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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聂壹逃进匈奴做间谍，对单于说自己能斩杀马邑官吏，献城投降。单于贪图财物，信以为真。聂壹返汉后斩杀了几个死罪囚徒，把他们的头悬挂在马邑城上，告诉单于的使者说马邑的高级官吏已经死了，可以发兵。单于果然统率十多万骑兵，入侵汉界。“套套狼”行动前半程都进行的非常顺利，大家戏演得都很到位。
单于一路抢劫到马邑一百里外，看见牛羊遍地，却不见一个人，就起了疑心。（这段戏汉朝演得有点假了，放牛的人好歹还是该有几个的嘛）于是攻打汉军卫所，捉到武州尉史（匈奴传说是雁门尉史），问出了伏兵实情，单于先惊后喜，认为是天意，于是封尉史为“天王”，并立即下令退军。已经赶到伏击阵地的王恢、李息，面对数倍于己的匈奴大军不敢单独出击，眼睁正看着匈奴军队离去。等汉军三十万主力追到边塞时，匈奴已经安全退出了。
一场超大规模的伏击战就这样窝窝囊囊地结束了，双方都白跑一趟。王恢因不敢出击匈奴而被逮捕下狱，最后自杀了。聂壹结局如何，则无人提及了，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他的结局会好吗？汉、匈奴从自交恶，大战不断，边贸的生意场都砸了，还赚什么差价？匈奴这个交易对手也被吓跑了，从此成仇家了，不杀他祭天就不错了，还生意。
汉朝富豪群 战争投机第一人（5）
好好的生意人，玩自己的买卖还不安心，还想玩政治、玩军事、玩谍中谍，结果反被玩了。
个性富豪杨王孙
有的富翁起高楼，有的富翁要触电，有的富翁泡小蜜，有的富翁周游世界，有的富翁要上天，现在的这些富翁都这样出位、出格，汉代的富翁呢？别说，还真有位出格的。
班固在他的《汉书》中记述了几位特立独行、行为偏激的人物，这位富豪就是其中之一，名叫杨王孙。
杨王孙学的是道家黄老养生之术，他看到《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遭到庄子反对，于是在临终之前，遗命“裸葬”。杨王孙的理由是，既然形骸保留不住，迟早与土壤归一，又何必老是用厚葬的方法努力延迟，不让它速朽呢？又何必让形骸长久做客于外呢？形骸与泥土隔开，不能返真归土，他要“吾是以赢葬，将以矫世也”。
谁的爹发出这种言论，做儿子的都犯难。
老杨的这种牛逼言论使他儿子陷入“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的两难之境。于是，他儿子赶紧去请父亲的好友祁侯出面劝解。没想到杨王孙对祁侯说的“厚葬是古代圣人留下的制度”那套话根本不听，他反驳说“厚葬有什么好的？俗人互相攀比，花费很多钱财，才把尸体埋到地下，甚至今天下葬，明天便被人挖走，这和暴尸野外，有什么区别？”
最后，大家伙都被杨王孙的临终真情告白说服了，“遂裸葬。”
面对老杨的出位表演，汉代次席评论人班固表示了赞赏：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晋代名流王羲之也表达了支持的观点，“常依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于他”，表示“老夫志愿尽于此也。”东晋第一诗人陶渊明则作诗号召：“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进一步说：“杨王孙那样做，目的是在教训儿女节俭。”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则站到了反方席位上，“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冠之传酋，不其秽欤？”要是不能惹出争论、不能招来抨击，那还算什么个性啊，呵呵。
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
总体看来，在“文景之治”低税率的财政政策刺激下，大量的富豪涌现出来，在上文榜中所介绍的汉代富豪中，已经挂一漏万的点染了这个时代的氛围，按照史书的记载，在文景之治的幸福时光里，大大小小的富豪非常之多，整个社会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全国级别的富豪、省级别的富豪、市级别的富豪、乡级别的富豪太多太多了。
这些大量涌现的富豪，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极大的关注点，司马迁对这些富豪经营手法的评价是：“而富者必以奇胜。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整体来看，司马公对这些富豪的评论还是很中肯的，承认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之所以能够积累其一定的财富，还是凭借了个人的致富能力，对他们的这种致富能力，社会舆论也给与了承认。但随着财富积累达到了一定量级后，奢华无度、豪徒兼并等等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
