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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的“张化桥事件”，随着杨斌的极力澄清而暂时平息。
然而，短短6个月后，7月初，又出事了——
2002年7月11日，内地报纸《国际金融报》在头版发表其记者在沈阳采写的报道：《中国“二号”富豪失踪欧亚农业密布疑云密布》。报道说：中国第二富豪、香港欧亚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斌日前“神秘失踪”，有消息称其已于7月10日前离开沈阳。
该报道还列举了杨斌及其企业的“四大疑团”：土地使用是否违法？欧亚农业的运营情况是否真实？荷兰村的建设是否牵涉巨额贷款？荷兰村的工程款是否拖欠？
实际上，在《国际金融报》发表报道之前的7月6日，关于杨斌“失踪”的消息就在互联网上流传。
7月11日，上述报纸的报道发表之后，欧亚农业（）股价午后开市暴跌，跌至港元，终盘收于港元，跌去，杨斌一日之间失去1个多亿港币的市值。
第二天，7月12日，《国际金融报》发表跟踪报道，报道说：一名自称香港欧亚农业副总裁的神秘男子致电该报，称杨斌确实已经去向不明，但是不可能是去了朝鲜。
这名神秘男子还说，他曾参与过欧亚农业（）香港上市运作，杨斌曾承诺给其一部分股票权益，但杨斌现在去向不明，承诺铁定无法兑现，为此，他愿意将欧亚农业（）虚假上市的操作细节公之于众。
〃神秘男子〃向《国际金融报》“报料”说，香港联交所曾要求欧亚实业出示相关纳税证明，结果杨斌集中10多名财会人员专门炮制出一份假材料蒙混过关；而就在2001年10月，杨斌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名时，他就受到国家税务部门的关注，有逃漏税款的嫌疑。
的确是猛料——造假上市、逃漏税款、非法用地……这一系列此前就饱受置疑的问题再次浮上水面。
媒体的问题报道也一下子雪片般飞来。看一下这些报道的题目就知道公众对于杨斌的疑惑有多大：《置疑中国大陆二号富豪杨斌》（《南方周末》2002年7月18日），《杨斌之谜》（凤凰卫视2001年7月21日），《杨斌：沉默还是反击？》（《时代财富》2002年8月9日），《杨斌真相》（《商务周刊》2002年11月1日）……
而这些报道，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几乎是相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无非是如下几大方面：
——杨斌真实的经历是怎样的？其所谓的参军、留学、国际贸易、农业报国的故事，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经历，又有多少是虚构的故事？尤其是，在荷兰认识杨斌的人都说他当时十分穷困，杨斌宣称的2000万的第一桶金是否真实？
——荷兰村既然是以高科技农业立项，而其现在建成的40多万平方米的商品楼从何而来？是否属于违法占用农业用地？即使是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其耗资巨大的规划究竟会吞掉多少投资？
——欧亚农业（）从1998年到2001年，营业额以惊人的速度飚升，利润更是远远超出同行，这数字究竟真实不真实？此次有人出来指造假账，难道“黑嘴”张化桥的分析的确有道理？
——近几年频频有富豪落马，国家针对富豪查税的风声渐紧，不久前还有“刘晓庆事件”，此次传出杨斌被查，这位二号富豪还能坚持多少时日？
7月初获知杨斌出逃的消息后，本报也同样高度关注。此时，记者本人已经由北京新闻中心调回广州，职务是《21世纪经济报道》商业版的“版块负责人”。
2。杨斌的“第一桶金”出自哪里？
杨斌的“第一桶金”出自哪里？这一问题是搞清楚杨斌商业脉络的关键。只有按照这一逻辑推延，才能引出土地问题、假帐问题乃至税务问题——
似乎每一次置疑杨斌都要从他的身世讲起。
根据记者前几章中的记录和分析，杨斌5岁成了孤儿、靠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长大、18岁以前什幺苦都吃过，这些杨斌的自述应该可信；至于杨斌究竟是怎样读军校、怎样去的荷兰，前文也有所揭示；而对于杨斌此后怎样做生意，这些问题似乎都影响不大。
问题出在杨斌的“第一桶金”的真实性上。因为，假如杨斌在荷兰没有赚到那2000多万美金，那幺，他1994年回国后即没有那幺大的实力投资，而欧亚农业从几百万到20个亿的营业额仅仅经历了1998年到2001年的三年时间，怎能让人相信？
