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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戚本。即1911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八十回本的底本。此本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此本中庚辰本所缺的六十四、六十七回已有了，第二十二回已补全。由于戚蓼生为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进士，故此本又称己丑本。又有大字本和小字本的分别。宣统末年（1911年）初印时为石印大字本，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字。前四十回有狄葆贤的眉批，指出此本与通行本文字的不同之处；1920年及其1927年有正书局又出版了小字本，每半叶十五行，每行三十字，后四十回也加上了眉批。
从种种迹象来看，戚本是脂本系统中较晚的一个本子。如第十七、十八回在较早的脂本中都没有分开，戚本已分为两回，并且分得比己酉本、梦觉本较为匀称；第二十二、六十四、六十七回残缺的部分都已补齐；没有眉批和行侧批，而句下双行夹批及回前回后批都有，这很像是经整理过的；脂本中原有的少数“秽语”，在戚本中已作了“处理”；只称“石头记”，而不冠以“脂砚斋重评”字样；所有的脂批原有的“脂砚”的署名，都删掉了。在诸“脂本”中，此本为后人发现并付印最早的一部本，也是各本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本子。1920年，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写《红楼梦》一章时所引用的文字都是根据此本。
从版本史的角度看，戚本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程伟元、高鄂续《红楼梦》后，百二十回本独霸，八十回湮埋。是戚本的出现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另一种版本的《红楼梦》。，
（２）列宁格勒藏本。该本共八十回，祖本年份不详。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被一个随俄宗教使团来华的大学生带回俄国。此抄本有批语三百余条，有一些批语与其他脂本相同。其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不缺，而第七十九、八十两回未分开。现收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他所。1986年，经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共同编定，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在《红楼梦》的早期抄本中。列宁格勒藏本（简称列藏本）是流传到国外的抄本中最有价值、最为完整的本子。列藏本在较长时间内湮没不彰，直至六、七十年代方被发现，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与兴趣。海内外关于列藏本的研究文章也很多。而且这部著名的抄本已于前不久（1987年）由中俄两国共同整理出版了。
列藏本的第一个悬案是他的祖本年份不明，即不能确知其抄誊的时间。但是这个抄本是抄写在“清高宗御制诗”原有各叶间的衬纸上的。清高宗即乾隆皇帝，其《御制诗》共刻六集，前四集有提要。在《四库总目》卷一七三。《御制诗》每面九行，每行十七字，而两面间皆夹有空白衬纸，于是这位誊抄者就利用这空白衬纸为稿纸；而反用《御制诗》作为衬纸，将该诗的第四集和五集折开，抄写了《红楼梦》。这个事实本身就非常有趣；是谁这样大胆，公然用皇帝的《御制诗》的衬纸来抄写一部当时被统治者视作禁书的“离经叛道之作呢？
但是由这一线索，我们却可以大致推断出列藏本抄写的年代：因为乾隆《御制诗》第四集刻于四十八年癸卯（1783），第五集刻于六十年乙卯（1795），既然列藏本《红楼梦》是抄在第四、五两集的衬纸上，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它至少是抄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之后了。当然，具体是1795年之后的哪一年，仍然不得而知。
列藏本现存七十八回。1一4回、7一80回、其 中79回、80回两回未分开。 那么这个珍贵的抄本是如何到了俄国，又是由谁带到俄国去的呢？ '
据中外红学家们研究考证，它原来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由一位名叫库尔梁德采夫的俄国人在中国买到后携带回俄国去的。大约从1751起，俄国便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传教士团，其成员每十年一换， 从1751年至1949年，共轮换了20班次。库尔德梁采夫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位大学生，他是随第十一班传教士团于1830年到达北京的。据现有资料证明，在每一班传教士团到中国时，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和大学生同行。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他们亲自去学习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地理物产……等等， 以便更好地培养一批深谙中国各方面知识的人才。库尔德梁采夫在中国生活仅两年，据记载，他于1832年因病离开中国，这部 《红楼梦》的抄本大概就是他回国时带走的。
至于库尔德梁采夫画国后将此抄本藏于何处？进行过什么样的研究工作？统统都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这十珍贵的抄本直至1963年才由一位著名的俄国汉学家李福清（） 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手稿部内发现的、因此，列藏本俄国行的悬案应当说基本上已得到解决了。
（３）梦觉主人序本（又称甲辰本）。此本序的末尾署“甲辰岁菊月中浣梦觉主人识”，故名。此甲辰年当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八十回。此本1953年发现于山西。八十回书分装八函，每函五册，每册两回，每叶十八行，每行十二字。卷首有序，序中指出“红楼梦”三个字的意义：“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提到书的作者：“说梦者谁，或言彼，或言此。既云梦者，宜乎虚无缥缈中出是书也。”序终还说：“书之传述未终，馀帙杳不可得。既云梦者，留其有馀不尽，犹人之梦*，兀坐追思，置怀抱于永永也。”此本对脂批作了大量删除，但保留的评注使我们知道它是一部脂评本。
此本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首题“红楼梦”。甲戌、庚辰、己卯诸本都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本、蒙古王府本单署“石头记”，不见“脂砚斋”字样；而该本目录之前，每回前后，每叶中缝，都标明“红楼梦”三字，这是此本与各脂本最显著的区别之一；二是它的底本比较接近“甲戌本”，但对正文作了较大的删改，后来的程高本系统主要是沿用了这种改动。三是这个本子原来底本上的“脂批”被大量删去，剩下的脂批只有230多条，主要分布在前四十回，后四十回中只有一条，这个戚本相同。这个本子是“脂本”与程高本中间过渡的一个本子，上承脂本原状，保留了许多脂本原来的文字，下开程本先河，出现了大量异文。此本现将于北京图书馆。
