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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首富们的肉搏战（23）
严谨而固执的范易谋认为，这些公司和合资公司存在竞争关系，损害了达能集团的利益，是“非法”的。毫无防备的宗庆后被范易谋的突击搞得措手不及，慌张间于2006年底草签了协议，同意将其控制的非合资企业51％股份出售给达能。
但同样固执和强硬的宗庆后，岂能容得下这口气？在他看来，1996年因为急于解决娃哈哈的身份问题，加之自己当时“外行”，签订了“不平等”的合作协议，让达能钻了空子，独占了娃哈哈的商标使用权。现在，对方不安心坐享其成，反而迫使他放弃使用自己一手创立的品牌，真是欺人太甚！
一气之下，宗庆后撕毁约定，并于2007年4月将此事公之于众，指责达能刻意设下合资陷阱，企图强行并购娃哈哈。
在双方争斗初期，两人都是为了利益之战——范易谋秉持的是职业经理人的操守，认为宗庆后侵犯了自己公司的利益，于是不惜对宗庆后突然发难；而宗庆后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利益和娃哈哈集团公司的利益受损，为此不惜背水一战。
矛盾激化后，宗庆后和达能双方屡屡会见记者，纷纷述说自己的理由，痛斥对方的不当之处。双方迅速陷入了口水大战之中。
掀起“人民战争”狂澜
崇拜毛泽东、对其战略思想深有研究的宗庆后，自然对与“敌人”斗争的经验十分谙熟。
他一开始便为这场利益之争树起了“保护民族品牌”的大旗，于是一时众情汹涌，像健力宝之类的中国知名民族企业纷纷发信驰援，甚至有专家高声呐喊：“民族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而宗庆后敢于和达能对抗，除了范易谋的刺激以外，最主要的是他自恃拥有掌控渠道的力量。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知情人介绍，宗庆后是一个极富情商的企业家，和经销商亲如兄弟。每次在经销商大会上，宗庆后常常亲自给每一个到场的经销商敬酒，让经销商们感念不已。
对经销商，宗庆后不仅来“虚”的，更讲究实在的利益刺激。一名经销商曾经透露出他跟随宗庆后这几年销售收入呈现的魔术般的变化：2003年才36万元人民币，2004年马上跃升到了803万元人民币，2005年达到1600万元人民币，2006年更达到了2496万元人民币。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种变化一点不夸张。
但跟随范易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首先，范易谋长什么样？经销商们不知道，因为从来没看见过他；其次，达能在接手乐百氏后，曾推出“苛刻”的市场策略：如果经销商第二年不做乐百氏，就不能拿到上一年的返利，而且还要分产品计算，且第二年只拿返利的7％抵扣。
跟着宗庆后大块吃肉，跟着范易谋小碗喝汤。娃哈哈经销商们岂愿重蹈乐百氏经销商们的覆辙？大家自然对宗庆后一呼百应，却一点都不买达能的账。
从第一回合的仓促应战，到第二回合掀起“人民战争”的狂澜，宗庆后聪明地把民族情感、公司利益、经销商利益和自己个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大家自然一起“同仇敌忾”。
为了面子而战
其实，即使在舆论一边倒的时候，也有不少理智和冷静的专家指出：娃哈哈和达能之争，纯粹是市场范围内的合约之争，应该交由相关法律来解决，如果悍然煽动“义和团般的民族对抗情绪”，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损中国的大国形象和法律尊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首富们的肉搏战（24）
但在此阶断，范易谋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得理不饶人。他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对宗庆后发出30天最后通牒，要求其对非合资公司采取行动；发动大规模的法律诉讼，并把宗庆后个人及其妻女告上了法庭；准备对公司实施清洗政策，要求撤换娃哈哈合资公司300名经理人……这位44岁的法国年轻职业经理人甚至放言，要让那位63岁的中国老一辈企业家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此举自然深深伤害了宗庆后和他的家人，也激起了娃哈哈职工、经销商及很多公众的愤慨。于是争斗迅速从利益之争滑向关于面子的意气之争。宗庆后大打“悲情牌”，在不同场合指责范易谋“缺乏道德水准”，认为他与达能的恩怨全是由于范易谋引起的：“达能与我们合作的几位前任，都让中国的管理人员来做事，‘以夷制夷’，所以我们相安无事，他们也拿到了丰厚回报。这个范易谋来了一年多，不了解前任的经验，惹出了这场风波，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也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此时的宗庆后，已经把个人的利益抛在了一边，决心要和范易谋“斗一斗”。 为此，他于2007年6月发布了一封长达5400余字的辞职信，辞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一职，并宣称：大不了我另立山头！另外，宗庆后也相继在杭州仲裁庭、杭州中院及沈阳、吉林、宜昌、桂林等地法院发起一系列针对达能的诉讼。
