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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心理诊疗的人一样，我都会因为发现孩子问题的深层次根源而获得极大的满足。我会把解决方法告诉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我的职业很成功，生活过得也很不错。
从表面上看，到我这里做咨询的家庭都过着体面的生活。父母们都想努力培养成功、快乐和自我调节能力强的孩子。父母们会参加孩子学校的每场足球比赛，他们会大声地为孩子加油助威：“往前冲，绿黄蜂队！”这些父母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加油，而是在为整个球队而欢呼。这些父母会去学校参加家长会，并且会认真倾听。父母们对孩子的教育都很上心。这些父母可以毫不迟疑地背出自己孩子三个最要好朋友的名字，并且能够说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下降了，父母们马上就会给他找一个家庭教师或者教育专家来进行辅导。τ米τ花τ书τ库τ ；www。7mihua。com
十年前，我开始感觉到我似乎遗漏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我之所以会不满意，是因为在我给孩子的测验中注意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习惯了处理孩子各种程度的心理不适症状，包括严重的心绪紊乱和轻微的不高兴。我经常要向孩子的家长传递一些令人痛苦和失望的消息。我或许会说：“即使你的孩子杰里米真的能够熟记电视节目里的许多短歌，看起来聪明伶俐，但他的智商仍低于正常值，仍然需要接受特殊学校的教育。”或者会告诉家长：“马克斯洗手次数过多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过分讲究，每次给他的心理测试都显示出这种行为是一种强迫症的征兆，也就是强迫性精神症。”
我把这些当成坏消息，我也不期待会碰到这样的坏消息。遇到我宣布这种坏消息时，父母们往往会有抵触情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家长的否认是出于对孩子与生俱来的一种强烈的爱与关怀，而且具有很强的防范性。但是大部分的父母都能正视现实，带着同情和所承担的义务来帮助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
幸运的是，我常常也会遇到一些好消息，我会高兴地告诉父母孩子的情况属于正常值的范围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态度、情绪和行为都是正常的。他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一个艰难阶段，而他们的心理状况是健康的。
然而，对这些我眼中的“好消息”，父母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不是感到高兴，而是觉得失望。在他们看来，假如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就没有什么可治疗的了。焦急的父母发出了抱怨：“我的孩子很难受！”我确实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成功父母的孩子真算不上健康活泼。
一些孩子整天都有麻烦。他们从早上就开始抱怨：“我的肚子痛……我不去学校……”放学后，一些孩子会因为什么时候、由谁来做作业跟父母争论不休，或是对父母在物质方面提出没完没了的要求：“每个人都有高跟鞋穿……我们班上的其他孩子都看过了成人电影……别的父母都允许孩子扎耳洞……我所有朋友的零花钱都比我要多。”
几乎丧失信心（2）
晚餐时的争斗也是少不了的，孩子们会对家长准备好的晚餐挑肥拣瘦，或者抱怨说自己没心情吃。睡觉之前，孩子们又会有新的抱怨：“我只要再看一集电视剧就好了……我的耳朵疼……我的胳膊和腿都很疼……不开灯的话我会害怕，所以会睡不着觉。”父母们努力向孩子做各种解释：“你需要去上学，因此……你需要吃晚餐。”“你需要睡觉，因为……”但孩子会像一个小律师一样为自己辩论，以回应家长的每一个解释。
听起来这些似乎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在生活中常见的问题，是存在于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正常摩擦。但父母们在对这些小事进行描述时却说得很严重。孩子们每天的问题接踵而来，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不发生这些情况。理想的局面是：如果孩子们感觉到他们在某种危险中受到了父母的保护，免除了要承担责任的压力，或是因为做有趣的事而感到饶有兴致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放松下来，也会容易合作、愉快而且尊敬别人。但是这样的时候少之又少。在大部分时间里，孩子和父母都是痛苦而有挫败感的。
有一些孩子的状况处于正常界线的边缘。经常有家长让我诊疗那些尿床、便秘、聪明但考分低、和别人相处困难、很难与别人成为朋友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都不属于上面的“坏消息”类型。他们似乎一个也没有精神病理学的病症。然而，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觉得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感觉生活无始无终，经常会感到不快乐。
几乎丧失信心
在学习心理学时，我曾学过一种谈话治疗法。导师教我怎样既提供心理咨询，又不添加自己的观点，可是我却开始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喜欢评价别人了。因为我总感到面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时老不对劲，但又没法在诊断书籍中找到原因。与孩子们谈话，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高薪保姆；和孩子的父母们谈话，我又感觉好像给患了急性阑尾炎的病人牛头不对马嘴地开了泰诺感冒药。
为了寻求监督与指导，我请教了两位令人尊敬的资深临床医生，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些建议。我回来后，便把这些建议投入到我自己的治疗中，看看在潜意识中是否有某种力量让我正确地认识这些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但是，我的努力没有奏效，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描述这些孩子的还是那些惯用语：乖戾、倔强、固执、贪婪、胆怯、昏睡、专横……我开始疑惑他们身上的问题是否超出了我所研究的范畴，他们的性格问题单纯依靠心理学是否是无法治疗的。我所接受过的心理学培训让我感到力不从心了。
现代母亲的悲伤
