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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沉湖（2）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的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起于个人恩怨，或后来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之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80】
此挽词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文学者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81】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并深为此而庆幸的吧。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2】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震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只是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在残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别纷乱的世界时，赤县神州再也没有人为其撰写悼念文章了，只有远在美国的赵元任闻讯，写了一篇小文，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愤感伤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83】的梁启超。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
王国维沉湖（3）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事后，梁的友人、著名医学家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据伍氏的诊断，“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医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84】。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操刀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医疗事故，身为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之语透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着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的性质”。【85】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86】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928年5月底，梁任公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辞职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曾留学欧美的“海龟”罗家伦为校长，清华学校由此进入了大学时代。
9月底，梁启超无意中得《信州府志》等书，不胜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砰砰地叩击梁府大门上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喑”的天丧斯文的哀叹。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清华园中三位著名“海龟”的命运，就此与南国的傅斯年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第三章注释：（1）
【1、46】《吴宓日记》，第三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2】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转引自《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房向东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
【4】《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来信》，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5】《致许寿裳》（1919年1月16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6、43】《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见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条。
【7】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8、2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载《我与〈古史辨〉》，顾颉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9】《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0】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册，《胡适演讲集（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11】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我与〈古史辨〉》，顾颉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26、28】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3】1922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整理古籍，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中传说整理出来，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古籍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而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的时代，其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排列系统恰恰相反——这便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重大和深远的顾颉刚学术精髓——所谓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顾氏理论一出，胡适大为激赏，并誉为“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越用越见功效的”云云。（见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等编著，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当然，学术界亦有与顾颉刚持不同观点者，并纷纷撰文与顾氏争辩。从1926年开始，顾颉刚把古史论战中双方所有文章以及后来继续讨论的文章、信件汇集在一起，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写了一篇十几万字的长序，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胡适在介绍此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切猛烈的真实’的精神。”又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见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载《古史辨》，第二册，顾颉刚等编著，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
第三章注释：（2）
《古史辨》一册一经问世，立即风靡学界，一年之内重印近20版次。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册。一个以顾颉刚为核心的“古史辨派”覆盖了中国史学界，极大地震荡了人们的思想与史学观，如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资深教授钱玄同，不但对顾氏理论击节叫好，称赞“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真是精当绝伦”，而且索性将自己的钱姓废掉，改为“疑古玄同”，以示对顾颉刚的呼应和自己疑古到底的决心。钱氏之神经病式的妄举，曾一度受到鲁迅的嘲讽。
据沈尹默说，1929年5月，鲁迅由上海北上省亲，钱玄同偶然去孔德学校，正好碰见鲁迅在室中端坐。此时二人已从往昔的亲密同学加战友变成相互厌恶的对象。玄同既已跨进室内，不好立即退出，一边尴尬地和鲁迅打着招呼，一边寻找转移话题，恰好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印有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便回头对鲁迅道：“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闻听，板着脸无好气地答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此言一出，在场者都明白这是讽刺钱玄同主张废姓，改为“疑古玄同”，同时又与胡适派或者“古史辨派”搅在一起，为鲁迅所忌之故。钱玄同闻之，神色陡变，一言不发，摇着头做不屑一顾状，溜之乎也。（见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载《文艺月刊》1956年10月号。）另据马幼渔说，就是这次北上省亲，鲁迅到马幼渔家看望旧友，又与不睦的胡适相遇。胡从外面一进门，看到客厅中的鲁迅，略作惊讶，打趣道：“你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瞟了胡适一眼，立即回敬道：“你不要害怕，我还要卷土重去，决不抢你的饭碗！”胡适颇为尴尬，搭讪道：“看你还是那个脾气。”鲁迅仍板着脸冷冷地答：“这叫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二人再无话，胡适打着哈哈转身悻悻而去。（见王廷林《鲁迅不抢胡适“饭碗”》，载《纵横》2004年9期。）
胡适到了台湾以后，1958年5月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他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认为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