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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蹇ǎ源讼罹弑浮！ �2。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这条目前我认为无把握。 3。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4。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这件事情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要理解柳传志的想法，那就必须懂得，市场上的选择和实验室里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的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一个卓越的经理当然心怀改变世界的梦想，这一点和卓越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他不会被那些梦想牵着鼻子走，他永远只做自己能力所及、而又有利可图的事。他有足够的智慧辨别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柳传志在“集成电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在技术背景、工业基础、资本实力、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然而从操作的程序上看，柳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此前吕谭平已经宣布此事，在香港报纸上早就掀起一阵旋风，就在柳传志写那封信的四天之前，北京的《计算机世界》也在首页头条消息中报道：“联想与长江、复旦、携手发展专用芯片设计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连续两个星期都是众目所瞩。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出来讲话、上海市的政府官员把倪光南奉为开路先锋，大家全都容光焕发，觉得民族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可现在，柳传志的几行字便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就像是一锅已经做熟了的米饭就此闷在盖子下面不能打开。这让公司上下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向我说‘不’。”倪光南后来这样说。这话不错，在这之前柳传志的确对他百依百顺：停止“软汉字”、上马程控交换机，让周晓兰把他奉为“神”，让曹之江把他当“老师”，把刚刚就任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再撤下来，全都历历在目。他无法想象柳传志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与他背道而驰。 “你说，”他质问柳传志：“我的想法怎么不对？” 柳传志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说服总工程师。于是问他，“如果大家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 倪光南依然不肯退让：“意见不同我也要办。” 公司高层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问题在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此事若干年后见诸报端，被京城的评论家说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它包含了“资本支配知识，还是知识支配资本”的重大命题。其实事情本身有可能不是那么深奥莫测，也许它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剧。诸如此类的争端如果发生在西方，当事者总是就事论事，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倾听别人的意见，又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目的在于取得实际效果，而非强求一律，更不会逼迫别人认输。假如简单的方法不能奏效，他们宁可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并不包括“你死我活”这种因素。我们的国家则是一个习惯于“是”的民族，不喜欢说“不”也不喜欢听“不”，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如果有个“不”字突然横在两人中间，那就一定会造成巨大的不幸。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作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倪光南显然也不否认。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决裂，说起来真是一个悲剧，然而更令人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倪光南不能遏止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再有‘是’。”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的指责。财务总监胡靖宇的一些行为叫总裁室不能满意，被柳传志撤换，而倪光南坚决不能同意。倪光南提议将80人的程控机事业部改成子公司，又被柳传志制止。柳的理由是这个部门产品积压，严重亏损，变成子公司将更加难以控制，但是倪光南认为这是柳传志大权独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传志说，倪光南是在和自己“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会议的气氛剑拔弩张，有一次居然把两个副总裁吓得直哭。