意气之下，双方厮杀成一团。不但宗庆后和经销商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影响，而且公司的业绩也迅速下滑。而此番恶战，对消费者利益及品牌的损害也不容忽视。但双方像两只已经顶上了角的公羊，哪儿顾得上那么多！
政治途径解开死结
咄咄逼人的范易谋招来了“*人怨”，陷入了十面埋伏之中，不但引起了舆论的普遍不满，同时在国外和国内的几次诉讼中屡屡遭遇失败。达能的高层开始意识到大局不妙，于是开始寻求另外的解决途径。
达能在法国有浓厚的政治人脉，他们通过政府关系，游说现任总统萨科奇出面，在2007年底访华时，与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交涉解决此事。中法两国领导都希望双方减少摩擦，在经贸领域交往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由此，因为国家利益的涉入，“达娃之争”和平解决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商务部和法国驻华使馆的积极斡旋下，2007年12月21日，双方经过一个下午的艰难谈判，终于在晚上达成休战共识。而宗庆后提出的和谈条件之一，就是坚决要求对方撤换范易谋，不然自己不会回到谈判桌前。
在争斗刚开始时，就有人担心，范易谋会因处理“达娃之争”过于强硬造成不良效果，从而被总部调离。对此，当时范易谋不以为然，开玩笑说：我不会离开中国的，假如我不在中国了，那一定是我在放假，和家人去旅游同乐了。
但10个月后，范易谋却食言了。达能高层意识到：范易谋辞职，最多只是他丢了面子的问题，让他升任集团CFO也算是一种安抚和补偿；如果把宗庆后彻底打倒，则可能没有胜利者，将会对达能公司的利益造成严重损伤。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得不偿失的战争，无论如何要悬崖勒马了！
一场未完的利益争夺战
范易谋与宗庆后的战争，也可以总结为法国职业经理人和中国传统企业家的战争。
第二章 首富们的肉搏战（25）
作为职业经理人，范易谋守职尽责、严谨不苟，讲究依法办事，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本无可厚非，但作为亚太区总裁，他却不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不懂得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不懂得得理且饶人的妥协艺术，以一味强硬的个性挑起争端，却最终无法掌控从而让自己也“丧身”其中，成为一只“替罪羊”。
作为中国老一辈的优秀企业家，宗庆后有能力、懂世故、通情商，在中国的市场上游刃有余。但他却缺乏现代企业的相关常识，从而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又因为缺乏市场的契约精神，以至于落下了“毁约者”的不良形象。
通过此事，双方应该找个时间，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长短与优缺。
当然，此次范易谋的辞职，并不意味着宗庆后的最后全胜。达能主动示好，已经给足了他面子，现在等待的是宗庆后也退一大步，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进行和谈。
在根本利益上，达能很难退步。作为全球上市公司，任何一种正或负的消息面都会影响其股价。如2007年12月11日，当商标归属仲裁结果的不利消息传出后，达能股价应声下跌欧元，跌幅，跌至59欧元。 中国因素对达能股价触动如此之大，达能绝不会放弃维护其权益，必将争取商标的归属权，双方肯定还得进行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
而近段，达能在继乐百氏经营一蹶不振、与光明乳业合作失败后，又传出与蒙牛的合作宣告夭折，如果再失去娃哈哈，那么意味着在中国满盘皆输、十数载的苦心经营付诸流水。
范易谋“易谋”，但达能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搞掂了！果不其然。2008年4月1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报道：2007年8月份，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而媒体从美国联邦税务法院网站获悉，宗庆后针对美国税务部门要求其缴纳约2000万美元税款和罚金的诉讼申请，将于2009年6月22日开庭审理。而宗庆后之所以陷入“个税门”，幕后“捅刀者”高度疑似达能。
