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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ide）说。她现在是“萨利·莱德科学公司”的CEO，专门开发提高儿童科学兴趣的程序。“突然之间，我们丧失了技术优势。所有人都意识到，要是俄国人有了能送卫星上轨道的火箭，他们也能用它承载核武器攻击美国。这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心智。”
美国人的反应不仅是赶紧造一枚更大的火箭出来，还增加了对多个领域研究的资金支持（这也是布什博士愿景造成的部分结果）。太空竞赛的兴奋感激发了一代年轻人的想象力，后来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了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投资国家的未来，显示了增加科技人才的决心。《国防教育法》划拨了大量学生贷款，支持科学、工程、外语研究。它还提供了设备采购资金，为研究生发放国防奖学金。
1958年，国防部创办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重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避免碰到更多像“旅伴”一类的意外状况。阿帕的使命是资助高风险的长期研究，以大型项目和系统为重。那年不久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正式建立航空航天局（NASA）。迈阿密和杰克逊维尔两座城市之间的海岸线…卡纳维尔角火箭发射站址，肯尼迪太空中心后来也坐落于此…顿时一片忙碌景象。
1961年，约翰F。肯尼迪入住白宫。那年5月，他在国会做了一次划时代的讲演，提出了一项激励人心的挑战：“我相信这个民族能够齐聚一心全力以赴达成这个目标，十年之后，人类将乘坐宇宙飞船登陆月球并且安全返回。没有任何一个太空项目能够超越它对人类的影响，超越它对宇宙远程空间探索的重大作用，也没有一个太空项目开发如此困难而且花费如此昂贵。”
1961年，一种叫“萨立多胺”（Thalidomide，也曾译作“反应停”，用于减缓孕妇的妊娠反应）未经充分测试的新药仓猝上市，造成欧美地区1万多名孕妇产下畸形胎儿的悲剧。为应对此事，FDA加强了对审批新药的控制。1962年，美国通过了《药效修正案》，要求制药公司必须证明新药既有效又安全。修正案还新增了知情同意、披露副作用的规定，严格管理临床试验。
这是一个恰当管控有助于创新的例子。由于FDA确定了标准，医生和患者们不再害怕尝试新药。“修正案说，要是你想在美国销售一种药品，你必须提供科学证据，证明你的药做过足够的试验，它确实有效。”FDA前专员大卫·凯斯勒说，“数十年来，美国的制药业展开了全世界最为激烈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
面对世界大事，美国的领导者们正确地评价了科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他们高瞻远瞩，不光口头表态，还以实际行动鼓励、资助发明发现。他们懂得，研究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这为研究奠定了稳固而宽广的基础。1953～1963年，联邦研发经费在GDP中所占份额翻了将近三倍。多元化的资金机构（范围和类型互为补充）为进行大面积的科学探索创造了可能性。它们主要是为研究型大学，以及诸如斯坦福研究院等大型国立独立实验室提供资助，企业亦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3章 灵感的创新（4）
在技术行业，几家垄断或产业龙头企业有着充分的利润率和长远的眼光投资大范围研究。AT&T的贝尔实验室、RCA的Sarnoff实验室、IBM研究中心和施乐的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RC）…和学术机构一起…均曾为计算机、物理学、通信、电子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进步。这些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的母公司并不期待从其研究工作中获取短期收益。
但有时候，回报从出人意料的地方冒了出来。“施乐光是从激光打印机业务赚来的回报，就足够抵消它对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的所有投资了。”PARC的前研究员，后成为施乐办公系统分公司总裁的约翰·肖齐（JohnShoch）说。研究带来的好处…从晶体管到激光再到互联网…覆盖了美国社会和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
从PARC、贝尔实验室和阿帕等机构的身上，我们能了解到许多有关创新的知识。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方法和文化，但它们的成功无不展示了领导、资源、愿景、人才和信任恰当结合所蕴涵的巨大潜力。
放大人类智慧
阿帕的领导层发扬了布什博士在战时大力提倡的若干哲学思想。该机构致力于资助高风险研究项目，从民间招募精英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并维持尽可能最少的上层官僚结构。到20世纪60年代初，计算和通信在军事技术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阿帕及时地成立了“信息处理技术处”（IPTO）。技术处的第一任处长是利克里德（），他远见卓识，善于言谈，又兼具物理、数学和心理学学位。
和之前的布什博士一样，利克里德深信，计算机总有一天会变成提高思维和创造力的工具。他写了一篇名为《人机共生》（Man…puterSymbiosis）的文章，预见性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技术处处长一职的任期是两年，每一任处长都亲自挑选接班人，利克里德开放式询问的愿景由此得以维持并发展。任期结束后，处长们会回到各自的研究或事业领域，鼓励学生与员工继续完成使命。
不管你是读写电子邮件，打开工作表格，输入备忘录，在线支付账单，或者单纯地浏览网页，你都要用到图形用户界面、局域及全球网络系统。这些东西，都出自信息处理技术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助的项目。在阿帕赞助研究的这段黄金年代，大学和企业实验室携手完成了众多突破性实验，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创造出今人习以为常的全新强大数字工具。有了新的位映显示器，才成就了屏幕上的图形和数字排版，笑脸图案才从：）转换成J。有了鼠标，你才能在全新的虚拟空间纵横驰骋，从而又诞生了当今个人电脑普遍采用的“即点即得”式界面。
保罗·巴兰（PaulBaran）年轻时在兰德公司当研究员，这一时期，美国国防部意识到，由于现行战略指挥命令系统过分集中，很容易遭到攻击。巴兰带领团队研究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在遭受中风一类重大创伤后如何恢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长途通信网络模型，它类似于渔网，有多重节点，能让通信信号自动绕过受损区域。
