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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与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内胡同的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双双加入到这一倒孔反封的阵营中来，参与《新青年》编务，并成为这一阵营中冲锋陷阵的骁将。1918年5月，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铁屋子的呐喊”。此后三年间，鲁迅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五十余篇，与胡适等人结成了同一战线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乱棍飞击，发出了“救救孩子”等呼声。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承载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发出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4】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北大到柏林（2）
陈、胡、鲁等一干人马如此激烈的主张和做法，惹恼了当世的“圣贤”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学“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回击。这些当世名儒谓陈独秀、胡适之辈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乱语，歪理邪说。于是，北大校园内，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势如水火的激烈争斗。号称一代经学大师、“傲慢无比”（陶希圣语）、盛气凌人的黄侃老夫子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对年轻的胡适公开戏谑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15】胡氏冷不丁经此一击，颇为尴尬，一时竟无言相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16】为了证明文言文较白话文优秀，黄侃在课堂上公然讲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17】如此接二连三地重拳出击，搞得胡适灰头土脸，颇栽脸面，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将设法给予对方更猛烈的反击。于是，北大国学派与另类文化派越来越呈不把对方彻底打趴弄翻在地，决不收兵之态势。【18】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或明或暗的运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自此，以傅斯年为首的革命小将，公开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达到把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经学大师彻底骂倒，使之一个个倒在地下口吐白沫，眼珠乱翻，或干脆翘了辫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国故派们眼见对方势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南按：后来为张学良机要秘书）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做《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辈又纠集一百余众，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眼花缭乱的派别。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北大到柏林（3）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在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的同时，做出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举措。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被后世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主考方不但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反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压倒性优势，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的好事而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19】，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一不开心，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南按：傅的家乡聊城产生过《水浒》中的武大、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等著名小说人物），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将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消除隐患，斩断祸根，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如此这般，即便傅氏头上长脚，身上长刺，也不过“土鳖”一只，再怎么闹腾，亦只能在他家乡黄河岸边那块黄土上翻跟头，难以蹦跶出山东父母官与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会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兴风作浪，扬风扎猛惹是生非了。 。。
从北大到柏林（4）
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数，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员皆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怪诞的说辞，声言要诉诸法律。就在决定是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力主傅斯年放洋，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20】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来，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也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四面楚歌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垂头丧气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长嘘一口气后，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于同年12月26日，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将踏出国门之时，上海著名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表示将陆续捐出10万元巨款给北大，要求校方选送五位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略多。当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开出的费用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选出了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学子得此惠顾，被坊间戏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时为社会广泛瞩目。当时北大还有一位与“五大臣”势均力敌的学生孟寿椿，本在预选之内，因名额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怜惜同学手足之谊，颇感过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愿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孟寿椿得以好梦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实际上已是“六大臣”，只是“五大臣”的名声已经叫响，没有人再去计较是五还是六了。
且说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21】
正是为陈、俞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弃英赴德走进了柏林大学校园。随着傅氏的到来，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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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初会（1）
傅斯年与陈寅恪初次谋面，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由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结识的。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4年。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仍属于无名之辈。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他由英国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正是这次会晤结下的因果。
陈、傅结交，除了傅对陈学问的敬佩，不能排除的另外一点是，由于陈登恪与傅氏友善，平日里双方对各自的家世门第已有所了解，并有气味相投之感。而这一点，对特别注重“门第”与“出身”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而言，又为柏林相见和二人的友好交往无形地拉近了距离。门第的高低，出身之贵贱，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也是一根维系陈、傅二人几十年关系的重要纽带。
傅斯年乃大清名门之后，陈寅恪亦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