跟我们讲，嗳，街上的小痞子经常朝我们院子里甩瓦片、射石头，我们要做好跟他们打架的准备来，从现在起，我们锻炼身体，要练出一身肌肉来！从那日起，我们便开始举哑铃，做俯卧撑。若哪个懈怠，平哥就摆出要跟哪个的母亲做点事的架势，于是人人发愤，个个争强，在黑汗水流里观察胸脯上手臂上有不有叫做“肌肉”的东西鹅蛋一样长出来。又一日，平哥率我们穿过几条街，在夜色里潜入一家街办工厂，偷了根两米来长的钢管，回到院子里，把它一头戳进围墙里，一头拿马钉固定在一棵梧桐树上，于是成了一架单杠。平哥长得高，投篮似的一跃就够得着，而我们其他细伢崽个头矮，要搭个凳子才能攀得住。
每天又开始练单杠。平哥当教练，穿件海军衫，站在单杠下，把我们的身体像拨闹钟一样，朝前一拨，一个前翻，朝后一拨，一个后翻。我们成了猴子。眼前一晃是泥巴，一晃是云朵。地转天旋。
开始是苦事，后来渐成乐趣，这样练了两三个月，捏拳弯手臂，果是看见了“鹅蛋”。练了身体，也壮了胆子，遂跟街上的小痞子们打了几架，兵家常事，互有输赢。到后来彼此见了，龇牙笑一回，反倒平安无事。和平皆是通过战争实现的。
风声日紧一日，标语刷到院子里墙上四处皆是。墨写的父母们的名字上，无不打了红叉，如同宣判死刑的布告。少年亦慢慢悟到了愁滋味。有两个细伢崽的父亲是南下干部，被揪出去斗了两场，回家叹口大气，逃到北方老家去了。三毛的妈妈是教育局的局长，本地干部，没老家可逃，终日被弄得披头散发，一语不发。那一夜晓得第二日又要被揪斗，就拿一根从苏联带回来的长围巾把自己吊在了门框上。这是我们院子里头一回死人，物伤其类，悲戚甚大，却又不能举丧，因三毛妈妈的死，被定为“畏罪自杀”。
我们不再有快活了。三毛在一夜之间，成了沉默的人，时常两眼怔怔地望着梧桐叶之间破碎的天空，泪水涌下来。三毛一个姐姐抗美，抚着弟弟的脑壳，亦无言语，只虚虚地望着前头。岁月还很长，望不望得见头？
过了些日子，有个冬日的早上我醒得早，到楼下厕所里撒完尿，就跑到单杠下头，把树桩边的四方凳子摆过来，站在上头，一个人甩起了单杠。一会儿就玩得筋疲力尽，跳下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抬头望到了抗美姐姐，她也是早起，一个人站在门前木栏旁。我站起，拍拍手，见她望着我，就冲她一笑。她那时已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比三毛远远要坚强。她亦是回我一个平静的微笑，轻声说：“小子，你玩得蛮好了。”
抗美很漂亮，短发，圆脸，唇红齿白，穿件水红的棉袄，是使平哥心跳得狂乱的妹子。我见她表扬，便很得意，故意谦虚道：“哪里哪里，玩得不好，没劲，跟吊颈鬼一样。”
话一说完，抗美脸色大变，反身就进了屋。听得那门砰地一响，然后四处静极。冬天的早上有些冷。我猛地想起我刚才答的是什么话，恨不得抽自己七七四十九个大嘴巴。
我无心刺激了抗美，触着了她内心巨大的伤痛。我简直后悔得想去死。此事过去了这么多年，她肯定是忘却了，但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如在眼前。
抗美，如果哪一天，哪一瞬，你记起了这一幕，会痛恨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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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日子