他们发现，倘若网络中的节点超出所需三倍，那么总能找到一条可行的信号通路。“我们找出了这个神奇的特点，”巴兰回忆说，“但却不知道该怎样建立这样的网络，因为所需的数字技术才刚刚从实验室里孵化出来。”他和同事的最初目的是建立一套能经得起核攻击的数字指挥控制网络，最终结果是捣腾出了奠定互联网运行基础的包交换技术。
第3章 灵感的创新（5）
图形用户界面的开发者之一，阿伦·凯（AlanKay）素来相信，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未来。我跟他聊了好几个小时阿帕的黄金时代，他那种“让人人都用上电脑”的热情颇具传染力。“20世纪6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阿帕，对那儿的印象就是‘阿帕之梦’…计算机的最终命运，就是建立一套全球网络，让它变成所有人的智慧放大器。要不是利克里德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一天，我想我们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他说。
信息处理技术处的领导们不仅在电脑如何带动生活进步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景，就怎样最妥善地运用政府资金鼓励渐进改革与激进变革的问题上，也有着一整套的想法。他们认为，身为创新干事、天才人物的幕后推手，自己有责任描绘宏观图景，勾勒出整个社会将面临的挑战。可他们并不给受资助的团体强加具体目标或理论。阿帕在各家大学和实验室寻找精英组织时，从无地域偏见，而且会为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团队提供资金。它大范围地签署长年合同，让研究生靠着资助读完博士课程。这样一来，学界的初生牛犊们便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这是实现重大科研突破的必要条件。
文特·瑟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研究生时，参与了阿帕网的开发，后来他到斯坦福做了教授，又在互联网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下基层来解决问题的研究负责人给了研究生们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他回忆说，“基本上，阿帕能够相对自由地决定谁要去干什么。他们接下来的问题，尽快找出最聪明的人，之后问他们，‘你能解决这事儿吗？’要是能，阿帕就付钱给他们，容他们放手去干。”
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Engelbart）在SRI的“增智研究中心”就曾受过阿帕的资助。恩格尔巴特最出名的事迹是发明鼠标，但他的贡献远不止如此。受布什博士《诚如所思》一文的启发，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设计出了文字处理系统、电子文件的存储和恢复、超文本、视窗界面、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一系列东西的原型…全在20世纪60年代。
观看恩格尔巴特演示这些技术的视频，就像是看一出老旧的黑白科幻电影，里头的技术有点沉闷，但却准确地预知了未来。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惊讶，这些1968年出现的技术，对我们如今使用的计算机环境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呀。
开放与合作是阿帕的两大关键目标，凡有障碍，定会积极扫清。创新在信任的氛围里得到鼓励。阿帕聘用好人，并告诉员工，请把他们信任的其他人找来，一起完成工作。懂技术的项目经理享有调整合同、刺激探索新领域的自由和资源。提案无须诉诸长时间的同僚审议流程。研究人员把时间用来干工作，而不是费尽心思地求取资金。“我们的提案写半页纸就够了，因为它们无非是些目标而已。”艾伦·凯说，“我们需要发明一种可调式网络…要不你该怎么说？我们经常说，阿帕是个愿景而非目标，是人而非项目。”
阿帕利用初生的网络，帮助研究负责人跟研究生们见面，构建科技社群。施乐的帕罗奥多研究中心为阿帕做外包工作，由此吸引了那些在阿帕资助项目下干活又想留在业内的顶尖博士生。“来帕罗奥多的新丁们相信这个梦想，他们内心狂热，在做事方法上不搞教条主义。完全是因为阿帕，才成就了施乐的帕罗奥多。”阿伦·凯说。事实证明，科技社群是推动个人电脑事业的关键。由于施乐垄断了复印机行业，利润极之丰厚，帕罗奥多研究中心获得了资源和专业知识，设计出大量系统原型，用以进行网络计算环境试验。
第3章 灵感的创新（6）
“阿帕是个神奇的机构。”现为北极星创投公司（PolarisVenturePartners）合伙人之一的鲍伯·麦特卡夫回忆说。阿帕的领导和研究人员不仅在技术上做出了贡献，还在几十年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无数教授、研究生、研究员和开发员的生活与事业。
贝尔实验室的影响
很难相信吧？交换机、手机、激光、发光二极管、Unix操作系统、数码照相芯片、六项诺贝尔奖，外加一家企业…都出自同一家实验室。但事实就是这样。在它最兴旺的岁月（1960～1983年）贝尔实验室雇用了将近25000人，其中大多数人专攻电话技术的改良。可还有1000多名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从事基础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物理、化学和计算机科学。说这家组织独一无二，是因为它的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是政府垄断企业，资金来源出自电话服务税。
起初，公司完全是垂直一体化的。贝尔什么都自己包干，不管是电话听筒还是交换系统全都独立设计。它不光是应用微波通信的先驱，连石英片晶体（微波通信的振荡器上要用）都自己出产。如此一来，贝尔实验室吸引了来自多种学科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全国每年毕业的电子工程系博士，它聘用了10％。贝尔实验室是这些人事业起步的理想之地。不管他们最终选择留下，还是转投学界或商界，贝尔实验室都为整整一代发明家提供了了不起的练习场。“老贝尔最好的地方是，那儿有各行各业的一流专家，全都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罗伯特·拉奇（RobertLucky）说。他1962年博士生毕业，到了贝尔工作。
贝尔实验室搞出来的技术，有一条内建的消化渠道：总公司只需要告诉地方电话公司该买什么东西就行了。科学家们的动力，来自周遭所见的需求。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年要花8000万美元更换真空管，研究总监决定想个解决办法。战时开发的雷达技术带来了半导体领域的进步，于是，贝尔实验室一名叫比尔·肖克利（BillShockley）的研究员组建了一支团队，想尝试应用新材料替换真空管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