如何让富起来的社会走向和谐、共同富裕；如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和整个社会同步；如何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国家意志、国家力量相统一；如何让具有财富力量的人，在全国一盘棋中合适运作；如何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渐渐成为了以汉武帝为首的新一届汉政府考虑的问题。
在国家有财政需要时，如何让富裕的人士参与其中、贡献力量；在国家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时候，如何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适当的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增加负担，汉武帝刘彻用他的大作为、大行动作出了解答。
只可惜，这份答卷太沉重，全国半数以上的中产人家在汉武帝的大宏图中破产，在汉武帝的大经济改革中，全国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世界经济上最严酷的一场经济变革，即将在文景之治的陶醉时光后，凶悍登场，也就是在这场变革之后，中华帝国的经济管理大权进入了一个新的管理架构之中，在新的架构下，行政权力与经济行为被彻底混淆、官与商的鸿沟被变相焊接在了一起、公与私界限在含混中暧昧起来、国有与民营性质成为了权力下的蛋……这场变革影响无比深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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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百年恐怖片
汉武帝四面征伐，花费巨大，那为什么汉武帝之后，其他汉帝已经不那样频繁动兵了，他们统治时期的帝国军费开支照理说已经该大幅回落了，可为什么盐铁专卖制度还是停止不了呢？这样巨大的财政收入都干吗用了？
说起来，比较悲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文字记录以后，天天都是胡人入侵，虽然中国人自己吹自己武功卓绝、开疆拓土、雄霸四方，一会秦始皇打的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一会汉武横扫西域，但实际战绩其实是很值得商讨的，如果这些胡人真这样好清扫，至于从秦始皇一直打到汉武帝，从头到尾到了上百年了，还打不死吗？北方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带给汉民族的困扰那是相当大的，作为一个百年来一直受到边境高压、受到军事入侵危险的国家，军费自然庞大、开支自然多。
汉武帝之后，到了汉宣帝时，匈奴和汉帝国不怎么打仗了，大家打了上百年，换了一种新玩法，纳贡了！匈奴你也别发动战争了，打仗你不也是为了钱吗，现在你叫我声“大哥”，算我罩你，然后我给你钱，让你拿去花差花差，这样岂不美哉？
公元前51年，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带着贡物朝拜汉天子，汉天子回赠的礼物是：黄金20斤，钱20万，衣被77套、锦绣杂帛8000匹，絮6000斤，米34000斛，第二年呼韩邪又来了，这次汉天子又赏给了他衣服110套，锦帛9000匹，絮8000斤。
叫声“大哥”这样多甜头，这比当年靠打架拼死拼活的抢东西爽多了，那还有生命危险。从此以后匈奴人就经常来拜大哥了，单于带的随从也越来越多，带的人越多，赏赐的东西就越多啊。汉廷一般规定单于只可以带200名随从来，公元前1年，单于要求带500名随从来，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汉廷答应了匈奴访问团500人名额的要求，结果这一年赏赐的礼物有了惊人的增加，锦帛达到了3万匹，絮3万斤。
期间，匈奴单于没事还老向汉王朝要经济援助、要赞助，这大哥不是好当的啊，虽然不打仗了，银子还是哗哗的流啊。
余英时曾经对东汉的部分时期（公元50年到公元100年）的纳贡支付数据进行过统计，让我们来看下余英时统计的结果：
胡族 年支付总数（钱）
鲜卑 亿
匈奴 亿