我在浏阳乡下挂副乡长职锻炼，是二十年前的事。浏阳这地方相当穷，但也相当怪。从谭嗣同到*，出过不少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改变了中国，而中国却并未改变浏阳，依然寒山瘦水，毫无生机，让人不可理解。当然现在是大变了，不过我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时我住在乡政府，春天里几乎餐餐吃竹笋，是那种特别细的，小拇指粗，人称笔杆子笋，山里多的是，弯腰就能捡一大把。放酸菜，放干椒，炒一大盆，极是送饭。但是少油，吃多了心里挖，像是肠子吹了风，都枯了。不下乡去的时候，在乡政府其实无事可干，院子里空落落的，有敬老院的感觉。踱到乡长的房里，他不在，他堂客来了，盘腿坐在床上，手中正捧了一本书：《七剑下天山》。指头在舌尖舔一下，哗地翻一页。脑壳仰起来：好看好看！又踱到坪里，太阳汪汪的，人影子好大。两条瘦狗伏在篮球架子下，构思有肉骨头的梦。计生专干缪胡子急急走拢来：何同志！我把手反到身后：么子事？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原来他不是吃国家粮的。他抽到乡里抓计生，抓了七八年，四处得罪了人。为什么得罪了人？因为这浏阳乡下的人越是穷，就越是想生崽，有的人生了三四胎，都是女，不甘心，接着又想生，非得生出个带把的来。这缪胡子就来抓人，等于要别人断后，怎不惹人生恨？他是回不去了，但是乡上又没跟他解决吃国家粮的问题。心里不踏实，只好来找我。我晓得这是麻烦事，因为没指标。前两任乡长都答应过他，要优先帮他解决。到有了指标，总是给了别人。我只能答应帮他的忙，但话也不能说得那么死。那好，那好，拜托啦！他怀了新的希望，转身又走了。衣角扬起来，看上去像山里头一只古怪的鸟。
围墙外头是乡邮所，有几个人在打跑胡子，就是一种两指宽的纸牌，上头画着蝴蝶，涂了桐油。牌要是新的，屋子里就有一股桐油味。我坐着看，一上午也没一个乡民来发信。他们世代就在这山里，几乎很少有亲戚在外头。烟熏得墨黑的木板壁上挂了一张林青霞的像，脸上叫人画了胡子，看着你永远有邋遢的笑。所长戴眼镜，打牌极认真，输了就骂别人的母亲。别人笑笑，晓得虽然这么骂着，其实母亲很平安。所长的堂客是江西跑过来的，在乡里做裁缝。坐在堂屋里，把缝纫机踩得滴滴答答响。刘海搭下来，把眼睛都遮住了。从来没见过她的脸，也许长了麻子，也许长了疤。听说她在江西那边结过婚，但是所长看上她了，认识才几天，一把搂过来就做了夫妻。第二年，生了一个崽。所长抱着他四处走，神气得不得了。
黄昏的时候，沿着乡政府外头的小溪走到乡中学。有数学老师坐在屋门口，火柴做牙签，斜叼在嘴里，二郎腿撩起来拉二胡，《江河水》 呵，《良宵》 呵，流水潺潺的样子。月亮升起在山后头竹林里，远看氤氤得似一幅水墨图画。忽听得一声断喝：还不洗碗，只晓得扯胡琴，要死！是数学老师的堂客走出门来，脸很大，眼睛如灯，一只手叉在肥肿腰上，似一把陶壶。
每日里所见，皆是这样的风景。我一直很奇怪，这样的地方，怎么会出那么了不起的人物呢？
矮哥
