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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尧：现在的北大呢？
何三坡：今天的北大别说思想自由，新文化了。作为一个做学问的地方，真做学问的找不出几个人，没人去研究我们丰富灿烂的文学，去传承我们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甚至连季羡林这样的大学问家，都在为孔教摇旗呐喊，大开历史倒车。这还是一所大学么？这不可耻么？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吴怀尧：北大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圣地，它果真如此不堪吗？
何三坡：大学者，大师之谓也，从五四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北大出过一个大师吗？没有哦，不都在误人子弟？这些年里我所看到的是一帮教授居然去捧金庸的臭脚丫子，有什么出息？我们知道蔡元培当初播下的是龙种啦，生出来的怎么就是跳蚤呢？我还真是纳闷了。所以我说，北大的教授先生们应该给这个民族谢罪啦。
吴怀尧：你的观点真是让我耳目一新，我想知道您对评论家的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何三坡：就像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一样，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任何人都是评论家，前提是他言之有物，敢言人所不能言，言得让人无话可说。我是个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喜欢给我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年轻时戴过诗人的帽子，今天给我戴一顶评论家的帽子，明天或许会给我戴一顶作家的帽子，后天我可能摇身一变戴上了一顶研究《金瓶梅》大学问家的帽子呢。这都说不定，谁知道呢。它们就是顶帽子而已。我不觉得是紧箍咒。还没觉得头疼。
◇欢◇迎访◇问◇。◇
第13节：中国知识分子在做神龟
中国知识分子在做神龟
吴怀尧：作为文化批评家，我想问问你对国内文学奖的看法，比如鲁迅文学奖。
何三坡：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叫缪斯的天使，做了鲁迅的情人，结果，被一个叫作协的警察逮住了，关进一间铁屋子。屋门上悬着鲁迅的招牌，找一帮老鸨看管着，指定几十位嫖客，一哄而上，共同抚摸。
屋子里没有一丝光线，暗得吓人，永远用一块黑布条子挂着。没有人顾惜那张备受摧残的面容。路过的人偶尔听到天使的呻吟，上门打听究竟，老鸨们就说：我们不接受采访，我们不公布我们的姓名，我们不谈那个姑娘的情况。
有几个省下的作协，都想来摸，并定起规矩：但凡摸了大腿的，就能得到几十万的奖赏。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情欲。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为了争摸大腿而抱着银子夜访老鸨者络绎不绝。老鸨们很受用，很小康。很舒服。
吴怀尧：你这是在变着法儿揭鲁迅文学奖的黑幕吧？
何三坡：这个哦，可能得从我们这里的话语环境说起，多年来，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学习隐忍的功夫，都以为可以做个千年神龟什么的，看到一些个王八张牙舞爪坑蒙拐骗，他们习惯的选择是隐忍和沉默，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地方一两个知识分子想做神龟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可能很有趣，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神龟就很无聊。这就是我不想沉默的理由，比起满世界的神龟来，我宁愿做一只乌鸦或喜鹊。
吴怀尧：你这样说难道不担心对你有什么不利吗？
坡：不担心，我不是体制内的作家，他们所能做的无非也就是不让我参加作协大会，不给你作品评奖而已，不稀罕他们。
吴怀尧：黑幕到底有多黑，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比如赞助费什么的？
坡：呵呵，这个不能说，因为谁也说不清楚，这才是黑幕的本质。
吴怀尧：那就是说，你只是从外部来看它？
何三坡：说得非常对，我们只是在外面看，因为他们躲在一幢黑屋子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拥抱，还是在打架，是抢着分赃，还是坐收渔利，只知道出来的时候都皆大欢喜，洋洋得意。至于费的事我们不谈，人家有人愿赞，有人愿取，咱们不管，再说了，我不是检查机关，你也不是税务局。我关心的只是文学而已。那么一点小钱不值得我去说，少得可怜，他们都太穷了哦！我不谈那个，他们都太穷了，一谈这个就容易为他们伤心。一帮穷光蛋，眼睛发红，跑到鲁迅的屋子里抢东西，你想想不伤心吗？咱们不谈。我也希望你不要在报纸上去谈，一谈这个就俗了，我们关心的只是文学而已。不要让两个送鸡毛信的人被他们逮到了，一枪毙了我们。
吴怀尧：那么这个文学奖的后果是什么？评选出来的作品好像都不受人们关注了。
何三坡：这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荒诞的文学奖了，一个文学奖有30多人获奖，古今中外有过吗？滑天下之大稽，而且每届文学奖都有好几位评委获奖，更是荒天下之大唐！它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神奇的土地上才会产生的奇迹。你听说过龚古尔奖有过这种奇迹吗？布莱克奖有这种奇迹吗？塞万提斯奖有过这样的奇迹吗？不可能有哦。人家参与评奖评委的简历都必须在报章上公布，从初评到复评到最后决出的作品，对每一部作品都有每位评委的评语。只有首先做到了公开，才会有公正与公平，咱们这里倒好，全在一块黑布后蒙着。最终只给你一个结果。失去了起码公信力，同时就失去了人们对这个奖的信任度。这样一来，也就使得这些所谓的获奖作品普遍受到读者漠视和鄙视。因为说到底，是他们这一群人在毁坏读者对文学的美好期望。毁坏读者的审美判断力。这就是它的荒诞之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奖，都整整搞了四届了，获奖者百余人，里面几乎没有这个国家一流的作家与诗人。这不是明摆着胡闹吗？
吴怀尧：你觉得你的这些言论对这样的文学奖会带来什么好的影响吗？
何三坡：不可能，黑暗太强大了。我也就是自言自语，说几句，可能有一点火星子，产生一丝微光。但也至多一点微光而已。他们还会我行我素。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太恶劣。全在做忍者神龟。我倒是希望多有几只喜鹊或乌鸦，能让黑暗早点褪去。
吴怀尧：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吗？孔教儒学果真是糟粕吗？
