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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岁回首看人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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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柜帮炊事员打扫。我尽量要用工作来忘掉那可诅咒的“开除”。我知道,苦恼的事别让它在脑子里扎根,最好的办法是用拼命工作来驱散它。

  但一颗心还是安静不下来,我觉得只有赶快离开这里,才能改变眼前的困境。我又认为组织上越是怀疑,我越是要表现出忠诚,好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刚好上级要抽调一批民工去修建水库,我立即向党支书报名,自愿要求上工地参加劳动锻炼。我还在幻想,相信自己的一片忠心将会赢得组织上的关心和培养。同时我也担心在食堂干这种庸庸碌碌的工作,会将我一生的理想埋葬掉,虽是受到如此摧残,我对自己的人生,仍没有自暴自弃。

  母亲知道后,十分反对,不放心让我一个人走。离别时她流了不少眼泪。我却显得过于平静,连安慰她一声也没有。想到别人是亲朋好友一大群送到车站去上大学,我是冷冷清清一个人挑着行李去工地劳动。不知道母亲心里有多难受。我却不管这些,一心只考虑自己将来的前程。我认为失去的只是亲戚的赞美,朋友的羡慕,未来的日子总还长着,我不能让它也失去。

  此刻我也莫名其妙,这一走究竟为了什么?说是去劳动锻炼,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确实有此想法,正是这个动力鼓舞着我走上通往水库工地的路。一到走了,我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到水库工地去?他们并没有这样逼我。(待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人生磨练——上工地去(2)
在黄圹歇午的时候,遇到一位同学,也是同年“落取”的。他听我说是自愿上工地参加劳动,表现出一种不屑,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忌妒,担心我这一去将比他“红”了些,让他少掉一个“同类”。我却有苦难言,同他敷衍几句,便又继续走我的路。此时早已不存在什么人群,但一路上还算热闹,不时遇到从工地返回的民工,看他们的神情挺高兴,我渐渐有了欢乐。

  跟我们一块走的另有三位女民工,她们不相信我是去参加劳动的,因为在我的行李袋上露出几本厚厚的书。一路上她们不停地骂,骂街政府不讲理,骂干部逼她们背家离儿。有一个早已哭哭啼啼,泣不成声。可没人去安慰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都沉浸在理不清,说更乱的思绪中,谁也不理睬谁,只有脚板在机械而单调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心里是又在后悔不该来了。

  路没完没了的,起初还有兴致打听路途多远,到后来就失去信心,只是一股坚持到底的忍劲在支撑着。走到河市,天色已全黑了,太阳跑到世界的另一面去忙碌,却听说还有二十多里路。三位女民工开始找客栈过夜。我从来没有住过旅社,也不习惯,就劝欠木继续走。这样只剩下我们两个,路上静得可怕,我们不得不加快步伐。时而还可以遇到一些零星的,结伴的民工在蹒跚地向前移动。一个个显得疲惫和麻木,大概也是一个想法鼓舞着,希望到了工地就可以舒适地躺下去休息。

  好不容易又翻过一座小山岗,远处出现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山凹里散落着,大家立即断定那里就是工地了。一时又活跃起来,重新凑合成几股小的人流,似乎比出发时还热闹。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放下行李,嘘出长长的一口气,一个个坐下去就不想再站起来。我连脚也不洗一洗就躺倒在工房里,衣服也来不及脱下就枕着棉被包袱睡着了。直到后半夜被一股寒气冻醒过来,才胡乱解开棉被,捉住一角盖在肚脐上,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被一个声音吵醒,一看,工房里斑斑驳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是从门洞和墙上的稻草缝隙,漏进来的几缕破碎的阳光。顿时一切东西在眼里都清晰起来。工房是用竹架和稻草铺盖成的,里面分左右两排,每排有上下两层,中间一条通道,整个象是一艘漂浮在大洋中的轮船,大家就睡在底舱的统铺上。每个工房可住七、八十人,新铺的稻草松软而杂沓,散发出一股农田的气息。同样的工房邻近有三座,旁边另有一座小厨房,吃饭就蹲在厨房前的空地上。最难忍的是大小便的地方,只在地上挖了一排坑,周围遮得也不周全。我感到十分不便,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平时在家里不显眼的东西,此刻都成为十分必需的。

  早饭后,我同欠木到附近的山头蹓跶了一下,感到野外的空气格外清新,四周静寂而荒凉,显得有点神秘,远处山恋起伏,看不到水库的踪影,大概离工地还有一段路程。怀着好奇的心情,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等待即将来临的生活。

  第三天开始下工地劳动,起初工作量不大,做些填大坝前的准备工作,比如清除山坡上的杂草,以备将来开采红土,还有修筑道路,清理坝基等等杂活。民工仍在不断地进场,又有两个相识的也来到工地。同是读过几年书,“臭气相投”,四个人便经常在一块,无论出工收工都说说笑笑,日子过得也挺舒心,不知不觉竟度过了半个月时光。(待续)

