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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类。梁启超分析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在他看来，中国最宜实行君主立宪，而且简洁明了，改动不大，设议院即可。
梁启超认为，“设立议院的好处在于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制就是国民政治。要想限制君主的权力，只有用民权；要想限制官吏的权力，也得靠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分离。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就是“君民共主”。兴民权就必须开民智，倡自由才能去奴性，“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据他的眼光看来，“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开民智”的最好办法就是遍设学堂，培养人才。同时，梁启超觉得，仅仅开民智并不够，还必须“开绅智”，广兴学会，提高绅士的智慧；而且不可或缺的还有“开官智”，以设立“课吏馆”为起点，因为官吏“胸中未曾有地球之形状，未曾有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愚昧之极，遑论胜任本职。
梁启超阐述民权之后，进而抨击专制。“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深刻剖析历代专制君主“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君主不过独夫民贼而已，因此“夺得其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即国民是也……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高擎的民权大旗之旁，梁启超攻击专制甚为得力，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时当甲午战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波高潮伴随着攻击专制的思潮而来到。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心目中的君主立宪还非常模糊，只是凭着信念追随康有为，深受其影响而已。
1898年亡命日本后，梁启超的眼界顿时开阔，在中西方思想的碰撞中，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窠臼，君主立宪思想也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时的日本一时汇聚了中国政学两界的翘楚，可谓藏龙卧虎。先行者们纷纷结社成党，势力最大者，一派为主张渐进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激烈论战，或许也是争夺未来中国政治的道统。梁启超的思想难免深受砥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1901年6月撰写《立宪法议》，一针见血地点破立宪与民权的关系：“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5）
旅日期间，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倡言“破坏”，鼓吹排满，推翻清廷的专制统治，只为确立立宪制的政府。然而，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一文，表明了他的心迹：“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认为中国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立刻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梁启超曾经精神抖擞地撰文向君主专制开火，一度极其崇尚民治，因为康有为说过，“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然而康梁两人都主张君主立宪。――改良派固然可为伸张民权而疾呼，但未曾触动君主权威，民权思想难免不会彻底。梁启超可以算是较早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的人物。显然，其源头可追溯到黄宗羲《原君》中所阐述的“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不过，后世学者尤其是新儒家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已经殊异于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等等旧民本思想，因而将其抬升到了“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高度――所谓“新民本”思想。不过，梁启超的确评价过黄宗羲“最有影响于近代者，则《明夷待访录》也”。
中国历来就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康有为、梁启超也难以脱俗。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康梁等人都提倡过小说，要用小说来纠正国民吸鸦片、考八股、缠小脚的恶俗。得知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曾经利用过小说后，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将“小说”单独列为一部，与“文学”并列，并且提出“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康梁等人对小说的评价有了重要的突破，认为小说可以成为民众的“教科书”，能够起到经史所起不到的“教化”作用。经史的作用是“治国平天下”，康梁认为小说也可“治国平天下”，它可以将经史所载之“道”，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那些看不懂经史的人接受，这就是小说的功能。――梁启超等人视文学为工具，把文学当作政治传声筒的观念，极大地拖累了后来数十年的文学观。
孙中山：政治是“众人之事”
“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莽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孙中山
1830年代之后，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等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但却被国民视为海外奇谈，甚至异端邪说。整整70年后，始被主流文化认同。――这一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们察勘西方政治的成果，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影响。
1840年代之后，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四大条约为始点，国家存亡危机日甚一日，传统文化已经捉襟见肘，国人的自卑心态愈来愈深，只有外借西方思想资源。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畲等人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催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改良的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擎“民权共和”的大旗，提出了民权共和国的方案。――民权思想变迁的轨迹从改良推进到了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时，康梁等人逃亡海外，汇聚到日本，秉持着他们一贯的立宪保皇宣传。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积聚在日本。改良与革命两派时常辩驳，展开笔战。清政府则被迫推行所谓的清末新政（1901－1911）――宪政民主。20世纪开端的中国，三方力量此消彼长，他们之间的角逐大致构成了清末民初的政治氛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6）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筹定宪法大纲，向宪政迈进；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走议会民主之路。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不过，政治考察报告、立宪奏章、变法建议，乃至章程、法律，都是梁启超等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的。
1905年，梁启超仍然还在推动他的君主立宪；1907年10月，他领衔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是中国政党史上的重要一笔。时人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各种组织以及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是自由度很大的时期，公民社会已见雏形。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各省咨议局联手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起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奏请速开国会。――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然而，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却仍然扭捏作态，坚持要到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宣布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稍纵即逝。
1911年，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要收回各省的路权，而铁路公司和筑路权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无疑侵犯到了广大民众的权益。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触发众怒；而政府手中没钱，要借外债，顿时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群众保路运动汹涌而起，一举点燃了清帝国覆没的导火线。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毕竟在海外生活多年，他设计的宪法，除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以外，还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两种权力，可算是别具特色的五权分立。现代中国把所有权与行使权进行区分并付诸实践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他的五权宪法设计时就坚持“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原则。人民的“权”就是权力的所有权，亦即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种权力；政府的“能”是指“权能”，即权力的行使权，分别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权力，由五个机关独立行使。
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民生民权。在孙中山看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对象是全体国民，而方式只是管理。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强调“民心就是立国之本”，并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纲领。可以说，孙中山的人本主义思想最基本的内涵包括了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核心是“重民”，民众被视为政治的根本。然而，人本主义思想虽然包括民有、民享的成分，却缺失“民治”的成分；虽然也有民权思想的意味，却没有践行民权的制度。
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他下过一个论断：民国今后是否安全必须看民权是否发达。他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标志。什么是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什么是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呢？“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也。”孙中山认为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与公民权利密切相关。可惜的是，他的论断虽然明智，却也未能找出一个周全的政治方略，而是对国民进行民主训练――“训政”，为后来国民党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出乎预料的是，清政府的《大清新刑律》并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废弃，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汇聚了各省的立宪派、旧官僚和政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大局妥协退让，临时政府权力很快便被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随后就任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