（４）蒙古王府本。此本原为清朝蒙古王府所藏，故名。1961年春，由北京图书馆收得。此本原是八十回本，内缺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后据程甲本钞配拼齐为一百二十回本。它的题名不似梦觉本用《红楼梦》，也不似甲戌、庚辰本那样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是用《石头记》，与戚本一致。它的前八十回正文与批语与“戚本”都大体相同。此外，它独有六百多条行侧墨批，为他本所无，所以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５）南图本。存八十回，与戚本、蒙古王府本绝大部分相同，三者之间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为同一系统。戚本在有正书局印刷的时候有改动的地方，与南图本对照，可以知道戚本作了怎样的改动。
（６）靖藏本。此本原为扬州一位姓靖的人所收藏，存七十八回（前八十回缺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回，第三十回缺三页），1958年该本在南京出现，后迷失。南京一位叫毛国瑶的先生细读过此本，并对照戚本录出了一百五十条戚本所无的批语。现在已知，这些所谓“靖批”，出于伪造。 靖应鹍藏本是《红楼梦》的一个早期抄本，属于脂批本系统。因为其收藏者名叫靖应鹍。故此称之曰“靖本”或“靖藏本”。靖应鹍是满族旗人，原籍辽阳 。他的家族祖先约于清乾嘉时期从北京迁到扬州。清末又从扬州迁居南京浦口 。靖本《红楼梦》系他家祖传之物，但究竟是他家哪一代祖先从何处得到的，现已无从查考，成为悬案。
这个抄本在靖家默默地埋藏了至少百年，直到1959年才被人发现，引起了社会广泛的重视。发现者名 叫毛国瑶，是靖应鹍的朋友，毛国瑶于1956年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二年就被错划“右派” 并于1959年遣送回浦口老家。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寂寞苦闷，一天他去靖家作客并借书阅读。于无意中在书堆里发现了这部十厚册的抄本《红楼梦》。自1954年全国性的《红楼梦》讨论以来，这部书的价值己为人所共知。毛国瑶又在大学中文系念了一年书，自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初一翻阅，发现书中夹有大量批语，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便将此书借回家中。毛国瑶手中有一部有正书局石印本的《红楼梦》（即：“有正本”， 亦称“戚序本”），他将这两种书里的批语逐一对照校阅，发现其中的批语远比“有正本”多，便随手将这些“有正本”上没有的批语逐一抄誊在纸上，后来又转录到一本横线练习簿上，这些批语多达150多条， 就是目前国内外红学界广泛流传的“靖本”脂批的依据。当时毛国瑶抄录这些批语纯属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与寂寞，并没有什么别的意图，他本人也不太了解这些批语的价值。过了几个月，他就将书还给了靖应鹍。也将此事置诸脑后了。
一一九*年，毛国瑶我然发现一本《文学评论》上刊有一篇俞平伯先生的文章，其中的某一论点与那抄本中的某一条批语颇有关合之处，便将“靖本”及批语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 俞先生一见此信。高兴异常，立即复信毛国瑶，告诉他这些批语“很有价值”， 希望他能提供原书， 一睹为快，以便做进一步的研究。毛国瑶当即赶到靖家，告诉了他们这一情况，希望找到原书，但此书却不翼而飞了。那么书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一九六二年自然灾害期间靖应鹍的妻子将家中的杂物书籍卖掉了不少（其中还包括一只明代的宣德炉）。但是这部书是否也夹入其中，她又完全记不得了。那么此书是否被人借走了呢？靖家的人也说不清楚。
但是，红学家们并不因此书的遗失而失去兴趣，他们纷纷写信给靖应鹍父子，一再说明此书的价值，希望他们能够找回原书。因为靖本“与众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它“保存了很多不见于其他诸本的朱墨批语”，二其正文它也有其他诸本所不具的独特异文。这样，就可使我们对曹雪芹原书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能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了解。如批语中提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时，曾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少去四、五页也……”这样，我们就可推知原稿中曾“写及贾珍与秦氏的丑事”，又如批语中提到妙玉后来曾流落到瓜洲渡口，并被迫“屈从”于“枯骨”，其遭遇十分悲惨。还有如批语中有芸哥 （贾芸）仗义探庵的事，从中可以推知宝玉后来曾被关押在狱神庙中，贾芸通过某种途径去探望过他……这些批语无疑十分清楚地透露出曹雪芹原稿的某些重要的艺术构思：确实是研究红学的宝贵资料。
然而尽管红学家们大声呼吁，著文议论，写信催索，“靖本”还是踪迹全无。有的红学家沉不住气了，周汝昌先生就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了《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将此抄本的情况向，外界作了披露一时之间，海外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都认为这是二百年来《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重大发现，并热切希望能够其正找到它的下落。谁知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到一年，*便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靖应鹍和毛国瑶因为向周汝昌提供了“靖本”的资料而受到株连，被连续批斗，靖家的书籍也被一抄而光。
一九六九年，靖应鹍全家被下放到江苏涟水农村，生活上的窘困，精神上的折磨可想而知。但是这个“靖本”《红楼梦》给他家带来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在一九七四年前后，又出现过一次全国性的“评红”运动，那时候是“戏看八样板，书读一‘红楼’”，“百学俱废，红学独兴”。北京那个所谓的“半个红学家”借“评法批儒”之机，突然大谈起《红楼梦》来。这样，厄运又落到了靖家，从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从北京、南京多次来人到涟水。向靖应鹍追逼“靖本”下落，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是，“靖本”确实没有了；靖家的人为了找出这本使他们倒霉的书，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屋顶和地板都翻了个个儿，但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对任何熟人他们都分别加以询问，而且为了不致引起对方的注意，这问法也很特别，即见面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