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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四大经改措施
不光在货币改革上招数频出，王莽对经济其他领域也是不肯放过啊。按照后代的总结，王莽的六大经济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1）“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
（3）实行“五均六莞”，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
（4）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
“王田制”，就是要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不过产权理论哪能是随你任意修改的，无恒产则无恒心啊，老百姓自己做生意把土地转让出去了，好几代了心里还都恋恋不舍的，到王莽这可好，一句话，全国土地一把抓，所有的土地都国有了，直接从天下百姓兜里拿钱啊，能不怨声载道吗？
“王田”之后，王莽还搞起了“井田”制度，“井田”制度要是能发挥市场机制、能起到激励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就不会被各国陆续淘汰了，王莽老兄看孟子把“井田制度”吹嘘的天花乱坠，心向往之，还行动之，一个小小王莽，在凡人眼中那是高高在上的天子，在千年递进的经济规律面前，那就是草芥而已，和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规律如此作对的人，以前就出过一个项羽，现在又冒出个王莽，那下场可想而知。
王莽先是恢复了周朝的“井田制”，每对夫妇可以领到良田100亩；接着是照搬周朝的官僚制度，把汉朝的官名都换做了古代的称呼；实行二十八品的宝货制，（尽管这些货币制作精美，书法隽秀，在古代钱币中堪称精品），只可惜经济规律、社会进化不是泥巴，非要按照周朝的图样，捏来捏去，结果只能是破碎。
王莽这家伙不但对国内经济胡来一气，在国际关系上也是率性而为，哈哈，他认为匈奴单于不能和自己一样持有玉玺，于是派了个将军把以前汉朝颁发的“匈奴单于玺”要了回来，改称“匈奴单于章”，直接给单于降了级。到后来，干脆把匈奴的称号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 同时，又把西域的国王，统统降了级别，从王变成了侯，简直是庸人自扰，莫名其妙的给人降级，弄得边境上乌烟瘴气，四面边声连角起。
看看王莽搞的这些措施，在短短二十年里，要是没文化，一般人还真搞不出这样多的名堂来，光那二十八品货币名称就搞一折腾的，老说“没文化真可怕”，象王莽这样有文化、讲文化，更可怕啊。很快，国内、国外反对力量云集，大新朝经济、政治全面失控，王莽最终被义军吞没。
这个王莽死了，不过儒家文化继续传承了下去，有多少人在继承了儒家文化积极的一面后，继承了儒家文化“济世精神”的一面后，又把这种不顾实际的复古主义继承过去了呢？有多少人埋首经史一生，养成的到底是学问，还是王莽那样一肚子不切实际的“王田”理想呢？王莽有机会把他研究出来的宝货二十八品拿出来，折腾大家一次，所以大家都能看到他的缺点、看到他的不足、看到他的局限，又有多少人，抱着和王莽类似的经济观点，在后世中默默发力呢？
王莽死了，很多东西没死；在明处的王莽死了，很多在暗处的王莽依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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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的胜利：从出轨到回归
一顿胡来的经济措施，让王莽在国内和国际的声誉跌倒了低点，经济彻底崩盘，民不聊生，大家就纷纷反了。综合来看，当时起兵造反的部队、团伙多了去了，更始、赤眉、绿林、青犊、隗嚣、公孙述、铜马、卢芳若干团伙都是很成气候的，最后就刘秀团伙胜利了，为什么？
因为其他团伙都太不重视经济制度建设了，就知道天天奸淫、抢劫，“更始”都登基当天子了，还问手底下今天从老百姓那抢了多少东西，这种皇帝让老百姓怎么跟啊？跟你混也是被抢，不跟你混也是这结果，让大家服你，总得给个理由先啊？
一伙著名的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后，没干别的，天天去演“鬼吹灯”，把西汉帝王的陵墓一顿劫掠，还把吕后的尸体拿出来猥亵了一遍。
公孙述占据巴蜀，经济状况稍微好点，这哥们就自己推行其“铁钱”制度了，还是禁止用汉代五铢钱，天天整点封建迷信，不亦乐乎的，巴蜀经济优势在他手里一点没发挥出来。
刘秀之所以能带领一干人等扫荡天下，主要就是他看清了人心思汉的大方向，大家为什么思汉？思的是西汉的五铢钱、思的是西汉那没有王田的恐怖制度、思的是不至于动不动就全家被充作奴婢，以前觉得西汉的盐铁专卖、平准均输就已经够严酷的了，到了王莽经济时代一看，那简直是福利社会啊，最起码在西汉的时光里，大家能把账算明白啊。就是把握住这个大方向，所以刘秀赢了。
刘秀的经济方针就是把一切乱象都重新纳入西汉的旧有体制之内，把王莽弄乱的一切拨乱反正。恢复五铢钱；田租“三十税一”；将王莽时代被没为奴婢的人，都放出为平民；让各地举贤良；命令各地重新搞经济普查、统计土地、人口数据；就连最后留遗嘱，办自己的葬礼都是模仿汉文帝的做法，务求节省。
没有什么创新措施，或者应该说他的创新就是回归，刘秀的这种经济复古措施效果显著。
两种复古为何一胜一败
刘秀复古，赢了；王莽复古，败了，同样是复古，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这两种复古从本质上是由巨大差异的。王莽的经济复古意图恢复周朝旧制，当时距离西周已经七、八百年，周代的人口规模、社会激励制度、知识存量都和此时有了巨大的差距，光中央政府直接统领的土地面积是已经发生了质变，大了多少倍呢，人口数量也翻了好几翻呢，旧制度怎么用？另一点是，我一直怀疑王莽的经济改革预案是怎么订出来的，是参考的哪些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是不是都是在西汉初期、秦代已经被篡改了好几轮了都，他的理想模本没准和周朝也相去甚远。他的经济模式古不古、新不新、不现实、不理想，他不败，那就没天理了。
