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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至1995年期间，杨改向国内转售荷兰鲜花产品，同时向国内花商推销进口荷兰温室和冷库设备。国内花卉业刚起步时连温室水泥桩都要进口，杨由此又积累了大约4亿人民币。
用这些钱，杨开始在国内投资，期间杨开过电脑公司，卖过软件。连杨斌本人都不记清这段时期自己挣了多少钱。“开始时欧亚只是一个国际贸易公司，钱今天流进去明天流出来，财务人员都换了几批。”
沈阳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官方的统计失业率为20％（实际达到了26％），经济凋敝。杨斌最终选择在此地落脚也颇有戏剧性。按照杨的说法，是因为这里的气温、光照条件与荷兰相近，而又毗邻韩国、日本等鲜花和蔬菜消费大国。更重要的是，当时沈阳市政府答应划拨3000亩地给他来建设荷兰村。
对于自己所有企业的赢利情况，杨斌2001年10月份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只说过一个总数：每年花卉利润5亿，温室和冷库每年利润7亿元。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只被普遍看好的“民企股”格林柯尔被国内某财经杂志指责存在财务问题。具体表现是，格林柯尔下属多个子公司，分布各地，体系庞大，而这些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经不起推敲。报道惹来市场大举抛售，格林柯尔股价一时急挫26％，成交达亿元，市值一天蒸发亿，同样造成了一场民企“股灾”。
格林柯尔事件，使得香港投资者对国内民营企业草木皆兵，杨斌要消除投资者的疑虑，恐怕并非易事。
“必要的丧失”？
“这次事件对欧亚集团影响很大，有声誉方面，也有资本方面，但我想是暂时的。”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斌语气沉重。
其实，早在格林柯尔风波发生后，一些香港的专业机构已经对民营企业的账目格外留神。新任香港会计师公会主席兼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合伙人黄德伟坦言：“内地民企管理层素质普遍偏低，民企的风险，一定程度上比红筹、H股还要大。”
更有香港股市分析师指出，近年随着民企占内地经济比重愈来愈高，民营企业家社会地位也日高，民企来香港上市成为“时髦”，内地富豪顿成投资银行的“甜心”。
但投资者或传媒往往对内地民企大股东一无所知，而民企富豪赚第一桶金的过程，往往充满神秘感。加上民企上市后，往往存在所筹资金运用不按承诺执行；自律和监管意识薄弱；上市公司私人控制和家族控制企业的意识过强，不能处理好与大股东、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利益分野不明；现代管理观念欠缺，独立董事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不健全，国内资产评估系统不健全等弊端。要对民企的实际业务情况，作出评估并非易事。
更冷静的分析是将此类事件看作是内地民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所必须承受的阵痛。处于是非漩涡的内地企业，应尽快主动调整，提高企业运作透明度、监管自律意识，以适应国际规则。
“我们是冲出来的一拨，有责任为所有民营企业鼓呼。”杨斌也说，出了事情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向基金经理们、向投资者澄清一切，对投资人负责，之后才想到追究责任的问题。 4日清晨7：30，杨斌和阎闯匆匆登上飞往香港的专机，那里将有一场记者招待会等待他们参加。
“我们准备联合超大农业等企业，对有关人士提起法律诉讼。”杨斌说。
1月3日，欧亚农业以元收盘，股价反弹。
附文8 谁在“做空”中国民企
（《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月7日第一版）
社评
在资本市场上，中国民营企业成了一个问题。不过此次问题的触发点在于民企自身。
2002年日历刚刚翻开，去年《福布斯》中国内地100首富排名中位列第二的杨斌，香港上市企业欧亚农业（HK0932）的董事长突然遭遇了资本市场的狙击。1月3日，《远东经济评论》发表文章，对杨斌及其欧亚农业提出诸多质疑，著名投行瑞银华宝分析师提出做空这匹“黑马”的理由。文章发展前日，股市闻风而动，HK0932大跌18％。在此之前，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科尔科技也曾遭受媒体质询，亦在股市受创。