“中国芯”：一次战略抉择如何演变成个人纠纷（3）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当日纠纷，彼此仍然不能原谅，但是全都冷静下来。倪光南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倪是冷静的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他这样说就表明过去那段美好时光仍在他的记忆中。柳传志对倪光南也保留着一些美好的评价。比如有人说，倪光南热中于与上海合作，是因为他的弟弟在复旦大学操办了一家公司。柳根本不把这样的指控放在心上。“老倪的动机肯定没有谋私，”柳说，“他这个人是不爱财的，不求那种小的虚名，他还真的就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中国和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柳传志还会想到“司机风波”：“如果那次没有闹僵，我劝他，没准儿还是可以的。闹僵以后就完了。”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经理“干到底”。他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控告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金钱甚至超过1000万元。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已经完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也就从此完蛋。其中曲折我们将在后面详述，现在只需说明一个情节。1994年后来的几个月里，柳传志一直情绪低落，他对张祖祥说：“老倪把我给告了。”张祖祥仍然想居中调和，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的决裂对公司来说是个重大损失。柳传志又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但是他说：“你也应该考虑我的感受。”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就证明已经无可挽回。 。。
震动中国的“知识产权第一案”（1）
然而总工程师的桀骜不驯和纠缠不休，还不是这一年里公司面临的唯一问题，另外一个更加紧迫的麻烦是王码电脑总公司。 这一年夏天，王码公司在一连串有关“五笔字型”的诉讼中占了上风之后，向联想发起挑战。1994年6月6日，也即柳传志就芯片问题写下那封信的第二天，王码公司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联想对“五笔字型”使用乃是属于非法。联想公司这个正要在微机振兴之路上发起冲锋的斗士，突然发现自己要对付一个当头拦住去路的对手。这个人要求联想承认自己侵权并且赔偿840万元，否则便不肯善罢甘休。 王码公司的主持者王永民当时是中关村里很有名望的发明家。在他名下的“五笔字型”从80年代起便是个人计算机上最流行的汉字输入方法之一。90年代计算机的汉字输入方式形形色色，总数多至400种以上，大体上沿着“字音”和“字型”两条道路发展。前者借用了汉文字中传统的拼音法，对大多数从小学接受拼音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这方法简便易学，但是因为汉字的同音频率极高，用户不得不在重码的选择中浪费时间，录入速度大打折扣。后者则是将文字的部首和笔画分拆开来，对应于不同的按键，“五笔字型”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它的只顾字型不论字音和字意的逻辑，一点也不符合汉文字的传统习惯，这给初学者带来极大困难，但是因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重码，令录入速度大大提高，所以直到今天都被专业人员普遍使用。 几乎和倪光南的发明历程一样久远，王永民与五笔字型的姻缘也要追溯到70年代。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研究始终在河南省南阳地区科技局的一个小组中进行着，这情形也同“联想式汉卡”的早期研究相类似。80年代中期“五笔字型编码方案”取得进展，并且获得河南省科技一等奖。与此同时，其著作权的纠纷一直未能停止。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可知，这项研究的资金来自河南省南阳地区科委和河南省科委，至少有20名科技人员参与其中。省政府颁发的获奖证书上，有5人被列在“发明者”的名单中，依次是王永民、张道政、徐世营、常胜敏和华运善。王永民是事实上的组织者和“第一发明人”。 位列“第二”的张道政强烈要求对这一发明拥有权利，始终不被王永民认可。张愤然离开小组，独立地开始自己的研究。在最初的合作者纷纷离去之后，王以个人名义将“五笔字型第一版”申请美英两国专利，并分别于1986年和1987年获得授权。王永民由此一鸣惊人。他在国内及国际信息技术评奖中屡屡荣获金奖，3次应邀到联合国讲学，还被政府授予“五一劳动奖章”、“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和“北京市杰出共产党员”。他的研究五笔字型的经历被媒体描述为一部“科学的史诗”，他本人则被誉为“民族英雄”，“解决了汉字进入计算机这一世界难题”。一位新华社记者在一份内部材料中向中南海报告：“五笔字型是文字技术史上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成就”。当时非常著名科学家严济慈教授也认为，“汉字输入电脑难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这都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五笔字型”的发明权归在王永民的名下，却让不少了解事情经过的人心中不服。 在这之后，“五笔字型”的研究在相互隔绝的两人手中继续着。1992年9月和1993年10月，张道政以其发明的“第八版”分别获得美国和中国的专利，事实上他正在以每年一个版本的速度发展这一技术。王永民一边指控张道政剽窃了他的成果，刊登公告说张是个“假发明人”，一边把自己发明的“五笔字型第三版”拿去申请非职务发明的中国专利。 由于“第三版”完全是建立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王的申请一经公布，立即遭到很多人的异议。首先是河南方面指出，这一科研成果的专利申请权应归南阳地区科委所有，而且当初参与的科研者也不只王永民一人。与此同时，至少还有三个人站出来主张自己对这一发明拥有权利。包括北师大教授李金铠，以及王早期的合作者张道政和华远善，又有李毅民和方延曦二人提出“异议申请”，他们说这个“第三版”的内容在申请以前已经公开。 争执最后以王永民的让步了结，他把“非职务发明”改成“职务发明”，还确认专利权为四家共有，包括南阳地区科委、河南省计算中心、河南省中文信息研究会，以及王码公司（它是在提出专利申请五年之后成立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四方全权代表”的资格。四家皆大欢喜，在河南省专利局主持下的一项协议上签字，就像分割一家企业的股权一样分配了各自拥有专利权的比例，把其余发明者的权利全都忽略不计。这项专利权在1992年2月获得确认，名称叫做“优化五笔字型编码法及其键盘”，也就是后来所谓“第三版”。王永民如愿以偿地成为这一专利的唯一的“申请人”及“发明人”。不过他对“第三版”提出的24项权利要求被减少为7项，其余则大都被确认为公知技术，而不能由个人占有。所有这些细节都为日后的争端埋下伏笔。 作为一个科学家，王永民头脑中的市场意识丝毫不比倪光南差，而且他在利益方面的功于心计还远远强过后者。他不失时机地成立了北京市王码电脑总公司，向市场出售“五笔字型”。至少有12家境外公司和他签署了使用这项技术的协议，他编写的《五笔字型》教材也广为印发。声誉和财源滚滚而来。但就在这时，一个新的版本——“五笔字型第四版”，悄悄来到市场上。它显然包含了新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