刘秀复古，复的是西汉旧体制，尽管前面已经分析了该体制的种种弊端，但这种制度是当时人类、在其经验、智慧下，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管理体制了。回首公元初年的岁月，汉帝国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人口众多、疆域无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政府都没有承担过管理如此经济局面的责任，前无古人，没有范例，从现在的角度看，西汉政府的解答虽然不是最完美的，但其运作模式、其调集资金、人力的庞大运作体系，在中华大地上还是行之有效的，是已经经过二百年岁月完善、考验过的了，这种体制超出了一般个人的人生体验，一个个人很难扭转、超越这种数代人智慧、习惯的结晶产物，与其相比个人是相当渺小的，所以刘秀没其他选项可以选，他也别无选择。
其他文明发展情况
西汉帝国起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8年，东汉帝国起于公元25年，终于公元220年，横跨四百多年的风雨。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各个文明体也是蓬勃发展啊。
条条大路通罗马
汉帝国耸立在东方之时，一个同样庞大的帝国也在西方崛起，这就是罗马帝国。在我们的古籍中依稀可见这位西方帝国的些微身影，大秦、骊轩这些古书上的地名都模糊的指向了罗马。罗马帝国一般被分为前期帝国（公元前27年到公元192年）和后期帝国（公元193年到476年）两个阶段，前期帝国大帝图拉真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统治面积达到了约590万平方公里，虽然比俺们的大汉帝国要面积小，那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之一了。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到：帝国统治下的行省名单能排出长长的一列，运动场、大剧院、海神庙、神殿、浴场、水渠、凯旋门、廊柱种种美轮美奂的建筑在这片土地上挺拔、生长，那时候，意大利号称自己已经有1197座城市，高卢则吹嘘自己有了1200座城市，作为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西班牙也表示自己有360座城市，此外据说还有300座亚洲城市也臣服在罗马帝国之下。这上千座城池也已经被罗马公共大道所连接，这些大道中部筑成高台，路基由沙子、碎石、三合土铺成，最上面铺着石块，路修的非常结实，让这些路承受了1500年的风雨后还依然存在。（哈，象不象秦帝国的驰道？）罗马各地每隔五、六英里就有一个驿站，40来匹马在驿站备用。葡萄、苹果、亚麻、苜蓿都已经在罗马的土地上生长。
罗马的外贸也是非常繁荣的，每年夏至前后会有一个120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埃及出发，远航锡兰（今斯里兰卡），锡兰是南亚大陆上地理位置非常便利的一点，亚洲的商人也把锡兰视作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巴比伦的地毯、中国的丝绸、珍珠、宝石都源源不断的流向罗马。当时罗马*已经开始有人抱怨，为了购买这些奢侈品，国家的财富已无可挽留的流到了外国和帝国。有人估计，罗马帝国当时每年因外贸流出的白银高达80万镑。
在西汉、东汉交接之时，最后的晚餐已经结束，耶稣已经从墓中死而复生，保罗正在大力宣扬基督的精神，不过在起初的一二百年间，基督教是作为异教被罗马帝国禁止的，基督教信徒受到*，甚至被处死。直到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从而使基督教成为政府所允许的宗教。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通过，并成为基督教的最基础的原则，现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接受这一原则。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玩起通货膨胀的把戏，一点也不比汉武帝差，当加里恩努斯在公元260年登上罗马皇帝宝座时，其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已经比奥古斯都大帝时期减少了60％，在加里恩努斯统治的八年时间里，经过他的厚颜努力，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又大幅度的出现下滑，最后降到了仅有百分之四五左右。有学者测算到，从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一直到加里恩努斯继承帝位，在这250年时间里，罗马帝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但从加里恩努斯疯狂的降低银币的贵金属含量后，到戴克里先（公元284年到公元305年）王朝，这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物价飙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公元304年的物价水平已经是公元260年物价水平的20倍了。
刚才提高的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在货币、经济历史中，也是为了不起的人物，也就是他即位后，发行了“拜占庭金币”，其金币的纯度达到了98％，价值极高，在其后的七百年时间里，即使在罗马被蛮族攻陷的时候（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占庭金币”依然一直以不变的重量和纯度铸造生产，堪称货币史、经济史的奇迹。
日本 中国货的倾销地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一千七百多年后，此印在日本被发现。
余英时考证，在西汉时期就有记载说，朝鲜海上一百多个倭人小国家定期向中国进贡。《后汉书》则明确记载，倭国分别在公元57年和公元107年运送贡品到汉廷。中方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铜镜、黄金，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珍珠。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镜和一些汉代铁器不断在日本许多地方出土，甚至王莽时期铸造的铜镜也在日本九州的许多地方有所发现。王莽的新朝不过就存在了不到二十年，这一时期的产品都能流传到日本并被考古发现，可见双方贸易往来之频繁。
公元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