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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儒者觉得“仁义”的一个参照物就是西方的自由和民权，尽管他们并不懂得其中的确切含义。徐继畬说：“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第一位清帝国驻外公使郭嵩焘的英国观感是，那边的法治社会“公理日伸”，基督教“劝人之善”，“乡绅”（议员）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英国成了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他们私下主张引进西学来排拒“大盗”与“乡愿”，消除礼崩乐坏以解救儒家。
然而，在君主专制之下，即使儒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只能在儒学内部挖潜思想资源。所以，郑观应等人因袭了黄宗羲的思想，认为君主应当“视己为天下之人役”，把自己看作民众的公仆，为天下民众服务。谭嗣同则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而且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儒者旁征博引，从黄宗羲上追孔老夫子，而且不遗余力，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2）
1891年，33岁的康有为开始在广州设馆招徒，以“万木草堂”推介自己心中“大同世界”的理想。初时不太出名，只有19名学生，惨淡度日，到了后来名气大了，就有了最为著名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讲学可算是惊世骇俗，就是以自撰的两本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宣讲内容，不仅讲解孔子、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还给学生传授一些西洋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原理及中外史学。
康有为的胆量来自于他日常饱读的欧美、日本杂书。《新学伪经考》就是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将东汉以降所有儒家恭奉的传统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儒学源自荀子，“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此说彻底解构了传统儒学，从气势上震慑了那些以正统学派自居的儒学名宿，多少动摇了守旧派多年来“恪守祖训”的信念，给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开辟了一条新路。《孔子改制考》凭借的是孔子《公羊春秋》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的“大同”思想，鼓吹托古改制以改造儒学，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末王”，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必将经过三个阶段，也就是“据乱世”（君主专制时代）、“开平世”（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民主共和时代的“大同世界”）。而且他认为，“据乱世”只有经过变法维新才能进入“开平世”，最终达到“大同世界”。
上述两书是康有为变法前影响最大的著作，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谋求改制变法的理论著述。披的是经学外衣，挂的是孔圣招牌，以孔子著而不述的微言大义来颠覆孔门后学的各种旁门杂说，无非是想减轻一点非圣无法的压力。康有为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然而，他所谓的“变”，只不过是温和的“渐变”，而不是凌厉的“骤变”。而且为了变法，他一度收起了“开议院”、“兴民权”的旗帜，认为尊崇皇权，依靠皇帝才可以推行变法。
不过，“民主”、“民权”已成了那个时代朝野之间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郭嵩焘1878年5月19日的日记写道：“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同一时期的黄遵宪在其所著的《日本国志》记述：“近日民心渐染西法，竟有倡民权自由之说者……百姓执此说以要君，遂联名上书，环阙陈诉，请开国会而伸民权。”
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之际，正是《马关条约》签订之时。他带头鼓动各省举人1300多名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论述了“富国”、“养民”、“教民”等具体措施的万言书，要求变法图强。虽然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不敢接受万言书，没有达到上书皇帝的目的，但此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上书、参政议政的先例。――这就是近代史上名噪一时的“公车上书”。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变通风气，在官员中的影响力卓著。此外，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下，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鼎力支持。康有为亲自撰写《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已陷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洞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的危局之中，唯有变法才能民族图存。不久，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并出版了《强学报》，南北遥相呼应一时壮观。――维新之风渐开且再难遏抑。
1898年，在光绪皇帝以及一些得力的大臣支持下，康有为联合了许多有志之士，开始了维新变法。然而，新政仅维持了百日左右，便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封杀，光绪被囚，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法场，康有为师徒数人事先获知消息，走避使馆，先后逃往海外。此后，康有为在日本组织了保皇会，后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仍然鼓吹“君主立宪”，驳斥民主革命。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曾说“新朝必变前朝之法”；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又说中国之危在于尽弃国粹，思想日趋倒退，前后判若两人。终其一生，始终赞美君主立宪而痛斥民主共和，虽然他自己解释说“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但已经没人相信他了，因为没有了道德上的优势。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或许是一时不甘寂寞积极为之筹谋，彻底蜕变成了“复辟的祖师”。 。。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3）
