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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妹再一次逃走了，一连几天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一位好心人跑到家中报信，说不得了了，大妹偷挖生产队的地瓜，被抓到大街上“游街”，还被绑在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示众”。母亲惊魂未定，就有一大群社员涌到家里来，大吵大闹，说我们纵容大妹偷地瓜，拿到家里来，全家人煮着吃，让他们吃不饱。有几个冲到厨房里，把我们刚煮好的饭全都给吃了，还扬言以后每天都要来我们家里吃饭。
母亲如遭五雷轰顶，手足无措。祖父气得尽情骂母亲管教不严，败坏门风，给全家人丢脸：“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遭人嫌过。今天你把我的名声全扫光了，今后我还怎么在社会上出入。我几个媳妇，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出了坏家子……”母亲脸色铁青，双手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把母亲扶进房里。母亲推开我的手，猛地朝门外冲去。众人感到不妙，拉住母亲，极力劝慰。祖父这才住嘴。
我不平地朝那些冲进屋里来的社员吼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能怪我母亲。大妹的事，她一人做事一人承担。再说也不能为这样的事捉人去‘游街’，这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我不敢说这是侵犯*，在当时这是西方的语言，好象*这东西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兴这一套。我打算去找生产队长评理。大家都说没用，不要书生气，现实就是如此，只能忍气吞声。“困难时期”为填饱肚皮，吵架的事多了，打死人的都有，“法制”这东西，只有在人人温饱之后，才会受到尊重。
傍晚，大妹被放回家来，头发被剪成前一个坑，后一个垛，不象男，不象女，衣服也撕破了。一位老年妇女好心拿条头巾给她包上。大妹目光呆滞，任由大家指骂，也不哭，也不说话。
我想大妹已麻木，或者疯了。爱恨交织的痛苦在我心里剧烈地煎熬。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她疼爱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被人侮辱，她能不痛心吗？她把大妹教育成这样，她又为大妹苦成这样。这罪过不在母亲，也不在大妹，是几千年封建思想观念，和不良的家庭教育造成的后果。母亲内心是多么地为子女着想，她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社会的累赘。她越担心，越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她整天操劳，让我们忧心。她的脾气，又使我们难于接近。我爱母亲，我不想让她难过。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克服自己对她那种态度的“受不了”。
这事过后，家人一致认为大妹已无可救药，打算把她送到教养所去，而且象要扔掉一颗定时炸弹，越快越好。我也失去了信心，也许那里的环境能让她清醒一些。再说我也不希望她留在家里受母亲的打骂，让母亲生气。可是后来一位亲戚表示反对，理由是家里这些“吃政府饭”的人，往后在填写社会关系一栏时，会增加一个“污点”。大妹因此又被这个“污点”留在家里。
母亲怕大妹再逃出去惹事生非，干脆把大妹关在房里，不让她出来，每天送饭给她吃。大妹也心甘情愿象囚犯一样呆在房里，还自己反锁着门，不让别人进去。大概她已感到母亲对她只意味着管制，而没有一丝温暖。
我心里十分矛盾，曾经想用正面鼓励的方法帮助大妹，可一想到母亲的打骂，就没有信心。母亲不理解我的想法。大妹又太固执，一点不听别人的劝告，她的不合作态度，常常让接触到的人徒生愤怒。我想大妹受惯了责难，为了保护早已受伤的自尊心，总是盲目地抗拒，又任意地放弃，在改变之前，她就表现出一种让人为难的姿态。有一次我看到她拿生地瓜干给小弟弟吃，就叫她不要这样做。也许我没有讲清道理，这既不好吃，也不卫生，是一种坏习惯。她却挑战似地表明，偏要这样，还唆使小弟弟用脏话骂我。
我难过极了，感到无可奈何。我也曾想再跟大妹好好谈一谈，她还是不肯配合，以沉默对抗我。我只能枯燥地说教几句，知道这些话她早已听腻，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苦恼万分，不知该怎样帮他。也许我本身也是不良教育培植出来的“次品”，不能给大妹树起一个好的榜样。（待续） 。。
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4）
后来，母亲和舅舅合计把大妹嫁到乡下去，他们担心大妹留在城里会败坏一家人的声誉，想用这种办法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我十分反对，可又想，也许大妹早一天离开这个家，是一种解脱，也就不再坚持。
结婚的时候，没有热闹的场面，没有喜庆的仪式。大妹随身带着几件衣服，就让对方给接走了，简直象扔掉一件破旧的家俱。我难过了好些天，感到自己太无能，同在一个家庭里，同样的骨肉兄弟，怎么能有这样不同的待遇？
大妹嫁出去以后，家里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可是不久，大妹在乡下就呆不住了。三天两头跑回来，母亲却不喜欢她再来家里，老是逼她回夫家去。
终于大妹跟丈夫也闹翻了。听说妹夫脾气不好，两人常为一件小事争吵，大妹一闹就回家来向母亲诉苦，希望娘家能给她撑腰。可是母亲不问个所以，每次都指责大妹的不是，逐她回去。大概在母亲的眼里，凡事都该大妹不对。也许母亲为生活所累，已不想再顾及到大妹，就以这种简单逃避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大妹回去了。她也不再回来了，她明白娘家已没有她的位置。她感到走投无路，只好又开始到处流浪，靠偷别人的食物过日子……
后来妹夫家的人把大妹找回去。此后一段很长时间大妹不到娘家来了。我觉得这也许是个有志气的表现，是好的开端。我也不希望她来，因为不希望看到她遭受母亲的叱骂，这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助长她的愚昧和固执。
大妹从来没有对自己有过较高的要求，没有对未来充满过美好的希望。她应该在独立生活中找到一条理智的光明的路。可是我不能不时时在想念，担心大妹又要做什么傻事。
家里没有人再提到大妹，连她的死活都不去关心过问。母亲好象轻松了许多。我也不便去刺伤母亲的心。大家好象都怕再想起那梦魇般的往事。