在我37岁那年，我开始寻找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开展心理诊疗工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教育哲学，并将其有效地运用于实践，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的生活也和诊疗对象一样，同样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我和丈夫迈克尔养育着两个女儿，虽然我们雇了个管家，但仍要处理孩子们甩给我们的大部分日常照料工作。当女儿们长大了些，我发誓要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生活：我要给她们做新鲜的三明治，如果三明治里的生菜叶看起来让她们没胃口的话，我会把它丢掉；我会给她们洗澡，照顾她们的玩伴；还要像坚强女性的代表海蒂·尼尔森那样，每天早上都会向孩子挥手说再见。和很多接受过我诊疗的母亲一样，我也希望成为一个亲力亲为的母亲。我还有其他的宏伟目标：想继续完成我的本职工作，保持健康，看电影，照料我的花园，至少读一份专业刊物，一周读一本书，外加每天看一份报纸，担任女校家长委员会的主席，烤蛋糕，学习萨克斯管课程……u米u花u书u库u ；http：//__
当然，我更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抓住每一个取得成功的机会：除了完成学校的学习、家庭作业和娱乐之外，她们每周还要参加一次音乐班；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遇到了难点，我们会帮她们请家教；小女儿还要练习踢足球。家人的一切安排都会在两个日程表上标注出来，一个是挂在厨房里的大日程表，另一个是我自己包里的小日程本。没有任何时间可供她们自己去挥霍。
我平日里都是早上六点一刻起床，为孩子们准备带到学校去的午餐便当，然后让她们拼车出发，随后与朋友健身或是竞走，然后去工作。到了下午四点，孩子们下课回到家，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到了晚上十点我近乎处于崩溃状态。我本来并不想要这么疲惫，我希望与我的丈夫共度夜晚的美好时光，看电影，莋爱，聊聊每天身边发生的琐碎小事。每个晚上，我都对丈夫发誓下一个晚上留给他的时间会再多一点，但是当那晚到来时，我又变成了一个躯壳，疲惫带走了我的激情。
尽管感觉筋疲力尽，我还是无法酣然入睡。我常会在半夜醒过来，往往一看闹钟，发现指针总是无情地指着1点25分或3点30分。白天我用一整天的时间来想我所关注的事情已经根本不够用，现在它们又挤占了我的睡眠时间。偶尔，我还会很高兴自己可以有这样的时间进行安静的沉思，但在更多的时候，我的思索就像一个舞蹈动作设计师一样，会为第二天即将发生的事设计出上百种情景：
大女儿苏珊娜的手工课老师给家里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明天带上一个卷纸”。我想，老师肯定不是想要卷纸，我猜意思是只要纸芯。我是不是应该把厨房里所有的纸都拿掉，而把纸芯留出来给苏珊娜呢？或者干脆让她不带纸芯直接去学校，但她有可能会被手工课老师给赶出课堂……
我35岁时有了苏珊娜，39岁时又生了艾玛，如果艾玛21岁，我将是60岁。如果我再年轻点，我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她们呢？当我的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我该是多大年纪了呢？或许已经70岁了吧？那时我还会活着吗？我的朋友中似乎没有一个能看到她们外孙女结婚的，那我们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改变命运的一次邀请（1）
那时候，我不敢相信，最终竟是犹太教的教义帮助我解除了这种疑惑和忧虑。这种想法不是在一夜间产生的，而是经过了数月和数年的时间，我发现了生活中一些重要的关键点和价值观，使我不但减轻了忧虑，而且还激发了我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
事情发生在我向两位资深的临床医师咨询后不久。我发现再多的思虑和忙碌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帮助，所以决定暂时放弃寻找虚无缥缈的新方向。于是，我削减了工作时间，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苏珊娜身上，她当时才刚刚两岁，很渴望去探索这个世界。没有想到的是，这时我收到了一位梅勒妮的邀请，让我们去参加靠近贝尔埃尔的特拉诺斯地区庆祝犹太教新年的活动。我想活动一定会很棒。苏珊娜和我都很喜欢文化和人类学，上周我还和她参加了在公园里举办的一场国际假面舞会，我们过得很开心。现在我们有机会了解洛杉矶西部的犹太教徒们是怎样庆祝他们古老而神圣的节日了，机会可不能错过。n米n花n书n库n ；www。7mihua。com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外出旅行竟然改变了我的生活。
抚养我长大的父母都信犹太教，但他们对犹太教的传统却知之甚少。这些疏远使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异教徒。在我八岁那年，我才刚知道了小圆蛤、小帘蛤、曼哈顿蛤和新英格兰蛤之间的区别，我对不带鱼鳞的鱼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了解《摩西五经》的程度。那是我特有的一段童年经历。
我家的犹太人庆典总共就持续五个小时：我们会点燃所有在光明节上表示祝福的蜡烛（一共八根蜡烛，每个晚上点燃一根，每根需在五分钟之内点燃），再加上在弗洛丽姑妈家里举办的四个小时的逾越节家宴。每年，我父亲都会去参加邻近犹太人的圣洁日仪式，但我们家不会举办这样的活动。
我几乎对犹太教一点都不了解，自己也并不喜欢拉比，他们说话华而不实而且故弄玄虚。我猜想他们是不是认为所有的聚会者都反应迟钝，他们把我们描述成为受害者，并且提醒我们当“反犹太主义的恶棍露出凶相时，一定要提防不测”。在我十一岁时，对于我想知道的一些事他们绝口不提，例如他们从不谈论上帝和人死后的去向，以及为什么坏人做了坏事还可以逃脱。
但在洛杉矶李奥·贝克教堂的那个下午，却改变了我童年时期对犹太教的这种偏见。我遇到了一个留着一头短发、不施脂粉、会用正常的语气与人交谈、态度非常友好的女拉比，她就是苏·爱威尔。她没有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而是和其他聚会者坐在一起，还和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弹吉他。这本是一个让人感到愉悦的场面，但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使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容易感动流泪的人。我不知道那种感觉到底叫做什么，但这种感觉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犹太人的赎罪日那天，为了让神父给我的小女儿做祷告，我带着苏姗娜回到了这个教堂。这时，因为没有带尿布，苏姗娜突然尿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