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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特别喜欢别人的不幸，因为她们自身并不幸运，只好希望别人一样遭殃，以增强她们自己活下去的信心，满足内心的妒忌，企图将摆脱困境寄托在别人的灾祸上。只有到了别人一败涂地，一辈子翻不了身，才又大发“慈悲”，可怜和同情起来，以说明她们不是坏心肠的人。
这种人彼此间也常争斗，壮者一手撑腰板，一手拿指头朝对方的鼻梁数落着；矮者口角边唾沫四溅，双手如泼水般反复回敬。声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泣。在大庭广众之下互相挖苦、取笑、辱骂、诬陷，把一切羞耻事都搬出来示众。这样的表演往往还没有在众人眼里消失，双方无须谈判言和，一方便又躲到另一方厨房里议论起他人的私事了。
其中一位女人，后来用她的行为给自己下了诠注。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这女人被揭发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正在受审查，这在当时是件人人唾弃的事。我一点不感意外，这种人完全做得出不光彩的事来。可是吓坏了她的婆婆，简直是飞来横祸。先是希望消息不可靠，自欺欺人找根据，证明媳妇“不可能”。其后又怕名声不好，连累家庭，赶快声称儿子要跟她离婚，而且越快越好。过后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到时两人扯到法庭去，看客一大堆，互相揭底，名声会更臭。还有财产如何处理？子女怎么办？儿子还能娶到老婆吗？种种问题要考虑。最后只好采取“苟且偷安”的策略，钱和财产比人格更重要，再看别人也有这种“包”下来的例子，就开始愚弄自己：“这是谣传，不可信，是别人有意陷害她。”婆婆觉得可以安稳睡觉，不再囔着儿子要跟媳妇离婚了。几位善于逢迎的邻居也赶快找出不离婚的好处来。
儿子早已失去理智，只会啼哭流泪，哀怨自己命不好，同样希望这是没有根据的谣传。他到厂里去恳求那女人，象哄孩子一般问道：“你如实告诉我吧！到底有没有这种事情呀！”显然他希望从她嘴里听到“没有”的承诺，好安慰自己过于悲伤的心。
一天夜里，那女人在审查人员陪同下回家来，以拿几件替换的衣服为名，把她的东西尽数搬走。这也是一位视金钱财物重于人格的人，明显是要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将财物占为己有，到时就是离婚也要捞一把。婆婆正睡在梦中，听到动静爬起来，早已吓得浑身哆嗦，又是哀求又是声明：“是你自己做错事，不是我们亏待你。你可怜我上了年纪，不要来害我。”仿佛有错的是婆婆，那女人倒成了善家。“我敢做敢承担。”那女人态度安祥，语气自信，似乎正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婆婆还在苦苦哀求，希望得到她的“恩赐”，到后来竟抽泣地说：“你摸摸自己的胸膛，还有没有良心呀……”
我从睡眠中被吵醒了，躺在床上听隔壁邻居的对话，我为那女人不知耻感到害羞，也为婆婆的奴颜婢膝感到颤悚。（待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人生漂泊——发配“边疆”（5）
目睹了左邻右舍的这一切，我实在不愿意用虚假的感情去同她们打交道。我总是默不作声高昂着头，从她们的夹缝中闯过去，有意借傲视来抬高自己的勇气。有时我会故意穿一件考究的外衣，并非为了打扮或炫耀富有，感到尤如穿一件救生衣，可以漂浮在世俗的浊流之上，沉浮于她们的唾沫之中。要不，我将被她们的庸俗短见说得一文不值；或者和她们一样失去崇高的理想，放弃应做的努力；或者成为一个可怜虫，被她们不时拿来寻开心。
我有时真象一只被囚禁的猛兽，被人戏弄着，*着，除了怒吼几声，毫无办法。我只为母亲担心，她喜欢人家说好话，怕别人议论是非。她越是这样，越叫我放心不下，这是徒然叫自己心里不好过。我固然也感到人们眼里露出轻蔑的光，一颗逞强好胜的心全然失败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些人面前感到琐小。我表情忧郁，却更专心致志，想得更远。
我也明白，这远不是我应该去争斗的对象。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把它忘却，赶紧去走自己的路，因为我的目标是那么长远。可是有的人却不肯善罢甘休，即使她已是胜利者也一样。只要在路上遇见，没等我打招呼，她便狠命往路边吐一口唾沫，以表示对我的憎恶。一般人会相应吐一口回敬，有时双方因此爆发一场口水战。我不肯这样，虽然这一吐，可以令我感到不自在，以为自己是个坏蛋，浑身臭不可闻，值得人们来唾弃。又一想，这一吐于我的前程毫无障碍，倒是她口腔里唾液少了一点，要是整天这样吐下去，说不定会得胃病：或许她口里真不舒服，要不时来排泄一点也说不定。总之，我不想有任何反应，顶多在心里冷笑而已。她洋洋得意，以为将我侮辱一番又得不到报复。我也洋洋得意，没有被她这一“吐”逼出自己的劣根性。
我已知道暴怒是无益的，并将严重损伤自己的神经和健康，干扰我从事的努力。我其实有更深的憎恨，犹如地下的熔岩，不时喷发尚不可怕，还可供人观赏；唯有长年积蓄，一旦喷射，才叫人担心，毁灭性更大。她的胜利是容易的，我的胜利却不容易。
我曾想，假如有一个神经失常的人突然窜到我跟前，嘲笑我是“疯子”，那时我该怎么办？难道给他一巴掌，说他自己才是疯子。我以为这是无用的，应该写出一点感想来。