2001年10月和2002年1月，记者的两次采访中，通过杨斌本人和阎闯的描述，杨斌“第一桶金”的故事是这样的——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解体，市场逐渐开放，杨斌敏锐地洞察了其中所蕴涵的商机，靠勤工俭学攒下的10000万多美元，开始往来于中国和欧洲腹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荷兰、波兰、捷克、俄罗斯……棉制品、纺织品、成衣……短短的两三年内，杨斌的贸易生意越做越大，总资产达到了2000万美金。1990年，杨斌在荷兰创立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二十多岁的杨斌成了荷兰欧亚集团董事长。
更详细的版本出现在凤凰卫视对杨斌的访谈中。2002年10月“出事”前，接受凤凰台主持人曾子墨采访时，杨斌曾有这样的描述——
东欧酝酿着巨大的变革，那个时候我在波兰做服装生意。一开始波兰市场价格没放开，情况也并不好，我的服装开始积压，但我坚信形势迟早要变的。果然，1990年波兰总理瓦文萨上台，波兰变为自由贸易区，我把中国的轻工产品，比如鞋、服装等，从北京、江苏、浙江、沈阳等地运来，再以5到10倍的价格批发出去。中国的轻工产品便宜又实惠，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而实情是怎样的？
对于杨斌在荷兰的经历，《商务周刊》曾经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刊的报道提供了这样的细节（这组策划式报道，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到，题目是《杨斌真相》）——
杨斌称1987年到荷兰后，曾获得荷兰莱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而莱顿大学档案中心Koppers女士处确认，该校从1986年到1992年间没有一名叫杨斌的学生的档案。莱顿大学前汉学院院长梁兆兵教授说，一直到90年代初前的中国留学生档案全部都是经他过目的，但他对杨斌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
而被媒体报道与杨斌相识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负责人Tony Saich，也给《商务周刊》发去电子邮件证实，杨斌“从未在莱顿大学读过大学”；此外，认识杨斌的在荷兰从事计算器编程工作的留学生徐弘炯也说：“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的荷兰语不大通，金融知识也不太懂。”
而对于杨斌所谓的“荷兰富商”的身份，《商务周刊》调查如下——
荷兰一位与杨斌相交十几年的华人餐馆老板说，1991年到1992年间，他与杨斌是合作伙伴，做旅游、服装、食品，“但都是小生意”；到1992年，杨斌向荷兰政府贷款，注册了两家有限公司，但其规模都相当于中国较小的私营企业。“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杨斌是绝对没有2000万美元的。”
认识杨斌的徐弘炯也回忆说，杨斌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正是杨斌所说的刚掘到第一桶金、赚到2000万美元的时候，但事实上，当时杨的妻子潘朝蓉和孩子都在拿荷兰政府的救济金。
“如果他有高收入，还让家人领取救济金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对荷兰政府构成诈骗，等于犯法。”据徐弘炯介绍，荷兰的华人圈子小到谁开了公司，或者赚了钱很快就会被知道，但当杨斌被在荷兰赚了2000万美元的消息传到荷兰后，杨斌以前的朋友和认识他的人“非常非常的惊讶”，以为搞错了。
既然“第一桶金”的故事是假的，杨斌拿什幺来归国投资？对于其归国投资的经历，《21世纪经济报道》前两次的采访中，杨斌及其提供的资料如是描述——
在获得第一桶金后，杨斌迅速转行，1993年，他在荷兰收购了一家温室公司和一家荷兰最大的冷藏公司（吉洛夫冷库公司）；同年，在荷兰各大花卉、蔬菜公司短期学习荷兰高科技农业；1994年，杨斌成立欧亚花卉公司，从事花卉、温室、冷库等的生产和销售；1995年他回到中国，在北京、沈阳、吉林、四川等地建立了10多家欧亚分公司，期间，他在中国各大城市举办郁金香花展，引入荷兰鲜花和温室农业的概念，并建立国内最大的莱泰花卉超市。
为了表明自己对高科技农业的热爱，杨斌还介绍——
