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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群岛度蜜月时怀上了我。 我的父母对两个妹妹琳迪、凡妮莎和我一视同仁,孩子们的意见和父母一样有效。小时候凡妮莎出生前,如果爸妈出去吃饭,他们会用毛毯把我们包在车后座上。琳迪和我静静地眺望夜空,倾听父母笑谈他们的夜生活。我们成长中一直象朋友那样和父母交流,我们懵懂时就参与讨论爸爸手头的案件,争论黄色小说和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爸爸妈妈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观点,除非我们主动要求,他们很少说你应该怎么做。 凡妮莎出生前,琳迪和我在伊斯特兹长大,那是一个盖满长春藤、朝向绿色田野、有着白色窗户和白色便门的小村舍。我比琳迪大3岁,比凡妮莎大9岁。小时候家里常常挤满了人,为了收支平衡,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学生来我们家学习英语,我们不得不招待他们,帮妈妈准备饭菜、打扫房间,每当我想偷懒时,我就跑过田野去找我的朋友尼克?鲍威尔。 尼克的妈妈会做极其美味的蛋塔,所以我常常偷跑到尼克家,不搭理那些只知道练习口语、让我们纠正发音的德国人。尼克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寡言少语,一头整齐的黑发,一双黑眼睛。 妈妈总是琢磨着两件事:一是给我们找活干,二是想方设法赚钱。我们从没有过电视机,我想我的父母也未听过收音机。我们家一直团结一心,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们就得主动找活儿做,如果我们借口其他事情试图溜号,她就会坚定地告诉我们这是十分自私的行为,因此,形成了我们将他人放在第一位的习惯。 除了和爸爸家的亲戚一同在德文郡的萨尔科姆比度暑假外,我们也去诺福克和妈妈的姐姐克莱尔?霍尔在一起。克莱尔姨妈同妈妈一样是一个小企业主,她被濒临灭绝的威尔士山区绵羊迷住了,为保护它们绝种,她养育了一大群这样的黑色绵羊,成功地使它们从濒危物种名单上消失。然后她开了一家黑绵羊公司,开始卖画有黑绵羊的陶器,这些杯子印着“咩,咩,黑绵羊”的押韵儿歌,卖得相当好;不久,克莱尔姨妈又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喜欢上她的黑羊毛披肩和衣服——她一门心思要将“黑绵羊”做成一个品牌,她成功了,40年后,这个品牌仍然还生生不息。 几年后,在维珍音像早期岁月里,我收到了来自克莱尔姨妈的电话:“里奇,你无法相信,我的一头绵羊在唱歌呢!”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它唱什么?”我边问边想象一头绵羊在歌唱。 “‘咩,咩,黑绵羊’,当然是这个,”她对我咬牙切齿,“现在我要录唱片,这头绵羊可能不愿意在录音棚里面唱歌,所以你是否能派些录音师来这儿?他们最好快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绵羊就会停下……”   。。
1。一个愿为彼此奉献的家庭(1950…1963)(3)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移动录音室朝诺福克进发,为克莱尔姨妈的绵羊录音,同时他们还录制了一个由绵羊、鸭子和母鸡合作的唱诗班音乐。这只“咩,咩,黑绵羊”的单曲,我们一发行便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 来说说你一生的好朋友尼克吧,我和尼克的友谊不仅基于友爱,而且还包含很强的竞争心,我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生日时得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即决定带它去进行“河岸赛跑”,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游戏,从山坡上直冲下去,在最后时刻紧急刹车,最后停在河岸边缘。 由于是尼克的自行车,他第一个上。他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刹车,弯成环形,停在距水边仅仅一英尺。尼克通常会尽力刺激我做些更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他试图阻止我。“你不能比那个刹车做得更好了,”他说,“我的表现非常完美。” 我不这样认为,我决定做一个比尼克更好的刹车,我骑着他的自行车上山,疯狂地踏板,直冲向河里,当我接近河岸时,很明显我已经失控了,没可能停下来,在飞驰中,我模糊地看见尼克张大嘴巴,极度恐惧。