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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大将”，并认为鲁迅、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在铺垫一番之后，接着骂了鲁迅：“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什么叫做“变质”呢？就是和共产党搞在一起，参加了“左联”。胡适认为，鲁迅加入了“左联”，也是不自由的。“那时共产党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共产党又不放心，因为共产党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即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见《胡适作品集》，第二十四册，《胡适演讲集（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14】《华盖集续编？不是信》，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5】罗久芳《傅斯年留学时期的九封信──纪念先父罗家伦与傅斯年先生的友谊》，载台北《当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
【16】《致章廷谦》（1927年5月15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注释：（3）
【17、29、30、31、32、37、38、39】《顾颉刚致胡适》，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21】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1年出版。
【19】《傅斯年致蔡元培》（1928年1月28日），转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杜正胜、王泛森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20】1928年11月14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信中说：“此研究所本是无中生有，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
【22】蔡元培《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29年3月15日），收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总报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23、28】《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5、34】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上册，杜正胜、王泛森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27】《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见1928年4月篇末之《记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是日晚上，顾颉刚偕容肇祖到傅斯年住处，讨论研究所事，顾、傅二人意见相左，爆发口角。1973年7月，顾始补记当时双方冲突之原委。
【33】《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二册，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3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我与〈古史辨〉》，顾颉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事在1929年3月14日，顾颉刚脱离了中山大学，到宁、沪数日，当时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顾在沪时顺道访胡。（见《顾颉刚年谱》，顾潮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6、41、42】《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40】《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编者据函中内容推断为民国十八年（1929）不确，应为1928年。信中涉李济、杨振声等人。李于1929年春已赴安阳发掘，杨于1929年夏，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到青岛参加筹备会议并筹建青岛大学，不在清华。
【44、73】《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5】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四期；第八卷，第一期（1965年10月、1966年1月）。
【47、66、72】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
【48】《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出版。
【49】此前，伯希和前来中国西部考察，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愤怒。但作为汉学家的他在中国期间，仍受学术界人士尊敬，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注释：（4）
【50】《陈封怀*》（未刊稿），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此*由陈封怀口述，陈小从笔录于1980年春初。
【51】陈寅恪《与妹书》（节录），转引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俞曲园，即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字荫甫，因在苏州造了个园宅叫曲园，故号曲园。俞樾的曾孙即红学家俞平伯。
【52】智效民《陈寅恪是否获得过博士学位？》，载《往事知多少》，智效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53】《问学谏往录》，萧公权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1月出版。
【54】《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5】王世民《傅斯年与夏鼐》，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56】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又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条载：“十一月，研究院发生风潮。起因为：外交部聘梁任公先生为庚款董事会董事。按章程规定，校长由董事中互选。曹云祥恐梁先生将代之为校长，暗中运动教职员反对，教育系教授朱君毅独甘为奔走，嗾研究生王省上书云‘研究院教员旷职（时任公先生因病返津），请求易人。’曹将信油印寄与任公，欲迫令去职。全院同学闻之大愤，质问王省，尽吐实情。于是同学们一方面赴津，请求梁先生勿辞，一方面请求外交部，撤换曹云祥及朱某。结果王省被开除，朱君毅辞职，曹旋亦去任。”
另据毕业于东南大学外文系、受吴宓举荐前往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助手的浦江清于1928年1月14日记载：“旧校长曹云祥氏向外交部提出辞职，外交部已派严鹤龄氏暂代清华学校校长职。严氏于今日到校。清华学校系根据美国庚子赔款而设立。故向隶外交部。主其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派与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陈寅恪先生尝云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见《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由浦的日记可见，早期的清华学校屡换校长，主要是教育系统的学者与外交系统官僚斗争的结果，至于浦氏随后在日记中说“今曹氏为研究院教授学生所攻击，又因帐目糊涂”之“帐目”问题，到是次要的。
【57】胡守为《学识、品格、生活情趣——陈寅恪先生往事杂忆》，载《历史大观园》，1988年第5期。
【58】王永兴《陈寅恪》，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8期。
第三章注释：（5）
【59】陈封雄《史学界缅怀一代宗师陈寅恪——参加纪念先叔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感想》，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21日。
【60、61】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5期。
【62】陈封雄《史学界缅怀一代宗师陈寅恪——参加纪念先叔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感想》，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21日。笔记门类数目，陈封雄误记为二十二，今据季羡林原文改之。（见《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6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64】黄延复《文史大师──陈寅恪》，载《人物》，1983年4期。
【65】陈封怀《“怪”教授》，载《人物》，1983年4期。
【67、69、70】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0年3月31日。
【68】《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71、78、80、83】《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74】吴宓《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自尽之详情》，载《顺天时报》，1927年6月6日。转引自《吴宓日记》，第三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另参见《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75】《王观堂先生挽联》，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76】《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77】《挽王静安先生》，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79】关于王国维为何自沉昆明湖之说法，最具特色者应是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了之说。此说由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中不可道”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矛盾，似不符合商氏本意。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记载：“晨，商锡永（南按：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页。）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认为王乃殉清而死，而清逊帝溥仪却认为是被罗振玉逼迫而死。在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溥仪在一个注释中说道：“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南按：清室内务府大臣）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溥仪此说，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传播，影响颇大，遂成为王氏之死诸说中的主流观点并为时人广泛采信。
【81】《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随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82】《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84】《给孩子们书》（1926年9月14日），载《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85】《与顺儿书》（1926年6月5日），载《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86】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载北京《晨报副刊》，1926年6月2日。该文原是一份英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