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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想（2）
“要问我还有什么心愿，那就是陪老甘去一趟香港。我想……我想让老甘去看看……看看我们香港的公司是什么样子，让他享受一下自己开创的事业。” 柳传志哽咽起来，语不成声。
人穷志不穷（1）
尽管手头如此拮据，柳传志却尽力让自己显得是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的“下海经商”已蔚为壮观，弃官从商和投笔从商者数以千计，目标都是牟利，柳传志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只有这个人，能够让这件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证明此人的脑子里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念头。 1988年4月18日，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这人民大会堂本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会场，自从1958年建成以来，悠悠岁月，多少政治大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打倒刘少奇然后为他平反昭雪，打倒邓小平然后让他卷土重来，悼念周恩来，悼念朱德，悼念毛泽东，把“四人帮”抓起来，让华国锋不再是“英明领袖”。新的总书记在这里就任，国务院总理在这里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柳传志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不难看出，他已经为公司的行为赋予了国家的光彩。他信心十足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好大喜功的演讲。台下一起鼓掌，声震大厅，公司的进军海外战略就这么开始了。可是没人知道，那时候这位进军海外的统帅还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公寓里睡地铺呢。 柳传志希望自己能够一炮打响，他也的确有一套办法来小题大做。虽然公司员工还不到300人，但是他请来的客人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很多记者也在现场，不过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能接受公司公关部邀请来到这里，当时还算是赏脸。等大会结束之后，他们还不知道公司究竟要干什么。这倒不是他们故意怠慢，而是因为那时候公司什么也不是，连“联想”这个名字也没有叫起来，人们即使走到白石桥它那大字广告牌下，也不会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那一年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开放，商业的气息冲进这座圣殿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普通人家想要在这里开会露脸，就非得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才行，这让柳传志和他的助手们都很发愁。以公司当初的名望和实力，别想打总书记、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主意，连国务院的那些副总理也没戏，所以只好在副委员长里面开动脑筋。想来想去有了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柳传志指示郭为前去完成这个任务。郭为那年24岁，刚刚拿到管理学硕士学位进入公司。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份工作。也真是不辱老板使命，郭竟发现公司一个司机的朋友认识副委员长的女婿，于是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从副委员长的女婿到女儿，最后联系上了副委员长本人，居然成功了。不过，首长只有20分钟。次日副委员长果然现身人民大会堂，听了柳传志的一番豪言壮语，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可仍然让柳传志感到满堂生辉。那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家就是这样谦卑，而且越是胸怀大志、越是具有反叛气质，也就越是表现出毕恭毕敬。他们相信政府依然是巨大的保障力量，弄得不好也会处处为难，所以不论他们在未来之路走出多远，始终不能与既成的体制翻脸成仇。 6月23日是个星期四，按照柳传志的说法也是“黄道吉日”。香港联想要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匆匆跑到太古城，迎接中国科学院新任院长周光召的到来。仪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又匆匆忙忙在港岛东边交通便利的“柴湾”购买两层公寓，上面做办公室，下面是仓库。在这座城市里，公司开业大都要请风水先生占龟卜卦，柳传志并不是迷信神灵之人，但却心甘情愿随乡入俗。他花5万元请来算命先生。那人煞有介事地说，公司职员必须坐向东南，背山面水，家具应当白色，桌子也应比寻常尺度高出8寸。最后宣称，如果一切照办，公司必将财源滚滚，一年将挣至少500万元。柳传志觉得“桌子的高度特别别扭”，也不敢违背算命先生的指点，一一照办，又拣个吉日烧香磕头，参拜四方神仙，弄个烤乳猪来给大家品尝，然后就是开张大吉（香港联想第一年的利润果然超过500万，后来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不断购买新房子。每次买房就去请那风水先生，价钱次次加码，拜神仙吃乳猪的事情也日益频繁）。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香港联想“剪彩仪式”都是北京“进军海外大会”的姐妹篇。公司租了一个酒店大堂，让几个礼仪小姐在门前迎候四方宾客，又有一支舞狮子的队伍载歌载舞。周光召院长为公司剪彩，他是柳传志那天请来的最重要的客人。在他身旁，有个风度翩翩、精干泼辣的年轻女子，她叫马雪征，后来是联想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处长。在她的各项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安排院长的活动—过去是方毅、李昌和卢嘉锡，现在则轮到周光召。柳传志深知她的地位重要，所以提前好几个星期就来找她，恳求她无论如何要为公司的剪彩仪式插进院长的活动。那是马雪征第一次和柳传志打交道，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依旧印象深刻： 他要我无论如何给院长安排个时间，而且当时就得想出办法。人很和蔼，说话很斯文也很客气，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联想人都是可以从早上9点一口气坐到下午4点，你要是不答应，他就不走。 马雪征有许多关于联想公司的动人的故事，那个“香港联想的开业之日”就是其中一个。剪彩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让马雪征在柳传志身上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他坚持请周光召去参观新公司的办公室，于是一行人乘车来到香港岛东头的那片工厂区，走进一座大楼。马雪征觉得周围破破烂烂，“就像进了个破仓库似的”。然后大家绕过一辆大货车进了电梯，这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个仓库。电梯不是走人的，是送货的。电梯里面立着搬运工，个个光着膀子，脖子搭块毛巾，脊背上渗着汗珠。这一群人全都西服革履，刚刚在电梯里站定，后面又推进一堆货来，把他们紧紧挤在里面。