我竭力刹车,但是太晚了,一个筋斗掉进水里,自行车沉了下去,我狼狈地爬上岸,尼克在那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那么愤怒,都激动地哭了,他把我又推下水去。 “该死的,你最好找到它,”他叫嚷着。 “我会找到它,”我局促地说,“我会把它钓上来。” 接下来两小时,我潜到河底,在泥巴、水草和石头中四处摸索,试图找到他的新自行车,但是我徒劳无功,尼克坐在河岸上,狠狠盯着我。他有癫痫症,过去我曾看见他发过几次病,现在他愤怒异常,我祈祷怒火别让他再次发病。到最后,当我冷得发抖,几乎不能说话,双手惨白、麻木,被河床上的石头划得鲜血直流时,尼克原谅了我。 “我们回家吧,”他说,“找不到了。” 我们走回家,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我们会给你买一辆新的。”我向他发誓。当然,我的父母一定很痛苦,因为自行车价值20英镑。 当我们8岁时,尼克和我分开了,因为我被送到温莎公园的斯凯兹利非预备学校读书。 在斯凯兹利非的第一个晚上,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面其他男孩的鼾声,感到非常孤单、郁闷和害怕,不幸的是,我病了,病来如山倒,我来不及起床去浴室,就直接呕吐在被子上。女舍监被惊醒,却不像妈妈那样有同情心,她责骂我,让我自己清理干净,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羞辱。很显然,父母认为把我送到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对他们只有疑惑和怨恨,对未来的一切深深地恐惧。 爸爸在我这样大的时候也被送到公立小学,爷爷之前也一样,这是我们这种家庭的男孩接受教育的传统方式——学会自立。但是我厌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送离家庭,并常常暗自发誓决不把我的小孩送到公立小学去,直到他们到了能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年龄。 我是个大麻烦——经常惹麻烦。我8岁还不会读书,事实上我阅读障碍,还是个近视眼,尽管坐在教室最前面,我还是无法看清黑板。直到几个学期后,才有人想到是否该检查我的视力。但即使我能看清,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毫无意义。那时阅读障碍看起来不是一种病,或者说尚未得到重视,阅读障碍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听说过阅读障碍症,不能够阅读、书写或者拼写对于同班同学和老师们来说只意味着你要么愚蠢,要么懒惰,而这两者都会让你倍受鞭责——我每周就会被鞭打一到两次。 在我的整个学校生活中,我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现在,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然较差,但是我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已经成功地克服了我最大的毛病。或许阅读障碍这个我儿时的痼疾反而让我培养了更好的直觉:当有人送我一份手写的报告时,我不会纠缠于细节,我通过自己的想象力领会所读的东西,并且进一步予以发挥。 我剩存的荣耀是在课堂之外:我擅长体育。很难过高估计在英国公立学校中体育是何等重要。如果你擅长体育,你就是校园英雄:年长的男孩不会欺负你,裁判不在乎你没有通过课业考试。也许是因为体育是我唯一能够胜过别人的地方,我极度渴望在体育中获得成功,每次运动会,我都赢得赛跑和跨栏的一系列奖杯。就在我过11岁生日前,也就是1961年,当我在所有的赛跑项目中都已夺冠后,我决定参加跳远比赛,之前我从未尝试过。我沿着跑道助跑,踏板,起跳,在空中滑翔,在我落到沙坑后,裁判走过来,激动的摇晃我的手:这是一项斯凯兹利非学校的新纪录!在那个夏天,当我上台领取“路德热姆胜利者”奖杯时,我的父母和妹妹们坐在白色帐篷里拼命鼓掌,除了我自己,那个时候谁还在乎我不能拼写? 秋季开学后我参加校际足球对抗赛,当时我已经射入一球,正在盘过后卫,控球,就要射门了,此时后卫追上我,飞身铲球。当他掠过我时,我的大腿被他压在身下,一阵恐怖的尖叫,混乱中我认为他受伤了,瞬间意识到受伤的是自己。他从我身上滚过,我看见我的双腿以惊人的角度扭在一起。父母常教育我以笑容面对痛苦,所以我勉强保持微笑,在我那夹杂痛苦和笑声的尖叫声中,学校女舍监驾车送我到了医院。右膝盖的软骨完全被撕裂,得立刻做了手术。   。 想看书来
1。一个愿为彼此奉献的家庭(1950…1963)(4)
