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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可以让我们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经验，但是也会改变经验的本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经验令人不愉快，我们会很快采取行动寻求让我们感觉好一些的解释（“我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评审对在费里斯轮上呕吐的人有偏见”）。而且，事实上，研究表明，仅仅是去解释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就能够削弱它的冲击。比如，用笔简单地描述一场灾难，像是痛失爱侣或者身体伤害，能够以令人称奇的效果改善受害者的心情和身体状态（比如，看医生的次数减少，形成更强的过滤毒菌抗体）。而且，从描写自己的经验中得到好处最多的人就是那些解释了这些苦难的人。
然而，虽然解释能够缓解令人不快的事件的打击，它也会减少愉快事件带来的愉悦。比如，一些志愿参加某项研究的大学生误以为自己在网络聊天室里同另外一所大学的学生聊天。而事实上，他们是在跟一些虚拟了其它学生存在的复杂的电脑程序交谈。在虚拟的学生向真实的学生提供了个人信息之后（“嗨！我是伊娃，我喜欢做志愿者”），研究人员假装要求虚拟的学生确定自己最喜欢聊天室中的哪个人，并写下一段话来解释为什么，再把它发给那个人。就在几分钟之内，美妙的事情发生了：真学生收到了聊天室中每一个虚拟学生发送的信息邮件，每个人都说他们最喜欢这个真学生！比如，有一条虚拟信息是这样写的：“在看到你的回复之后，我感觉我们两人之间存在强烈的共鸣。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读书，这太遗憾了！”另外一条这样说：“在所有人中，你脱颖而出，成为我最喜爱的人。我对你描述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的部分尤其感兴趣。”还有一条这样说道：“我希望我能够直接同你谈话，因为……我想要问问你是不是喜欢水（我喜欢滑水），还有你是否喜欢意大利风味的食品（这是我的最爱）。”
现在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些真学生（有信息组）收到的邮件可以让他知道每条消息都是谁发送的，而其他真学生（无信息组）收到的邮件里个人信息都被删掉了。换言之，每个真学生收到的信息完全一样，都证明他赢得了这个聊天室里所有虚拟学生的心，但是只有那些有信息组的学生知道每一条信息到底是其中哪个人发送的。因此，有信息组的学生能够为自己这样的好运气做出合理的解释（“伊娃赞赏我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都参与了人类生存空间这个组织，而卡塔琳娜会提到意大利风味的食品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在无信息组的真学生则无法解释（“有人赞赏我的价值观…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有人提到意大利风味食品呢？”）。研究人员在真学生们收到这些信息后马上测量了他们的快乐水平，15分钟后又测了一次。尽管两个小组的成员最初都对被选为每个人最好的朋友而欣喜若狂，但是只有无信息组的真学生们在15分钟后还保持着这样的狂喜。如果你曾经有过秘密崇拜者，那你就能够理解无信息组学生们为什们还能呆在9层高的云端，而有信息组的学生很快就掉到2至5层的云层上了。
对现实免疫（8）
无法解释的事情具有两个特质，这些使其情绪影响力得以扩大和延伸。首先，它们给我们一种稀奇和非比寻常的印象。如果我告诉你我和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是同一天出生的，你很可能会认为这是罕见且不寻常的情况。然而，一旦我向你解释了我们其实是三胞胎，你就不觉得这有多罕见和不寻常了。事实上，其实我提供的任何一种解释（“我说的同一天是指我们都是星期四出生的”或者“我们都是剖腹产出生的，所以为了获得最大的纳税优惠，我们的父母选择了我们的出生时间。”）都能够减少这种巧合造成的惊讶，并使这件事看起来可能性更大。解释帮助我们理解了事情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这使我们马上就了解到将来它可能如何再次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再次发生。其实，无论何时我们说某件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通常只是想表达，即使它发生了，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比如，读心术、超自然漂浮还有限制教区牧师权力的法律。无法解释的事情显得更加罕见，而罕见的事情通常比常见的事情造成更大的影响。我们会对日食惊叹不已，却只是对日落印象深刻，虽然后者是比前者更加壮观的视觉盛宴。
无法解释的事情之所以会有非比寻常的冲击力，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通常会不断考虑它们。人们自发地想要解释事件，而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没有完成自己打算做的事情，就特别容易考虑此事并记住自己未完成的事情。一旦我们解释了某个事件，我们就可以像收藏刚洗干净的衣服一样把他们叠起来，收藏到记忆抽屉的一角，并接着对付下一件。但是，如果此事无法解释，它就变成难解之谜或者难题，而我们都知道，难解之谜和难题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不肯呆在记忆的后台。电影制片人和小说家经常利用这个事实，给自己的叙述加上一个谜一样的结局来赚钱。研究表明，在无法解释到底主角最后怎么样了的时候，人们其实更愿意谈论这部电影。如果我们喜欢这部电影的话，这个小小的谜会让我们高兴得更久。