几年后大妹突然回来，带来了不少土特产，穿着也象样些，听说那边生活有了改善。家里人对大妹的到来议论纷纷。祖父担心她再惹事生非，一再告诫不能让她到处乱跑，明显地还是不信任她。祖母看到礼品，表示欢迎。母亲希望她回家作客，住几天就赶快走。人们不象欢迎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对待她。不相干的人还好奇地跑来看热闹。唯独我悲喜交集，问了她家庭生活近况，在那边过得舒心吗？当然也不忘提醒她要珍惜得来的好日子。
可大妹还是那种怪脾气，歪着脖子，瞪着双眼，明显地表示不想再听这种劝告的话。我隐隐感到失望，痛苦的生活经历，并没有把她变得理智些。
听说她已有一个孩子，而对她自己的孩子也采用打骂的教育法。我感到可怕极了。大妹把母亲对她那一套不良的教育，又用在她的下一代身上，这怎么得了。
大妹住了两天就回去。临走时大家送她一点礼物，却没有人到车站送行，我心里十分不忍。
大妹这一去，又没有音信。许久后听说她还是没有珍惜得来的生活，没有充分享受天伦之乐，也许她觉得自己就没有得到过。
在一次跟丈夫大吵大闹后，竟丢下儿子跑出去。她也不再回到娘家来，她已多少有了觉悟，知道娘家不能给她温暖，只有打骂和冷遇在等她。
母亲早已不再挂念，也许她认为大妹出嫁后，她的责任就完成了，甚至还在咒骂大妹的过去。
我知道，大妹确实给母亲带来伤痛和耻辱。大妹摔伤住院的时候，母亲曾经是那样疼爱她。如今这不值钱的东西坏了家里的店号，大家倒是希望她远远地躲开，永远不回来，免得让家人背上这不雅的包袱，甚至希望她从此能消声匿迹！
大妹最后一次出走后，竟被人贩子拐骗走了，听说被卖到很远的地方去。
在哪里？不知道。母亲已不想知道。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牵挂，为大妹伤心难过，为大妹苦恼不安。苦难而不幸的大妹，你到底在哪里？
每当夜深人静，我常常拉开抽屉，拿出日记本，在上面找寻大妹的踪迹，留下粒粒泪痕。无论大妹怎样讨人嫌，她毕竟是我的亲妹妹，
我怎能忘却？我的一生中唯一想念、悔恨、牵挂的人就是我的大妹。
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家庭悲剧、闹剧，包括那些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光鲜夺目的名人也不例外。但中国人一贯奉行“家丑不可外扬”。他们不说，写文章的人不说，他们便十分地完美，受到众人的羡慕和赞扬。我因为有这样一位妹妹，一位不幸而苦难的妹妹，产生了想写和非写不可的冲动。我虽是一个普通人，但也不怕献丑，因为我不希望再有象大妹这样的人出现，不希望还有家庭在制造象大妹这样的“次品”、“废品”。。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1）
1960年10月，国民经济产生的危机，造成许多新办的工厂纷纷“下马”，不少单位开始“下放”人员，要把“大跃进”中张大胃口吞进去的，又一一吐出来。这一次的对象主要落在那些所谓“政治上不纯”的人身上。
我当时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且是没有经过街政府的“证明”就进来的。心想，一定会被撵走。教师工作我虽不在乎，这样出来却不光彩，会比当初没有进去更糟，更要受到社会的岐视，精神上也会再度受到沉重打击，这比肉体的痛苦强过好几倍。肉体的痛苦是片刻的，精神折磨却是长久的。我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起又一次伤害。突然，我跳起来，瞪起双眼，咬紧牙根，觉得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作为地任人摆布了。我要抗争，要表白自己的无辜。
我毅然拿起笔来，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两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连同郁结在心头的话，统统写出来，把历年在校学习的优异成绩单，还有屡次高考“落取通知书”一并寄过去。我相信党中央是明智的，能分辨出是非，鉴别好坏。
我在信中强烈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热血青年，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无形的枷锁却把我紧紧束缚，使得一身力气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一再地向他们呼吁：解放我，让我参加到建设者的行列中去，我要工作！工作！工作！
信寄出去后 虽杳无音信，但很可能是这一封信感动了上苍，起了不小的作用。不久后有一天，学区党支书突然通过校长转告我说，他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知道我读书不错，要我安心工作，好好干。可见我给国务院的信已转给地方，否则校长怎么会“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那年我也因此没有被“下放”，而且在1961年8月我“高考”再次“落取”后，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破格把我从“代课教师”转为“试用教师”，薪金也增加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第一次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再硬撑下去。国民经济开始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为了贯彻这“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地“下放”人员。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
我所在学校，一位学校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县级干部的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位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进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着。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像是堕入无底深渊，怎么也到不了底&；#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为了活命，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