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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30万张就是白金唱片），如果销量达到百万，那么维珍将进帐28万5千英镑，且不必付任何促销和市场费用。从经验上说，爱尔兰唱片远比维珍有能力将唱片推广到全国的唱片店中，处于我们这个地位的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会欣然接受它，爱尔兰唱片和我们的律师也都鼓励我们这样做。 但我和西蒙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全国有14家维珍唱片店，它们可以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纽卡斯尔、谢费尔德、爱丁堡、格拉斯哥和伯明翰促销《管钟》，还可以穿越英格兰南部到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南安普顿。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在全国音乐新闻界做促销，在全国卖出10万份《学生》的经验使我确信能够大批量地销售该唱片。当然，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因为《管钟》非常好听，一旦人们听过就会想来买。 对局外人来说，这看起来像大赌博，如果《管钟》被人忘却，那么维珍唱片将破产，但是如果我们卖出60万张，价值约130万英镑，那么维珍将通过零售价格差获得92万英镑。从中我们要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6万5千7百英镑，付给爱尔兰唱片19万7千1百英镑作为生产和发行费用，还有65万8千英镑——这就是优势！ 。。
7。它叫《管钟》，我以前从未听说过（1972…1973）（5）
《管钟》的知识产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决定指望它，所以我们拒绝了爱尔兰唱片的报价，坚持自己做生产和发行，他们将出版和分销唱片，付给他们10％到15％的印刷发行费用。爱尔兰唱片仍然坚持代理权，直到我们威胁说要去他们的死对头CBS那里。就这样我们牺牲了的一笔现金收入，决定致力于用我们自己的资源销售《管钟》。 爱尔兰唱片没想到在自己的巢里养肥了个一只布谷鸟——维珍唱片。当《管钟》的销量从银唱片攀升到金唱片、白金唱片、双白金，然后超过百万时，我们的财富超乎想象。我们成长为唱片业的一支主要力量，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唱片的对手，当然我们付给迈克？ 奥德菲尔德和爱尔兰唱片的版税和费用随时间不断变化。时至今日，《管钟》仍然在全世界销售，业已卖出了数百万张，我们在自己推广唱片的赌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下一步是努力拓展国外市场，我飞到纽约去见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总裁阿曼特？厄特冈，娱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阿曼特是美国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我却只有23岁。他的办公室可以俯瞰曼哈顿全景，阿曼特从一个大桌子后站起身，同我握手，他是一个土耳其后裔，非常温和、健谈。他告诉我他非常忙，有许多新闻采访，但他愿意安排15分钟谈定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生意。他对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原创性非常有兴趣，但是他认为这笔生意是一次性的，他报价18万美元。我知道他期望我加价，然后15分钟内我们就将以20万美元成交。我摇摇头，阿曼特又笑起来，承认他也会拒绝这样的报价，但是现在他的底价是20万美元，我俩陷入了沉默。 “你究竟在想什么？”阿曼特问。 “我不告诉你，”我说，“但是要高很多。” 傍晚前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他的日程被大大延长了，于是提出带我去家夜总会，但要在回家之前取得共识。当他的加长豪华轿车停在我破旧的旅馆前时，我看见阿曼特和两位漂亮的黑美人坐在后座上，我狂喜不已，我想既然他肯大菲周章的安排这些，那么他一定特别想要《管钟》。我不仅可以和其中的一位女孩共度良宵，而且阿曼特还会为《管钟》出价50万美元以上。 路上，阿曼特从车子的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我们边喝边聊。到达夜总会，我跟着他和女孩们进了夜总会。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我们站着等座位时，阿曼特把我拉到一边说。 “当然可以，”我笑道，是时候了！他出价100万美元和高额版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天晚上我们尽情享受接下来的时光。 “你听得见我吗？”阿曼特提高音量。 “可以。”我说，冲着其中的一位女孩微笑。 “我想说明一下，我不在乎是否签下迈克？ 奥德菲尔德，”他边拍我手臂边说，“但是我不想引起误会，这两个美女都是我的。” 。 想看书来
8。第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4…1976）（1）