人穷志不穷（2）
“这是什么地方？”马雪征说，“给我感觉是一塌糊涂。” 她曾走遍欧美，看惯了海外的豪华，怎么也不会想到“联想的进军海外就是这副样子”。可是她接着就看见柳传志还挺高兴，很得意地向他们炫耀自己的成果，讲述自己的创业如何不容易。客人个个皱着眉头，他好像一点都没感觉。 出了大楼，柳又邀请这一行人同游港湾。登上游船的时候，马雪征一眼看出柳传志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她知道香港的游船有两种，一种“西式船”，就是人们在电影上常看到的那种白色游艇。但柳传志弄来的是“中式船”，木制，有点儿像渔船，不过租金便宜。马雪征笑问：“这破船哪儿来的？”柳传志倒也不隐瞒：“破船？这是我咬牙跺脚花几千块钱租来的，就为拉你们去玩。” 说是去玩，其实他心里另有主张。他开始向院长陈述他的海外发展战略，讲他怎么看待中国电脑业的大趋势，怎么利用香港的优势，又怎么避开中国的种种局限，一番话慷慨激昂，和眼前那幅寒酸的景象完全搁不到一块。马雪征此前见过不少名人，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美国白宫总统科技顾问，可从没见到有谁像柳传志这样大话连篇。她说： 就在这种破地方，柳传志能讲出他怎么“进军海外”。一共两个半人，野心还挺大，好像已经指挥着千军万马似的。我心说：“你这儿跟海外差远了！”但是让我惊讶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么差的条件，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志向！你在惊讶之余，就会觉得这公司挺有意思。
“联想式汉卡”得其美名（1）
1989年早期发生了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深藏公司档案室的一篇短文，证明此事就像一支空气清新剂，让人在“经济紧缩”的焦虑中为之一振： 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卡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我们向倪总、秦老师以及计算所六室的同志们祝贺，你们十几年的追求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文章是郭为写的，其中“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一句，被好多人认为是柳传志的管理哲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与其说这是管理，倒不如说这是信念。汉卡获得一等奖的所谓“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正说明成大事者绝不可以轻言放弃。 原来柳传志和倪光南对中国科学院在1988年为“汉卡”申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事始终寄予厚望，因为这既是了不起的技术成果，也是市场营销的需要。可是由50位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显然并不像柳传志和倪光南那样对汉卡一往情深，在一次秘密的投票之后，委员会只同意给予汉卡“二等奖”的荣誉。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柳传志异常愤怒，他认为评审委员完全不了解汉卡的价值，才会造成如此不公平的结果。 “你去。拿下这件事。”他点着郭为说。 他表示除非“委员会”改变成命，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个“二等奖”。人人都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只有郭为认真对待。郭为和李岚随即出马，后者拥有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文凭，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却对公关这行充满激情，也和郭为一样自信乐观。不过，两人很快就意识到，柳传志是在命令他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评审的结果已经在报纸上公布，犹如覆水难收。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那个张主任根本就不见他们，只派了手下工作人员传来一句话：“我们还没干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事。” 不过，郭、李二人还是在“奖励办”发现了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尽管委员会没有改变成命的先例，但从评审制度上说，却并非没有可能。有个姓胡的处长告诉他们：“你们想改这个奖，除非能够启动‘复议程序’。”这一程序要求至少有“委员会”里的10位专家联合署名提出申请，并且详细申明初审不当的理由。 年轻人开始了游说专家的漫长历程。郭、李二人都是初进公司，又全都是计算机科学的外行，对于汉卡的种种奥妙根本说不清楚，不过他们拥有足够的激情和信念，又有柳传志调动整个公司的力量做后盾，还懂得如何利用媒体。在198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报纸上不分缘由地登满了关于联想式汉卡的报道，都说这东西如何神奇，如何成为一座桥梁把中国人引进计算机的殿堂。《望》杂志说它“已经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北京日报》说它“已经行销到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开发动态》一会儿用专业术语说，“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一会儿又用诗人的语言说：“她就像躁动于母腹的一个婴儿，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其实这些都是郭为和李岚在后面推动的，想让那些投“反对票”的评审委员读了以后感到后悔。这两人也是从那时学习驾驭记者，结果发现最好的方法原来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是把记者分别请来，在宾馆开个房间，一通乱吹之后，再住上两晚，这样写出的文章既深刻又扎实，而且没人能看出是别人授意。两人当日得到这个经验都很得意，说明他们还是太年轻，其实那些有经验的大企业已经开始这样来使用记者了。 现在还需要在50位评审委员中选出10位来为联想“鸣冤叫屈”。委员们都是我们国家各个领域里一流的专家，不会像记者那样被别人牵着走，惟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登门求见。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孙鸿烈，此人本来就在为联想鸣不平，自然一说就通。然后两人拿了孙鸿烈的签名去找别人。一见面就送上事先准备的全套材料，言辞恳切地陈述理由，再递上早已写好的申请书，等着人家签名。在李岚的记忆中，1988年她似乎没干别的，就是这件事。她见了人就说自己是“联想的代表”，感受了热情也感受了冷漠，见识了开门见山也见识了拐弯抹角。农业部那位副部长和航天部那位局长的严辞拒绝令她难堪，但她锲而不舍地按图索骥，终于获得10个人的签名，有国务院的部长也有大学教授，全都不是等闲之辈。 现在已有足够的力量启动复议程序，然而这只不过是迈出第一步。公关部再接再厉，邀请拥有投票资格的50个委员到公司来参观。现在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