六、人生磨练——上工地去(3)
11月8日,工地召开大型“誓师会”,提出“奋战七十天完成大坝填方任务”的口号。我当时信以为真,以后不时在计算过去的天数,一心一意盼望完工的那一天,可以凯旋归来。其他民工根本不信这一套,不时把口号当成笑料来讽刺,后来事实证明,过了两个“七十天”,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半。

  开始给大坝填土方,我就被分配去推独轮车。这工作以前从没有干过,最初只能推一两担土,还常常半路翻车。但是我学习的劲头很足,不久就掌握了要领,载土的担数逐日增加,最多一次能运上千斤红土。不光独轮车、胶轮车、板车、牛头车我都能推、能拉。技能也日见熟练。那些日子手掌疼得厉害,手臂僵硬,一下子抬不起来,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可我坚持着,凭着年轻力壮,肌体上的磨练,我从不叫苦,只感到劳动的快活,精神上是无忧无虑的,甚至连家里的人也给忘了。

  后来有一天,食堂事务长派我们四个“读书人”出公差,去一个山区小镇上运米。一早我们就出发,四辆独轮车咕噜咕噜地沿着山路奔跑,两边翠竹绿柏婀娜相送,还有晨风岚气随伴,不免心旷神怡,十几里路一会儿就赶到。大家到镇上转悠了一圈,就买好米装上车,开始回程。

  可是两袋共四百斤的大米压在独轮车上,就是平地也得费点神,何况在崎岖的山路,路面上到处龇牙露齿地裸露着破土而出的石块,独轮车象一只在大浪中跳跃的小艇,两只手臂震得发麻,连身子也跟着颤动起来。此时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只有我们四个黄毛孩子才不知好歹领了。遇到爬坡,大家不得不停下来互帮,就这样推推停停,回到住地已是狼狈不堪,累如喘牛。看看早已过了下午出工时间,就是到了工地,恐怕也没有力气干活,大家便约定留在工房里休息。

  不料傍晚中队长收工回来,一见到我们就咆哮起来:“你们四个*呀!上午运一趟米,下午就得休息。这里是工地,不是疗养所。告诉你们,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这是不祥的预兆,果然风暴随之就来。恰巧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四个人到供销站买东西,回来晚了,正值中队长召集民工开会。看见我们立即大发雷霆,当着全体民工硬说我们“一贯自由散慢”、“目无领导”,威胁要在大会上“斗争”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本是自愿来到工地,想好好表现一番,得到好评才回去,想不到弄成这种局面。

  在中队长看来,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地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虽然书上和报上不会这样讲,但现实的确如此,中队里就有两位“右”派分子,是被街政府遣送来的,他们虽然在参加劳动,仍然受到管制,不许“乱说乱动”。

  也许中队长早就对我们存有成见,这种成见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变为公开的对抗。听说在中队长的本子上就记着我的名字,不知他把我看成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时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而是要看单位领导对你的印象如何:他说你不错,你就成了“好人”;他对你不满,你就会变成“坏蛋”。

  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愉快,担着一份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想到“鸣放”,想到“开除”,更是畏惧万分,仿佛自己真是一名“劳改犯”。而且事情也果真有点象,有时只要我在劳动中稍事停顿一下,中队长看见了,便会跑过来责问,让人尴尬为难。有时车轮坏了,我拉到修车场,想亲自维修,多学点技能。中队长却说我是有意怠工。

  这样的劳动,还能让人感到快活吗?我又陷入苦恼之中。(待续)

 六、人生磨练——上工地去(4)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的,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

  我不愿妈妈看到我那时的情景,极力表现得快活,我只能说这里一切都好。第二天妈妈替我洗了几件衣服,补好一条裤子,才默默地回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妈妈一离开,我就在背地里放声大哭。

  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恐怕要病倒在这里。

  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

  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到理发店去,这头发已好久没理了,乱蓬蓬的,胡须足有寸把长,一路上就因为这满脸啦喳,使一切美好的幻想都被束缚住了。理完发,我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铁”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所谓“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是在盲目地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

  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去。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从工地上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了,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敢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里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到我,特地过来向我问好,对着中队长表扬我,是自愿报名来参加劳动的。

  大概此时中队长才“发现”我不是“坏蛋”。以后态度骤然改变,不但对我客客气气,还叫我到中队部帮忙抄写报表,出墙报等等,我这才真正成为一位受到权力尊重的民工。

  据说中队长是一位复员军人,喜欢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把自己的发号施令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不听从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顿臭骂;干活不认真,劈头就是训斥。凭着一股劲,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客观规律,常自恃为:“我为革命,为工程,不怕大家提意见。” 还有就是“爱憎分明”,所谓“对坏人恨,对民工爱” 其标准即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

  中队里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胁恫吓,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即所谓“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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