我头一台台式电脑就是在矮哥手里头买的。那是1994年，当时流行的PC机是286，矮哥跟我攒的是386。我记得硬盘是新加坡的，现在想来小得可笑，才四十兆。我坐在矮哥的小店里看着他东拼西攒。“四十兆的硬盘是么子概念呢？”他一边装机一边跟我扫盲，“你不是写文章啵？就是说，你再发狠，晚上连觉都不困，一辈子也写它不满！”跟我装了金山软件，装了王码五笔，还装了几个小游戏。又还动员我买了一个WPS不间断电源，“你写文章，写着写着突然断电，那家伙，么子都会丢掉，哭都哭不回来！”到后结账，给九千找了我两百，说兼容机就是便宜，要买品牌的呵，贵死你！第二天咬咬牙，还是到他店里配了台针式打印机。“是的喽，我讲哒你要配这个的，想明白了吧。不买点A4纸嗳？”他收了钱，递根红塔山的烟给我。那年头，吃红塔山是蛮客气的。
矮哥的店就开在袁家岭新华书店的侧边，买电脑配件、耗材，同时拼攒兼容机。那地方人流大，加上PC成了人类的巨大需求，他又一副赚了你的钱还像是在学雷锋的模样，故他生意不火成一千度就没有道理。我每回走他店子过身都要进去坐一坐，顺便买点色带呵打印纸呵之类。他那里手忙脚乱，“烟在柜台上你自己拿着抽呵。”一边把货拿出去，一边把钱收进来。我心里打着算盘，跟他说，你这个店子虽然不大，一年赚个二三十万应当不成问题吧？他笑得一脸谦虚，但不作答，又叫我在柜台上拿红塔山抽。他的钱都装在一只“*”时期红卫兵们喜欢挎的黄书包里，那包又脏又旧，早失了原色。只要离开小店，那黄包就不离他的身，斜斜地挎着，包的那头不在身后，在胸前。人笑他赚这么多钱，背个这样的包像么子话。他又笑得谦虚，说哎，这你就不晓得，这样的包，贼老倌就不会盯着噻！
矮哥当过知青，所以吃得苦，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生意来了高潮，到底还是请了个帮手。这帮手是个乡里妹子，圆脸，腰身丰满，青春飞扬。矮哥叫她小妹。他女儿虹虹在袁家岭附近的八一路小学念书了，中午就到他店里来吃小妹做的饭。矮哥叫虹虹唤小妹做姐姐。热天气，豆芽菜一般瘦小的虹虹在凳子上做作业，小妹就跟她打扇，拉开柜台的门，到街边上买冰激凌来给她吃。矮哥的老婆是他下乡插队时的插友，回城后当了邮递员，是个劳模，一天到晚忙得不见人影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这其间我换了六台电脑。两台台式机，四台笔记本。那个四十兆的硬盘虽然写不满，但不知扔到了哪个爪哇国。袁家岭如今也大变样，书店侧边过去的一溜门面早已拆掉。矮哥的门面是上世纪末拆的，之前有回我到他店里去，他就说好日子过完了，如今装单机做配件没钱赚了，要想办法转行了。烟当然还是红塔山，只是已算不得客气了。笑当然也还笑，只是也没有了那种谦虚。过了一阵我再从那边过，只见矮哥的门面已拉下了转闸门。灰灰铁皮上红漆画了个大圆，中间是一个字：拆。我惆怅了一下。之后好些年都没见过矮哥。
去年我一位朋友从美国回来，恰好逢着他的生日，遂邀了些旧友相聚，在一家海鲜楼里庆生，我终于又见到了矮哥。居然，他从门外走进来，胸前还是那个旧书包。只是头发花了，面皮皱了，但身形显得结实了。我们呵呀呵呀招呼半天，别来皆无恙。我说怕有十多年没见过面啦？他眼珠一翻，“那怕没有。你还好吧？”我说好咧好咧。又拍拍他的书包，问，这里头都是钱？他又开始笑得谦虚，且不作答。我又问他如今在哪里发财。“在张家界，发么子财喽，开个小店，混点嚼用。”后来吃饭，矮哥坐到另一桌，我这一桌有个叫志哥的是矮哥同学，就说起了矮哥，原来矮哥的袁家岭小店拆掉不久他就同劳模离了婚。离婚不到一个月又结了婚，对象就是他先前店里的小妹。小妹是张家界乡下的，他遂拿钱在张家界开了家卖旅游产品的小店。他女儿虹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