康有为另外还撰有《人类公理》书稿，但在戊戌变法时期一直没有发表，而且书稿秘不示人，只“私下对梁启超、陈千秋等讲授”，改写妥当之后就成了《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认为，“公羊三世”里的“太平世”就是大同世界，是人类“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这一世界摆脱了乱世的各种“苦道”。社会上致人犯罪的政治经济根源消失了，人性也将可以充分伸展。从而，社会就可以达到“治之刑措”，以至于“太平之世不立刑”。除了“大同世界”，也极力推崇“天赋人权”，民众还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几乎是旷古未闻，也招来许多迂腐儒生的叫骂，譬如“无父无君”，“明则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纷纷要求朝廷将该书查禁毁版。变法维新时，康氏宏论并无大碍，而失败之后，此书也被查禁。
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自许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著有代表作《仁学》，但思想与康有为分野悬殊。谭氏从孔子“仁者爱人”和墨子“兼爱”思想精神出发，大声疾呼国人冲决人世间种种网罗，挺身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变法图存，故其《仁学》堪称中国19世纪末的人权宣言。他认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记》大同之象焉。”
与谭氏同时代的文廷式也认为，“君权无限几于无法”，并对民主共和的近代欧美政治体制深表礼赞。朝野之间的文化人吁请变法图强，几乎同声相求。易鼐在其《中国易以弱为强说》文中主张，“天下之大权，当公之于天下，不可柄之一人。”稍后，梁启超在辛亥前后明确地将“民权共和”与御侮救国视为珠联璧合之利器，亦即思想文化上的维新启蒙与现实社会中的救亡图存只有表里如一，才能所向披靡。“所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梁启超：民权、君宪与民治
梁启超既是才气纵横的思想者，又是灵通善变的活动家。有人曾经评价说，康有为极端自负，而且“太有成见”，事事以圣人自居；而梁启超则富于感情而“太无成见”，性格类似于孔老夫子所说的狷狂之人。也有人不吝溢美之词，称之为政治斗士、思想导师、舆论巨擘、学界鸿儒。
1895年，他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致力于变法维新运动。――这是他政治运动的始点。主办《中外纪闻》，梁启超、麦孟华并列为报纸主笔，鼓吹富国强兵之道，养民教民之法，另外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史地、风情等，为变法维新煽动舆论。报纸每期刊有的言论，多出自梁启超之手。撰文每每含情，流注于笔端，汪洋恣肆，游走八荒，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强学会成立后，梁启超出任书记员。1896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在上海面世，他担任主笔，所著《变法通议》等政论名噪一时。其所开创的时务文体，亦文亦白，文采飞扬，纵横捭阖，流畅至极，一时风靡全国，引领舆论之先，为五四时代学者争相模仿的样板。
1897年底，梁启超受聘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与谭嗣同一起组织了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等刊，鼓吹变法思想，将荀子以下的汉唐宋明清儒家学者，抨击得体无完肤。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督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维新失败后，追随康有为逃亡日本，“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初编《清议报》，继而再编《新民丛报》，与革命党人纵论国内政局，秉持立宪保皇主张而与同盟会大开笔战，单枪匹马，独力抵挡革命派的轮番上阵。此一阶段，言辞激越，开口“破坏主义”，闭口武力排满。1903年以后转趋温和。1907年创办政闻社，后被清廷查禁。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政治立场也随政局而完全改变，加入共和党，然后与民主统一党合并组成了进步党。1912年9月，担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这是他投身政党政治的开始。再到后来，梁启超游走于政府之间，历任袁世凯政府币制局总裁，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以及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六年从政跳转，深感徒劳无功。晚年全身致力于学术研究，蜗居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4）
梁启超以“善变”著称，思想也极其驳杂。早年追随康党，主张渐进改良，维新立宪保皇；戊戌变法以后，时而君主立宪，时而民主共和，突然掉头开明专制，转身又反对帝制复辟，身处舆论风头浪尖，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流质多变”。然而，变法前后，思想上连贯不断的主线是他的民权思想。
1840年以后，皇权专制至上的清帝国并未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醒悟，然而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却已开始寻求政治文化的转型。历史转折的时代，梁启超深有感触：“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今日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民权和民主本来就是舶来品，虽然说法不一，实际上也就是民主一回事，是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梁启超紧密追随康有为，也以“公羊三世说”为蓝本，将西方民权论、进化论与春秋公羊学糅合一番，提出“三世六别说”，与康有为相合。认为社会由“多君为政之世”，推进到“一君为政之世”，再演变到“君民为政之世”，此中如同潮流，不可阻挡。显然，梁启超借助民权说来策动戊戌维新，要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更为在理。不过后来避居日本，视野开阔，大概觉得可笑，不再做自欺欺人之论。
自宋明理学以后，迂腐的儒者拘泥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认为“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民权击中了君主专制的致命之处。国家政体不外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类。梁启超分析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