吵架本身就有两种，一是用拳头和嘴巴，一是用笔和纸。用拳嘴十分痛快，能立即见效，不论输赢总是出了一口气。用笔纸有点象神仙在斗法宝，这里放出一个东西去，那边也亮出一个，于是两个怪物在空中打斗。七斗八斗，输家收起法宝逃遁，赢家收起法宝哈哈大笑。可惜我是笔尖对嘴巴，有点别扭，也不热闹。
其实所有争吵，无论输赢都不会给社会带来益处。争这种闲人的气，本身就很可笑。任何指骂，死后也将同尸体一起腐烂，连子孙都不会去想念还有几分意义。只要不影响我的事业，我无需过分在意，否则便是自己胸无大志。
那时离开了，倒可以省掉这许许多多烦恼，失去的仅仅是兄弟之乐，家里的温馨罢了。看来我还应该庆幸这次调动。（待续）
十、人生漂泊——发配“边疆”（6）
汽车在东园镇停下，新校长已在那里等候，另有一位刚调入的老教师也到了，校长便带领我们出发，还要步行走十几里小路。
路上我提着两包行李感到有点吃力，就用绳子连结起来象一对褡裢，一前一后放在肩上，渐渐又觉得细绳子勒进肌肉里疼得难受，只好不时挪动，时而在左肩，时而换右肩，或用手托着，垫着，抱着，只要肩膀不受绳子的作孽，什么办法都用上，又都不能持久。新校长见我难受的样子，有意替我背一段路。我婉言谢绝，第一次绝不能在他们面前示弱，我相信自己能坚持到底。
路也真够长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过去，还不见校长停下来。直到前面出现一个三面临海的村庄，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象鼻子撂在海面上，这下总该到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果然进了村子，转过几道弯，来到一间古老的祠堂面前。校长才停下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不禁倒抽一口气，亏县文教科想得出，这涯崎小学可真是“天边海角”呀！
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复，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
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如张三每天会在田间讲“薛仁贵征东”，每讲到“请听下回分解”，就得有人送上吃的，才肯接下去；李四的笑话让女社员捂着肚子坐在田埂上，再也不愿起来等等。
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要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个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空洞无物，一点不接触实际。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只得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却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学区党支书又特地交代了一回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待续）
十、人生漂泊——发配“边疆”（7）
开学前两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位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带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位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子更叫人纳闷。
下午我在办公室备课，几位学生竟跑到教室里“打仗”，把刚摆好的课桌垒起来当“阵地”，拿椅子作“机关枪”，“嗵”“嗵”“嗵”打得正欢。我进去制止，他们一下子全跑光。我觉得不好，桌椅应重新摆整齐，忙叫住两位认识的。他们站着不动，以为要挨批，后来知道是整理桌椅，连其他的也跑回来帮忙，不一会就把“战场”又变成课堂。我看他们进行得有条不紊，心理踏实许多。看来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比起来是有点两样。
班里还有两位学生没来注册。傍晚原班主任带我去家访，他跟学生谈话很随便，就象是他们的父兄。倒是我显得拘谨。家长对我也总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客气着。
正式上课了，学生都到齐，一共四十七位。他们对我没有戒心，这很好。但对我的讲课，好象总感到不够瘾。大概他们正对我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我会是他们理想中的一个。
课堂上两位学生乘我在黑板上板书，竟然打起来。这可是我第一次碰到。下课后我严厉地叫他们来说明原由，其中一位非但不来，还扬言“老子就是不去”。我发了一点脾气，但没有用，我还没有在他们当中建立威信，他们并不理解我的话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