何三坡：关于孔教儒学，鲁迅与毛泽东说得比我明白，就不用我在这里饶舌了。说我对孔教儒学深恶痛绝就一定是个西方文化的崇拜者，一定是个修路工，他的脑子甚至不如一个交通协管员的脑子好使。交通协管员还能够看到四条道路呢。谁说的中国文化就是孔教儒学？从前儒学都叫儒术，就是一门说大话蒙皇帝而获取功名的学问，它只是中国文化中最低级最恶俗的一种。我们有高贵明亮的墨家文化，强调兼爱、尚贤、尚同、非攻，一点也不比今天的西方文化逊色，所以司马迁的老爸太史公说：“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我们有飘逸唯美的道家文化，法自然，齐万物，讲究生而平等，不食人间烟火气，弄好了就直接让你成神仙；我们有自由旷达的禅宗文化，在表达生命智慧，提醒心灵逸乐，一顿悟你就是佛陀了，非常高级。让真正的西方艺术家顶礼膜拜。当然，西方文化也有它的伟大之处，它们强于思辨，逻辑思维发达；东方文化强于意会，感性思维丰富。各有优劣。歌德说得好，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要推动文化大同，而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排斥另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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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文化穆斯林是如何练成的（1）
【人物志】沙叶新，中国当代最具正义感的剧作家。1939年生于江苏南京，回族人。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其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幸遇先生蔡》《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都是因为那个屁》，喜剧《一分钱》《约会》， 电影《寻找男子汉》，电视剧《陈毅与刺客》《百老汇100号》《绿卡族》等作品，曾引起广泛关注。
沙叶新：我天下无敌
1907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组织话剧社“春柳社”在东京上演话剧《黑奴吁天录》，这一年作为中国话剧史的序幕已被载入史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以及曹禺的《雷雨》等剧目，至今光彩夺目，堪称经典。回首中国话剧的百年发展历程，在它从繁盛步入孤独的途中，时有力作并获得卓著声名的剧作家屈指可数。其中，弱冠之年便开始发表作品的沙叶新，可谓最为耀眼的扛鼎者，前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甚至誉之为 “当代莎士比亚”。
然而，九十年代之后，沙叶新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在泛黄的新闻纸中，文学盛名起起落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陈毅市长》曾入选语文教科书，相信很多新青年都不清楚此君为何人。近日，在上海的寓所中，沙叶新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于是我们知道，毕竟青山遮不住，一个剧作家铁骨铮铮的戏剧人生，同样令人拍案惊奇。
文化穆斯林是如何练成的
吴怀尧：今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总三百七十七期）重点推出了您2001年夏天创作完成的剧作《幸遇先生蔡》，这是您近十年来首次公开发表剧作。该剧叙述了蔡元培于1917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的动荡经历，充满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部作品我是坐地铁时读完的，这里想问下您，当初怎么会想到创作这样一部纪念蔡元培的剧作？
沙叶新：《幸遇先生蔡》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约，为他们的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下去。三年后，香港中英剧团得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既感动又感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崇高和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搞笑。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样。
吴怀尧：我上初中时就是您的读者，语文课本节选了您的作品《陈毅市长》夜访齐仰之，“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时间到了！”资料显示，这部戏剧曾受到广泛赞扬，还获得文化部和中国剧协联合颁发的全国优秀剧本奖，但和它差不多同期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先是在国内引发争鸣，后来还被停演。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能否披露下内幕？
沙叶新：“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我写的第一个戏是《陈毅市长》，当时我们的一位领导不同意演这出戏，因为写陈毅老市长是一件重大严肃的事情，我却用和正式戏剧不太一样的形式，他接受不了，没有排演。我喜欢陈毅的幽默，他喜怒形于色，我对他的孩子和秘书采访很多，印象比较深。后来就写了《假如我是真的》。其实这两个戏的宗旨是一样的。一个表示批判，一个表示我的肯定。爱和恨是相通的。这两部戏让我开始进入剧作家的队伍。
《假如我是真的》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案件编写的，是“文革”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听取意见。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即在有选择的观众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同时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直到1981年停演。《假如我是真的》引发的风波在当时看是史无前例的。一改“文革”时代领导说了算的做法，专为一个戏由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亲自召开座谈会，“商量”而不是“指示”、“命令”，《假如我是真的》大概是“文革”后第一例了。这个剧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干部队伍中的“特权”问题，而且涉及到“体制”的弊病，那时还没有“腐败”这一说，回头再看剧本，当年反映的“问题”现在看来都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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