西域 亿
合计 亿
余英时认为，此外至少还需要增加对羌、乌桓两个民族的支付额，总体计算下来，每年支付给各胡族的费用在7个亿左右，这一估算还没有考虑维持贡纳体系运转所必需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开支。纳贡体制肯定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项目。东汉、西汉的政府收入、开支还是具有一定可比性的，由此类推计算大概可以一见端倪。
东汉文人桓谭在《新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据此计算，东汉初年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23亿。
还有史料记载，汉元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据此计算，汉元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83亿。
按当代一些专业人士的考证，汉代财政年总收入平均大约120亿左右。要注意，这120亿是已经搞了盐铁专卖之后的收入了，扣除日常行政费用、军事开支（前文已经算过了，汉百万大军一年开支最少70多亿，政府公务员工资20亿，就算汉武帝之后，军队裁员，军费支出有所下降，在扣除掉军事开支和官员薪水后，此外还要有大量的抗洪啊、工程啊、救灾啊等等支出，政府财政结余并不多）为平息各胡族，每年最少7个亿，把盐铁制度废了，这7个亿从哪里来？
对中华民族来言，这北方的少数民族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恐怖片，头一百年是武戏，天天打，后来大家都打的吃不消了，改拍文戏了，感情戏也出大场面的，钱也没少花啊。这种噩梦不光局限在汉代，放眼魏、晋、唐、宋、明、清，以后都是这样，五胡乱华那就别说了，唐有突厥、宋有辽、金、蒙、西夏，明有瓦剌、女真，就元、清两朝没有北方蛮子捣乱，因为他们就是蛮子，但清朝迎来了洋蛮子。这种巨大的边境压力引发的财政输血，是中华民族财富的一个无底洞。
放眼世界，极少有民族在这样大的异族压力下，持续生存、发展两千年的，处于类似情况的绝大多数民族早都被武力强大的民族给灭了。这种独特的发展经历，即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心理韧性、民族向心力，也让这个伟大的民族疲惫不堪，始终缺少一段休养生息、安定繁荣、没有外族压力的历史阶段。这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财经运作、文明发展方向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不可不察。
还记得文首最早讨论英雄的哪个问题吗？
汉武帝四处征伐也罢，此后汉帝纳贡也罢，这都是应对压力的刚性、或柔性反应而已。在百万骷髅之上，在百万血水之上，能有英雄存在吗？看看整个民族的财务压力，看看整个民族承受的苦难，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能否换一种走出困境的方法呢？这道题很沉重的。
第一批职业文人浮上水面（1）
早年间，孔子是靠当老师混的饭招；墨子偶然弄点科技发明、作些木匠活，靠这些过活；孙子得打仗；老子、庄子都有份底层公务员的小职位、小薪水；苏秦、张仪这帮人主要是玩政治，文学都是副业，不靠舞文弄墨混饭吃，放眼春秋战国、大秦帝国，真正的纯文人似乎就一个屈原，这还是个失意的政客。纯粹的职业文人团伙还没有产生呢。
等到汉帝国一统江山，叔孙通已经开始带着一干儒生以职业的心态，靠诸家学说、制定礼仪蒙饭了，在此之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朱买臣一干人等相继浮出水面了。这些人与孔、墨、老、庄等前辈的最大区别就是，诸子文以载道，他们的文章尽管蕴含着极高的文学性，但这些文字饱含希望，希望文字的主人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大展宏图，那才是文章的目的所在；而职业文人弄文以求闻达、求富贵，嘴上虽然在论道，但文学才是目的，讨主子欢欣才是目的，为文学而文学，为欢欣而文学，诸子的手段演化了几百年后，成为了他们的目的，呵呵。
为什么先秦散文，动不动还能看的人血脉膨胀？因为文章里有诸子的一片心胸、一腔豪情；汉赋之中，除了贾谊等个别作品外，气势蓬勃，大量的汉赋四字瑰丽满纸，看完后，困啊，啊——哦（打个哈欠），为文学而文学的东西，除了文字雕砌外，实在缺乏精气。不过从作品上看，这些文人的作品到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