媒体依据证券市场的规则对一些上市民营企业的质询，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目前运营中的问题，一是它们的发家史。这两方面要分别考虑。这些质疑需要法律等层面的求证，我们无意为事件的是非下判断，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事件关注，在转轨的复杂过程中，我们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特别是上市民企的过去与未来？
一些民营企业利用已有的空间发展起来了，各有各的妙法。不过，中国经济体20多年来一直在转轨的制度变迁中行进，一些因为双轨制、法律空隙或者胆大妄为获得的财富受到了市场的质询。把质询所呈示的问题仅仅归结为市场社会的道德问题，显然遮蔽了更为重要的方面。真正的难题在于历史本身的两难：在社会规范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步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发家史中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地方，是因为旧规范的问题，还是因为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有一些现象在当年是违规的，在今天看来却再正常不过。黑格尔所说的“两种真理的冲突”可以扩展到这些现象的解释：发展的真理和法律的真理之间有冲突，但是两者都是合理的，两者都不能放弃。
在这个时候，不是用发展的真理去压制法律的真理，也不是用法律的真理压制发展的真理。最好的前景是，尊重从两种真理角度提出来的要求，在两种要求之间寻求妥协。一方面，从法律角度给民营企业发展以规范与空间，一方面，民营企业以自身的发展促进法律的变革。而一些民企在发展过程中的暧昧难明，核心原因正是，在社会法律的真理压倒企业发展的真理的同时，企业发展的真理压倒了社会法律的真理。
并非所有的案例都存在这样的两难冲突。另外一些情形是，人们没有价值准则，缺乏对基本规范的尊重，在追求“发展”的名义下展示层出不穷的牟利手段，以手段的标准代替价值的标准。
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历史似乎是合理的，人们说，原有规范的权威性业已消减，只要能够借助这些手段“发展”，有什么不可以呢？从这个角度看，转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社会基本规范和价值的缺席，以及市场主体缺乏对基本价值的认同。
因此，我们不能用简单的道德判断代替对复杂历史的同情理解，同时，也不要陷入“成王败寇”的逻辑泥沼。
转轨时期的规范缺位，并不等于可以没有基本的价值，也不等于失范可以当作欺诈和掠夺的借口。在自己不是无辜的时候，时代的失范并不能成为个体脱罪的理由。否则，社会无论如何发展，都不会有规约。事实上，在漠视基本规范和基本价值的同时，漠视者也就否定了自身在这个规范和价值体系中的合法位置，否定了自己的现代企业角色。
因此，要在社会法律和企业发展的平衡关系中，确立民营企业特别是上市民企的现代企业角色。
一方面，要给民企发展建立规范。所谓规范是两方面的，其一，在法律上确认和保护民营资本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其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像为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一样为民营企业确立良好的市场规范。
另一方面，民企本身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现代企业。受压抑不能成为受压抑者违反基本规范和价值的借口。在这些规范和价值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承诺要遵守（比如上市的承诺）的时候，更是如此。否则，“做空”中国民企的，只能是民企自己。对于上市之后民企的作为，与那些暧昧的历史情形不同，法律调查的结论就可以说明任何问题。
那些在历史两难中遭遇质疑却坚信自己历史清白和现实清白的民营企业和先富者们要做的只是，找一个好的律师，一个有诚信的会计师。
7。张化桥何许人也？
张化桥何许人也？是其有号召力还是他的确发现了欧亚农业（）的问题？
内地民营企业的诚信问题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而风生水起——
从客观上说，欧亚农业（）“闻风而跌”并非偶然。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支被普遍看好的“内地民企股”格林柯尔（）被国内某财经杂志指责存在财务问题：属下多个子公司分布各地，体系庞杂却经不起业绩上的推敲。当时，报道引得投资者大举抛售，格林柯尔（）一度急挫26％，市值一天蒸发接近7亿。
