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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来研究是值得称道的，无论他们的看法如何，无论他们研究的结果如何，但这种“批评”无疑为《红楼梦》的传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节 两个大人物的战斗
第三节 两个大人物的战斗
五四运动前后至建国前的红学。五四运动前后，一方面由于思想管制的松懈，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思想、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起，可以说是大家辈出，足以与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的繁荣相媲美。红学的这一个高潮与这个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清朝完蛋了，所以蔡元培可以说《红楼梦》是反清的；胡博士搭上庚子赔款这班车，去了美国，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所以有他的《红楼梦考证》。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红学家刘梦溪先生在其2005年6月出版的学术专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为开端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陈寅恪、沈从文、郭沫若、王力、巴金、茅盾、冰心、张爱玲和林语堂等；此外，百年红学又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的红学家们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以哪家为背景和原型、后四十回的真伪这三个问题来展开的。蔡元培、胡适是其中的主要人物。蔡元培是当时北大的校长，胡适是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新文化动的旗手，所以这场论争可以说是两个大人物间的战斗。1915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认为这部小说是满清政治小说，“红”，朱也，整部小说是叹大明帝国之亡，讽满清帝国之罪，同时根据“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三个方法对《红楼梦》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原型作出推测。不久，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该文开宗明义，矛头直指蔡元培，他说：
“《红楼梦》的考证 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的《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 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需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写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胡适的结论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曹雪芹，也是写曹家事，《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程伟元、高鄂添加上去的。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蔡元培在他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里，对胡适对他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这场两个大人物的“战斗”，虽然裁判，但最后应该胡适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除蔡、胡二个外，上述这些学者中，有的分属于这两个阵营，但也有不少人是从艺术和人物分析的角度进行红学研究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早年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著有《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他从人生哲学、美学的角度对《红楼梦》进行解析。他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九。欲之不可得，苦痛随之。生活之性质，不外乎苦痛。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解脱之道，在于绝生活之欲。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铸解脱之鼎。美术（艺术）的作用，就在于描写人生的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使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远离生活之欲之争斗，得暂时的平和。《红楼梦》中写宝玉的痛苦，已伏下了解脱的种子。”他认为，《 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是一个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像宝玉那样撒手尘世，绝父子、弃人伦、托身空门，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一方面，人生要免除苦痛，必须放下一切，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解脱，那么宇宙、社会还有什么呢？王国维认为，如果从通常的道德观来看，解脱无疑是不可取的。他还对考证、索隐派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真的是象考证派认为的那样，像《红楼梦》这样一本书，非作者亲见亲闻而不可能著，非局中人不能道。这样推论下去，《水浒传》的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的作者必为兵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的年月，是唯一应当考证的题目。至于贾宝玉是谁，则不必追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节 两个小青年对权威的挑战
第四节 两个小青年对权威的挑战
。对建国后的红学来说，首先要提的是1954年。这一年，当时还是二十多岁小青年的李希凡和蓝翎在当时山东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批评对象直指俞平伯在“新建设”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发表的“红楼梦简论”，他们认为，不能用考证的办法来研究小说，“只有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角度上来探讨古典作家的倾向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的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际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地说，这篇文章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李、蓝首先把文章投到当时权威刊物的〈文艺报〉，没有被采用。后来辗转找关系拿到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才发表在〈文史哲〉上。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交涉要求转载，也被拒绝。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于1954年月10月16 日；他亲笔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李、蓝两位“小人物”大加赞扬，对〈文艺报〉〈人民日报〉对“小人物”的冷漠、对“大人物”的保护严加斥责。信中写道：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毛泽东的重视引起了又一轮红学热，并以绝对的权威主导着红楼梦研究的倾向，就是内容而言，就是红楼梦中的阶级斗争和其反映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的规律，就是方法而言，就是*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可以说，这是建国至1976年之前红学的主要内容。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要亲笔写下这封信，一是因为李、蓝二位小青年向权威挑战，非常符合他的“造反”精神，二是因为*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他真的对红学这样感兴趣和重视。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为牛鬼蛇神了。
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周汝昌先生洋洋巨著〈红楼梦新证〉在香港出版，1998年国内华艺出版社再版。关于这部书的价值，周汝昌在华艺版的〈总序〉中说：
“当时的认识，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只看引用书目达700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叹了… 此书的首创性和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 紧密结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识：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1976年以后，《红楼梦》研究步入新的历程，一是1976年《红楼梦学刊》创刊， 1980年《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为红学的研究开辟了两个最重要的阵地；1989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成立，使红楼梦研究有了正式的机构，不再是散兵游勇；二是红学家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红楼梦》，并出版了大量专著，如冯其庸的《论庚辰本》、吴恩裕的《曹雪芹佚著浅探》、郭豫适的《红楼梦小史稿》、刘梦溪的《红学三十年》等。
随着改革开放； 红学在国内外都日成显学；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
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文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
许多非专业人士加盟红学是此时期红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甚至有人提出了“草根红学”的概念。由于是非专业人士，他们受传统的观念束缚较少，敢于提出所谓的新思想、新创见。如前文所说有人提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长生殿》的作者洪升，辽源一宣称自己破解了红楼之谜等等。特别2007年刘心武、周汝昌等人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红学借助媒体的威力迅速向全社会普及，掀起又一股红学热。
综上所述，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