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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学既非儒家，也不是法家。他的尊君理论比荀子更为彻底，为君主辩护，他几乎肝脑涂地；而对于法治，他与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也不一样。《汉书》将其列为道家，而后《隋书》则将其改列为法家之首，可见其内容混杂，难以归于任何一个门派。萧公权先生早就说过，儒家的民本位思想基本上承续了宗法封建社会的余脉，而法家的君本位思想则是宗法封建衰微、君主专制突起后的产物。后世学者视其为商韩等法家学术的先驱，但又不是法家的开山鼻祖。恐怕只能如此。
儒家思想倡导正名守礼。这虽然有点迂腐，但也可算是儒学的标记。不过，真正区分儒法两家的标准，却是“君”“民”在各自思想中的地位。儒家贵民，而法家尊君。儒家诸子之中，孟子宣示“民贵君轻”；荀子虽有尊君之说，但其尊君仍然是为了养民，可谓是尊君以贵民。倒是法家尊君之极，人民不过是国家富强的垫脚石，甚至人民不过是愚顽不化的禽兽，需要君主与官吏的鞭策。
尊君牧民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管子·任法》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管子·霸言》
管子之学里有法家君本位的思想，又与法家有所区别，因为管学并未完全挣脱封建与宗法的背景。不过，“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就是出自他的名言，其论君之道，当属后来法家思想之发轫。
管仲认为，君主一身为全国治乱之所系，所以“安国在乎尊君”；管学特别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的独断之权，“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所以君主必须独居崇高之位以专擅赏罚之柄。“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下。”尊君的精髓尽在于此，堪称法家之思想。
不过，管子所论君道与商韩等法家的言论仍有不同。法家抛弃了宗法制度，另立君主专制为最高理想，却又担心君主私自乱法给了奸佞之臣可乘之机，所以并不要求君主有多么高尚的德行，只是认为君主应该隐藏一切，让臣下觉得高深莫测。这一点比管学更为深入了一步。管子只是提出了前半截，后半截倒让法家接续了过来。管子虽然倡导了战国时代任法的先声，但其自身并未脱离封建宗法的影响，杂糅了人治法治的理念，甚至非常容易让人找出其前后相互抵牾之处。
尊君之论，管子与荀子貌似区别不大，但对于人民的看法则迥异其趣。荀子礼治的最后目的是全体人民安居乐业，治国之鹄的还是为了养民；而管子认为，“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治国者必须将人民控制在其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故爱之也”。民为君用，人民不过是君主的夜壶。所以，当时春秋五霸之间爆发战争，只不过是“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但又不是纯粹为了人多而争战，而是为了能够被君主所用。所以，管子认为，君民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就是：君有所令，民无不从。也就是君主的意志就是绝对的权威，君主行独断之政，即使逆民意而行也无不可，只要有利于国家，人民也必须理解，所谓“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此之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显然，管子“人民论”与其说是“牧民论”，实际上还不如说是“奴才论”。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2）
不过，管子又有“顺民”之说，与上述言论极为矛盾。他在《牧民篇》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在《形势解》里又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大概管子认为，人民有自己的根本利益，君主得之则国力强；为人君者，不得遏民小利，只有顺民心。但不管如何，虽然与他的尊君之说相悖，只要能被君主所用即可。看来，管子的顺民之说也好，牧民之论也罢，如果不与其尊君之论相提并论，几可蒙蔽世人，混同于儒家。可见，管子的思想较为驳杂，其尊君之旨、顺民之术，既有封建遗风，又开商韩等法家之先河。
经俗经产
管子的政治思想是尊君，就是告诫后人如何做好奴才。他的治民之术是以法治国，设立经常性的制度，赏罚严明，使全国人民服从命令，行动如一。其法治的目的就是希望臣民安分守己，听从君主的使唤。
管子所谓的经俗就是其推行法治的社会基础，而经俗的养成必须使人民习惯成自然，如此才能深远而稳固，因而需要辅之以教育之策。他认为，政治组织必须由道德来维持，政治道德不可或缺。管子称之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社会各级臣民若能谨守礼义之教，那政府的威信和权力就水到渠成了。这话有点强词夺理，管子也未免太想当然。
要将“四维”落实到民间就必须教育人民。“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要使教训成为民间的习俗当然得需要时间，“渐也、顺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 当然，俗化未成的政府必须随时监督劝惩。美俗既成，风化自正。管子善用家族、乡邻，治安、风化以及赋税等都托付给乡里组织；而且人民也得各按职业异地分居，不得混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如此即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而且“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身无职业，家无常姓”者，法当禁。――流民、游民，像管子这样的治国者也害怕其聚众对抗政府，所以“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抓到就杀。