伊丽莎白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后，迈克？ 奥德菲尔德开着我的老宾利离开了，他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他和汤姆？纽曼关在庄园独自打造唱片、追求完美的每时每刻，他梦想每个人都来买《管钟》；但是当他站在伊丽莎白大厅，看见观众站起来向他欢呼时，他发现，虽然这种崇拜是他曾经想要的，但是他无法适应。 音乐界可以在几个月内使人超乎想象地富裕，无论他是否愿意，迈克现在飞速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成功也许会毁了他，但我必须负责，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诱使他举办那场音乐会。迈克和他的女朋友去威尔士一个偏远的地方隐居，除了我之外，拒绝同任何人说话。 当我第一次驾车去看他时，我几乎找不到那所房子。那是一个建在荷杰斯特山脊上的石头小屋，狂风肆虐，就像呼啸山庄，前厅放着一架大钢琴。迈克带着一架6英尺长的木制滑翔机和我上了荷杰斯特山，他小心地从山上跑下来，逐渐推动这架大飞机，虽然一开始它不动，但是接着风托起了它，它侧过身子，盘旋而上，飞离我们，沿着山脊向田野飞去。迈克看着飞机，风吹动了他的头发，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笑容。 我离开迈克，驾车回到伦敦。让人悲哀的是，与我把克里斯蒂的衣服带到“阿尔伯达”号使她不得不搬过来和我住的行为相反，一天晚上迈克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吧，让一位朋友收拾好迈克女朋友的衣服后把她送上火车。接下来的10年，迈克？奥德菲尔德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为他的任何专辑做促销。幸运地是，我们有迈克演奏《管钟》的录像带带，我们把它做成纪录片，中间插入威廉？派伊的雕塑精选。BBC将片子播放了3次，每次播放时《管钟》和迈克的其他的唱片销量都会大增。如果10年中迈克像平克？ 弗洛伊德那样巡回演唱，我确信他会成为世界上摇滚巨星之一，恰如约翰？皮尔的预言。事实上，《管钟》比迈克？ 奥德菲尔德有名，虽然他录制了其他许多精彩的唱片，比如我最喜欢的《欧玛黎明》，但是没有一张能超过《管钟》。 迈克的沉寂让其他的唱片公司非常不解，阿曼特？厄特冈就很疑惑。“你是说你的广告片是一堆雕塑？”他怒骂我，“我不想要，这儿没人想要它！” 像通常一样，阿曼特设法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把《管钟》作为电影《驱魔人》的配乐，影片在美国轰动一时，专辑也一样。在英国创出佳绩后，它又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了一年。 每家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乐队家喻户晓，当一个乐队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就更像品牌，人们开始放心地购买每张新专辑。虽然两张差的专辑会对明星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你有了一批拥护者，很容易预测下一张唱片的销量。新人的夭折率很高，但是一但他们越过了门槛，那么与书、电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他们有大得多的潜力。如果一张唱片开始火起来，它能直冲顶峰：例如一开始没人听过《卡马变色龙》，也许下个星期全世界都在抢购它。 除了惊人的成长潜力，音乐比大多数行业更加国际化，就连法国和日本这样自我的国家，史蒂夫？旺达、保罗？麦卡特尼或弗利特伍德？麦克等巨星依旧销售。对很多公司而言，从事出口很困难，但是音乐是可以靠电波和言语穿越国界的买卖，在全球卖英语唱片也更容易，举个例子，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听众非常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演唱，而我们却几乎不能忍受非英语流行歌曲。 有了这些想法后，当同乐队谈判时，我和西蒙规划出3个主要目标，同迈克？ 奥德菲尔德的谈判教会了我们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尽可能取得长期的版权，因为一家唱片公司仅有的资产就是它的版权，所以我们尽全力不把版权还给艺术家，我们也努力把艺术家以前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涵盖到我们的合同中，虽然这经常要牵扯到其他唱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 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 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8。第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4…1976）（2）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 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中心成立开始，我很多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因为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维珍员工是维珍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快乐。但是克里斯蒂抗议说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公私不分，她越来越泄气。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只要我一到家电话铃就会响起，很多人会说：“稍候再打过去。”但是我从来不那样，我觉得必须和人谈话，要知道，一个电话会带来另一个电话，然后带来下一个机会，我会全力赢得下一个合同。我的生活是一条电话交织而成的河流。 性过敏症是克里斯蒂和我之间另一个诡异的问题，一做爱我就会出一身皮疹，要3个星期才痊愈。我们去看了很多医生，却一直无法解决，我甚至做了包皮切除。24岁做包皮切除可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如果手术后的晚上你不幸在看简？方达的色情电影《芭芭莱拉》。我情不自禁崩断了伤口的缝线，听见我的尖叫声，克里斯蒂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明白怎么回事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只能讪讪地停止叫唤。 我们的性生活难以置信地挫败，因此我们的其他关系也开始错乱。我们周末到巴黎旅行以远离维珍，住在凡尔赛宫旁的一家简陋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