在荷兰学习农业时，为了学到技术和经营经验，他“一家一家地打工，每家几个星期”；而1994年回国做花卉生意后的杨斌，已经成为“子公司与###络遍布全球的农业与花卉业巨子”，而且，“根据有关方面的市场调查数据，中国花卉市场70％的鲜花都是杨斌引进的”；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内鲜花温室产业的贡献，杨斌说，他在中国卖荷兰的温室时，“连建温室的水泥桩都要靠进口”。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可以将杨斌的这一段经历理解为其“第二桶金”或者说“第二次创业”的故事。
这期间杨斌赚了多少钱？没有准确的数字。只有两个细节可以参考：杨斌曾经说过，1997年卖掉北京莱太花卉市场时，得到的资金是5000万元人民币；而1999年退出四川欧亚农业时，杨斌当初投下的几千万元已经变成了2个亿。
继续往下推理。
“第一桶金”的不真实已经显而易见，而单单以较为可信的“第二桶金”的实力，有没有能力开发完成占地6000亩、一期3300亩就要18亿投资的“荷兰村”？
实际上另有故事。故事的核心就是荷兰村这3300亩土地。
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杨斌来到沈阳的过程是这样的——
1997年沈阳市政府的有关领导找到杨斌，邀请其到沈阳市投资。当时，杨斌在北京阜城门外万通写字楼租了两间办公室，做的是推销温室设备和花卉产品的生意。
在此之前，沈阳农业部门杨斌订购了一批日光温室设备。沈阳当时主管农业的市委领导听到汇报后，对杨斌所宣扬的荷兰高科技农业经典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曾经先后三次到京会见杨斌，沈阳方面提出，欧亚农业既然在各地有那幺多分公司，为什幺不能在沈阳建基地和分公司？只要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土地和税收方面可以给予优惠。
而那些“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农业税等方面的减免，还包括免费划拨土地等。杨斌随即派心腹阎闯到沈阳考察。“与沈阳接触后，发现情况好得出人意料。”阎闯给杨斌提出建议——沈阳有天时地利人和，应该收缩战线，锁定沈阳。
准确的日期是1997年12月18日，欧亚集团在沈阳设立总部，并逐步将在全国的七八家分公司卖出，杨斌把集团总部办公室选在于洪区小韩村外的一处临街的灰色四层小楼里。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杨斌从沈阳市政府获得土地。1997年，杨斌先是从沈阳市于洪区小韩屯拿到2200亩土地，之后又增加了200亩，1998年，他又从小韩屯附近的八家子村拿到了900亩土地。这就是“荷兰村”一期工程的3300亩土地。
关键是杨斌获得这330亩土地的代价。
在接受《商务周刊》的采访时，沈阳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证实，“荷兰村的大部分土地是划拨”。而按照《土地法》第54条规定：划拨土地对使用者而言是无偿的，不需要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
王新智是小韩屯的原村长，同时担任“政治经济合一”的村办企业靓马集团的董事长。王的话也可以印证杨斌在沈阳获得土地的“特殊背景”：杨斌是1997年开始和小韩屯谈土地项目的，准确地说，是由省、市、区逐级把这个项目最后落实给小韩屯的。
按照现在披露的信息理解，杨斌正是以高科技农业项目的名义获得这3300亩土地的不需交纳出让金的“划拨使用”。因为，沈阳市农业部门一位官员曾经透露说，当初让沈阳最动心的，是杨斌说的“日本菜篮子”概念——“日本每年蔬菜的需求量是1万亿人民币，其它副食品是万亿人民币，如果拿下日本市场的1/3，每年也有7500亿人民币以上。”
不过，尽管政府免掉了杨斌要交的“土地出让金”，但是政府征用的是村集体的土地，因此，杨斌仍需要给农民一大笔补偿。
而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杨斌斌又成功地省下了这笔数以亿计的巨款——
“我们双方谈的是股份合作制，340户村民开代表大会，决定拿土地做股份合作，第一批2200亩，占合资后公司注册资本金的25％。”小韩村靓马集团董事长王新智说。
小韩村村民罗桂兰确认，1998年征地时，村里的确开过代表大会，参加者大约三四十人，大多数是老人，会议由王新智、项勃兴（现小韩村村长）主持，“他们说村里出地，和杨斌办合资公司，由杨斌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