全身麻醉后我变得毫无知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街旁的病床上,一个护士正举着药水瓶给我吊点滴,除了我,其他几个病友也都被安放在外面。我以为在做梦,但是护士解释说手术时医院起火了,所有的病人都被疏散到大街上。 医生告诉我,我很长时间内都将不能运动。 “别担心,里奇,”医生走后,妈妈立即冲进房间对我说,“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失去了大腿,但是他打高尔夫、开飞机,什么都难不到,你还打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吗?” 这次受伤最恶劣的后果是它立马突显出我在功课上的不足,每门功课我都垫底,无论无何也通不过入学考试,只好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它位于苏塞克斯海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在那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只有无穷无尽的功课和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如果你不会拼写、不会加法,或者分不清圆形、正方形,那么方法十分简单:你将被鞭打,直至你学会为止。铁的纪律和背后的累累伤痕让我获得不少教训,即使我有阅读障碍症,但这不是借口,每当我不可避免地做错时,只会招致更多的题目或者一顿好打。我倒更愿意选择被鞭打,因为至少那样快点。 我唯一的安慰是校长18岁的女儿夏洛特喜欢我,我很高兴从所有的男孩中脱颖而出,得到她的青睐。不久我们就在晚上定期约会,每天晚上我爬出宿舍窗户,溜到她的卧室里。一天晚上,当我正从窗户往回爬时,不幸被一个老师看到我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你昨天干了什么?布兰森。”校长问。 我给出的是最糟的答案:“我正从你女儿的房间里出来。” 毫无疑问,我立刻被开除,学校通知我父母第二天接我回去。 那天晚上,无法想到其他逃脱父母怒火的方法,我只好写下一份遗书,说自己无法忍受被开除的耻辱而走上绝路。我在信封上注明得到明天才能打开,但是我又把它交给了一个室友,这小子太爱管闲事,我知道他立刻就会打开看。 很慢、很慢地,我离开了大楼,穿过校园,走到悬崖边,当看见一大群老师和同学开始向我追来时,我故意放慢速度使他们可以赶上,哈,他们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不再开出我了。 奇怪的是父母表现得十分平静,爸爸甚至觉得夏洛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 最好的txt下载网
2。你将来要么进监狱,要么是个百万富翁(1963…1967)(1)
经过填鸭式的教育和鞭打的洗礼后,我转学到一所大型公立学校——斯托学校,它位于白金汉郡,有超过800的男生。在这里我面临更勘忧的前途:服劳役!这是斯托的古老传统,低年级的男孩要供高年级的男孩差遣,为他们打杂,确切地说,做他们的仆人。欺凌弱小相当普遍,只有你擅长射门或者击出六分,才能逃脱酷刑。但是我的膝伤使我不能从事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我的学业也不好,班级最后一名,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我很快就被孤立了。看起来,父母过去给我设置的所有的训练现在毫无用处。 图书馆成了我的避难所,每天下午都去那里写小说。坐在这个安全的港湾里,周围是真皮封面的书和大地球仪,远眺着人工湖佩尔,我写下所能想象最香艳、刺激、令人咂舌的色情小说,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因为膝盖受伤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但是他成了午夜牛郎,光荣而又熟练地被学校来自北欧的年轻女舍监诱惑。在我的想象中,女舍监常常蹑手蹑脚地跟着男孩;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无论我梦想出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艳遇,现实中的斯托没有一个女孩,只有一个年过60的女舍监。 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时,我注意到另一个人也是图书馆的常客:乔纳森 ?荷兰?吉姆斯。与绝大多数斯托的男孩相比,乔纳森非常老成、稳重,阅读广泛,对艺术有渊博的知识。他是伦敦人,他妈妈是个成功的剧作家,他父母认识许多记者和作家,他也认识许多报刊杂志提到的名人。乔纳森激发了我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