管子强调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要使“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正者也。”管子借礼教而行法，与商韩等法家不同；商韩更加激进，主任法而弃一切仁德礼义之教化，国法君威是控制人民的唯一力量。管子仍然重视家族人伦，但是离法家也只有一步之遥。
管子法治思想的另一个支柱是“民有经产”。正像他的名言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而且“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如此看来，管子深知民生是政治的要件之一，“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
管子的经产之术以重农之策为主，再辅之以节用、输财、济困等。其《治国篇》里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农业为国家赋税之源，而工商贸易之利远高于农业，如果政府不加干涉的话，人民就会舍本逐末，所以管子鼓励人民务农本而舍末作，政府派遣“司空”修水利，“由田”办地宜，“乡师”劝力作。
管子对于节用也有精辟的论述，主要是政府不能随意耗费钱财，“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当然，该用则用，过于节俭也不是好事，“俭则伤也，侈则伤货也”。实际上，管子的经产之术还有相当详细的阐述，其《五辅篇》中就有“德有六兴”之说。经产之术为民治产是为富国，是政治稳定的需要，而不是富民；管子认为“贫富无度则失”，人民可以丰衣足食，但不允许私人积蓄资财。积蓄资财会出现贫富悬殊，悬殊越大，社会危机也越大。所以管子主张工商之利收归政府，而土地制度也有了实施井田制的萌芽。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3）
经臣之道
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管子·重令篇》
管子心目中的治国理想，不外乎国家有赖于君主订立制度，经俗可以施展教化之功，经产之术可以富国。但是，这一切都得依靠各级官吏去执行。所以，管子的治国之术，除了经俗、经产之外，还有经臣之道（即用人之术）。他认为，这三者都是以法治国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经臣之道是管子理想中的官僚管理制度。既需要以诚对上，又不拉帮结派；既可以竭能治事，还可以不辞于死；此外还必须是受禄合适，具有大公无私的为官品德。这显然过于主观了，也太理想化。所以，管子的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使法择人”。不过，用人标准仍然强调了道德为先，选拔程序也被后世历代专制王朝所仿效。
管子对各级官吏各有标准。他在《立政》中列出了四种标准，“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无非是卿相必须大德至仁，而朝廷大臣能够见贤就让；将帅能够罚不避亲贵，一视同仁；地方长官能够不计较加官晋爵，好农事，务地利，轻赋敛，惜民力。――如此按官吏等级来要求官员，其强调的是道德，是符合官僚管理的，但未必能做到客观。萧公权先生认为，管子的用人标准是“爵禄无假”，即官吏的能耐要符合其本身的职位与薪俸。实际上，管子是从道德、成效、能力三个方面来说的，“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选拔官员的过程大概有两种，一是乡里察举。――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即使荀子也没有提到过。其过程，管子也说得很清楚，“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才，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这是乡里自举之制。二是君主察问。――类似于后世的皇帝殿试。君主亲问乡属德才之士，“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疚”。――这是君主察问之制。对于贤良特异之士，估计也是一气呵成。察能授官，择之以法，然后任之以法。
管子特别在意的是君臣之间权职的划分，“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而且对各自的职能也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合为一体”，如此则君身不劳，臣得尽力而国之诸务皆举矣。话虽如此，但不是每一个君主都能做到，齐桓公就没有听从管仲临终前的嘱托，除掉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后来犯上作乱，齐桓公落得死后数日无人收尸的下场。
管子对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官制也有一些阐述，但前后言论不尽一致，估计是当时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地方与中央已经露出了分庭抗礼的苗头。譬如“乡与朝争治”，“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正因为他的官制重视地方分治，所以他对地方官吏的名目与职责也规定得较为繁琐。此外，从管子的言论也可看出，在他的想象中，君主仍然是封建天下的君主，而不是专制天下的帝王，“欲用其祖国使为天下共主”，而且还是“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可见管子身处春秋时代诸侯渐欲分裂之时，齐国虽为五霸之首，但他期望恢复的还是周代强盛之时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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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商韩：尊君权，任法术（1）
法家思想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影响较广，商鞅时有了严格的法治思想，而后来的韩非则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与韩非的思想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