双方果真“鱼死网破”才善罢甘休？
【财富观察】
民营企业的“帽子戏法”
“帽子戏法”是英文Hat…trick的意译，它源于刘易斯？卡洛尔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书中一位制帽匠能够出神入化地用帽子变戏法。
后来，“帽子戏法”被借用到英国的板球比赛之中。板球队员使用的球拍是一块木板，打的是红皮小球，凡进板球场观赛的球迷都严格遵守着一条规矩：一迈进球场大门便须脱帽，这意味着对球场上所有球员、裁判和观众的尊重。在这里，帽子就代表了尊重。 一般说来，板球投手能用连续3个球得分，是件相当牛的事。早在19世纪，每当板球俱乐部碰到这样牛的事，便授予那个投手一顶帽子，作为一种至上的荣誉象征，而且观看比赛的观众也会脱下帽子向选手致意。
“帽子戏法”的称呼后来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体育竞赛场合，尤其是橄榄球比赛和足球比赛。只要运动员有独中三元的表现，就誉称为“帽子戏法”。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商场无异于一场竞争惨烈的比赛。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有的民营企业家们表现出了超强的适应能力——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土帽子”、“红帽子”、“洋帽子”之间巧妙地自由转换，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帽子戏法”。
第二章 首富们的肉搏战（26）
“红帽子”的悲喜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西部某省，有一家知名私营企业，经营的是涉外业务的宾馆。老总办公室原来挂有一张价值不菲的虎皮，因为业务蒸蒸日上，需要对宾馆进行重新装修，于是这位老总决定把它先拿回家保存。不多久，他却接到了检查机关的起诉书，罪名是侵占集体财产。他才想起，自己的企业曾经挂靠过国有单位。几经折腾，最后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但企业却因此垮了，他也只得远走他乡。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的意义——民营企业是羊，虽然反应灵活却体格孱弱，即使戴上“红帽子”披上“虎皮”行得一时的威风，但在关键时候却往往丢盔弃甲败下阵来。
与上述民营企业家的“悲壮”相比，有“红色民营企业家”之称的蒋锡培则更显机智与幸运，在企业发展的20年时间里，把“红帽子”戴了又取、取了又戴，而企业却在这眼花缭乱的戴取之间飞速发展。
1991年，蒋锡培在家乡某个开发区建厂。这个家庭式小作坊，主要产品只有照明用电线，生意却出奇得好，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更是达到了1800多万元。但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时，蒋锡培却遭到了银行的“白眼”。 蒋清晰地记得当时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抱着一大堆甲鱼、鲑鱼等特产，蒋告诉行长自己有多得不得了的订单，银行资金投入进去一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但是行长也很无奈：“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的政策我也不能违背啊。”
蒋锡培灵机一动，主动向当地的乡政府提出改制，把自办企业变为了乡办企业。1992年后，正是江苏及沿海地带“戴红帽子”现象盛行的时期，一顶“红帽子”，意味着从银行贷款、职工福利，到税收，都可以得到政策支持。但是要获得这顶帽子，却要付出“所有权”的代价。
为了企业的发展，蒋锡培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事实证明，这顶“小红帽”为蒋锡培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因为大量的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远东集团在1994年销售规模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宜兴最大的企业。
但不久，乡镇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