解释缓解了事件的冲击力，因为这使得这些事情看起来更合理，并帮助我们停止继续思考它们。更奇怪的是，有时候并不需要真正解释出什么，解释就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只需要看起来像是解释过了就行了。比如，某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图书馆中接近一些大学生，交给他们两种贴着1美元硬币的卡片中的一张，然后离开。你应该会同意这是非常奇怪的举动，我们会想要解释它。如图20所示，两张卡片上都写了，这个研究人员是“微笑协会”的成员，这个机构主要进行“随机的善举”。但是，另外一张卡片上还有两个问题——“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研究人员要求这些学生回答一些调查问题，其中一个是，“目前你的感觉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程度如何？”结果表明，受到写有伪解释词句卡片的学生不如那些受得到无解释卡片的学生快乐。很显然，即使是伪解释也能够让我们开心地消化掉一件事，并接着去处理另外一件事。
图20：这是给你的！
微笑协会
一个学生/社区非宗教同盟
我们想要推广随机的善举！
祝你度过快乐的一天！
我们是谁？
微笑协会
一个学生/社区非宗教同盟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想要推广随机的善举！
祝你度过快乐的一天！
不确定性能够保持和延长我们的快乐，因此我们会期待人们珍视它。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问另外一组同学，看到上面哪一张卡片会让他们更高兴，结果75％的人都选择了添加了毫无意义的解释的那一张。同样的，在网络聊天室研究中，当学生们被问及自己是否希望知道到底那些热情洋溢的信息都分别出自何人之手的时候，100％的学生都表示自己想知道。在两个案例中，这些学生都放弃选择不确定而选择确定，弃模糊而选清晰，尽管，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清晰和确定都被证明会减少快乐。诗人约翰？济慈（JohnKeats）指出，虽然伟大的作家们“能够在不确定性、迷雾、怀疑当中泰然自若，不会强求事实和道理”，但是，我们中的其他人则“无法满足于一知半解”。我们无法克制的解释一切的渴望使我们能够同果蝇区别开来，但也会戕害我们快乐的嗡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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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免疫（9）
小结
眼睛和大脑狼狈为奸，而且，跟所有狼狈为奸者一样，他们在后面房间紧闭的大门后进行秘密谈判，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现在的经验，我们也就无从知道自己将来还会这么做。我们的无知不但让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在面临厄运时沮丧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还使我们采取一些行动来破坏眼睛和大脑的共谋。我们更有可能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行动而不是不作为；看待痛苦的经历，而不是恼人的经历；看待逃避不了的恼人经历，而不是能够躲开的。然而，我们很少会弃不作为而选择行动，弃烦恼而选痛苦，弃自由而选承担。我们采取积极态度的过程五花八门：我们可以关注好信息，我们可以与能够提供此类信息的人为伍，我们还可以毫不挑剔地照单全收所有好消息。因为这些倾向，我们更容易用开脱自己、安慰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令人不快的经历。而我们为这种无法克制的解释冲动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常常通过很好地解释而破坏掉了一些最愉快的体验。
我们的想象之旅已经探索了很多领域，从唯实主义到厚今主义再到合理化过程，所以，在到达最后一站之前，在大地图上标注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预测自己对未来事件的反应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到它将来发生时的确切情况，也很难想象到一旦事情发生，自己的真实感受又是怎么样的。从头到尾，我一直在将想象同知觉和记忆进行类比，并且试图说服你，预见同视力和事后之明同样不可靠。不可靠的视力能够用眼镜来矫正，而不可靠的事后之明能够用历史文献来修正，但是，不可靠的预见呢？没有能够让我们看未来的眼光更加敏锐的眼镜，也没有任何记载可循。我们能够修正预见的缺陷吗？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我们能做到。但是，我们一般都选择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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