而欧亚农业（）与格林柯尔（）则有诸多相似之处——多处子公司，赢利能力惊人却难以认清其真实面目。因此，消息一出，股市震动，香港投资者对内地民营企业草木皆兵。
香港媒体甚至还为此配发了评论，观点鲜明：欧亚的问题出在其上市后不能遵循上市前的承诺；家族式管理，公司治理不透明；审计不严，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复杂。总之，内地民企要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不要辜负资本市场的厚望。
不管如何，因为张化桥的提前报料，引发了香港资本市场上“内地民营企业股”的“股灾”；而原本计划在当年去香港上市的几十家内地民营公司，也不得不因之停下了脚步。
如果资本市场的本性就是投机，这样的说法肯定会让许多踏踏实实做实业的企业内心不服：上市的本意是向投资者借钱发展实业，同时也会将实业的利润返回给股东；而假如进入资本市场就是为了投机或者被投机，资本的意义岂不变成了将别人口袋中的钱掏进自己口袋的不道德游戏？
尽管欧亚农业（）后来被证明的确是这“不道德游戏”的参与者，但是在当时，作为瑞银华宝的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这位明星分析员却难逃“投机”的干系。
指责者有足够的事例证明张是在“黑幕操作”：2001年12月之前，张还看好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12月初之后，张却突然降低两者的评级，是何道理？难道真是庄“托”？
张化桥，自称“湖北农民”，18岁学英语，26岁出国赴澳大利亚留学后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30岁才入行，2001年、2002年两年却连续被国际杂志《机构投资者》评为“最佳分析员”，其经历也颇有意思。
“股票分析员要想有权威的话，就要老老实实做投资者的走狗，要老老实实打工，没有投机取巧的事，没有耍花腔的机会，股票市场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呢就是投资者的走狗。”2002年4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这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最佳分析员，坚决不承认“庄托”之名，“有人会说我大言不惭，要说操纵股市，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有推荐的股票走得不强的，比如我推荐光大，它走得就不强。”
不过，在格林科尔和欧亚农业上受损的中小投资者并没有给张化桥以好脸色，一些情绪激动的股民斥之为“黑嘴”。
受其害的企业更是义愤填膺。格林柯尔总裁顾雏军率先将张化桥告上法庭，结果2002年8月庭外和解，张化桥和瑞银华宝向顾支付30万港币赔款。
而2002年1月4日表示要对张采取法律行动的杨斌，事后却始终未见动静。其中的原因无从知晓。
记者唯一能确认的消息是，2002年1月4日上午，杨斌携阎闯飞赴香港后，随即召开基金经理与媒体见面会，“澄清谣言”。
当天，欧亚农业（）止跌回升。“张化桥事件”似乎就此平息。
但是，真的没有问题了吗？
半年之后的7月，针对杨斌和他的欧亚农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杨斌出逃
2002年7月，正是欧亚农业上市一周年的日子，曾担任过欧亚农业副总裁的一位人士向媒体报料：杨斌出逃了！
于是，《国际金融报》、《南方周末》纷纷发表质疑文章，杨斌再次处于风暴的中心。
7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三次飞赴沈阳。
杨斌在沈阳修建的“人间天堂”荷兰村风雨飘摇。杨斌办公的“皇宫”外站满追债的人群，他住的别墅外6名保安把守，2条狼狗叫声凄厉。
深夜1：00，杨斌终于在别墅内接受独家专访，首次披露其工商行4亿、农行2亿的贷款。专访的文稿经杨斌签字。
次日，本报发表《“杨斌出逃事件”独家调查》。
也就是在此时期，刘晓庆逃税案爆发，中央清查内地富豪纳税问题，传说有中央调查组进驻沈阳，杨斌出逃事件更蒙上一层神秘阴影。
“张化桥事件”过后仅仅6个月，2002年7月，杨斌又出事了。正当杨斌出国“度假”之际，有人向媒体报料，杨斌“出逃”了。欧亚农业（）再度震荡——
2002年初的“张化桥事件”，随着杨斌的极力澄清而暂时平息。
然而，短短6个月后，7月初，又出事了——
2002年7月11日，内地报纸《国际金融报》在头版发表其记者在沈阳采写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