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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困难大，来年请假的人数和频次成倍递增。一直到第三年，我们连队又有100个名额去上海。这次我们将标准定为表现最好的人：出勤率高、劳动表现积极、排长班长优先考虑等等。这次终于被我找到了管理的核心，由此连队风气大正，人人争着当头。五七连队的优良传统又重新回来了。这次经历是我为管理企业付出的学费，后来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先想清楚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去做，做好了会怎样！领导者是树立标杆、建立标准的人，这个标杆是要积极向上，代表主流，代表大家根本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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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6）
懵懂的爱情
农场的生活是激情澎湃的，没人规定不准谈恋爱，但大家好像都没动静，谈恋爱的人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只是在这群日夜厮守的年轻人之间，爱情就像春天里的野草般，只要有阳光就会发芽生长，我的第一次爱情也在懵懂中不经意地来临。
那时候农场远离市区，但我们连队的光荣事迹却经常会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这主要得益于我们连队拥有一位叫王安石的“战友”，他是星火农场五七连队的大牌笔杆子，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我跟他是同一天、同一辆车从上海人民广场到达农场的，但我们相识，是因为连队组织文艺小分队，他是团长，我被邀请参加，他便经常到我们排来叫我去排练演出，惹得我们当时一排的男生都不喜欢他。那时的爱情朦朦胧胧，在连队工作中，我经常会跟王安石在一起，到很晚我才知道那叫爱情。
记得1971年，春节我留在农场值班，睡在连部办公室。一天深夜两点，我突然被值班的铃声吵醒，拿起电话我听到了那头哭泣的声音—是我们副连长爱人的哭泣声，她说吴副连长死了，让我快过去处理一下。吴副连长是一位40岁、很有生产和领导经验的转业军队干部，他精明能干，在我们知青中很有威信。当时他不幸得了肝癌，住院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会挺过春节，没想到大部队一放假他也跟着走了。
听到他病逝的消息，我还来不及悲伤，便准备马上赶去处理。当时正是深更半夜，很多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剩我孤身一个20岁的女孩子，实在有些恐怖。我浑身发抖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我想起副连长王安石为赶一篇稿子好像还在连队，便赶去使劲儿敲开了他宿舍的门，请他和我一起去场部医院。他一边安慰我不要急，一边披上衣服陪着我直奔场部医院。在阴森冰冷的医院里，吴副连长的太太正在副连长的尸体旁凄凉地痛哭，我手足无措，陪着她一起哭，此时的王安石很老练地安慰她，待她情绪稳定后，又去和医院里联系处理后事，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所有事情。全部事情处理完后，我们才回连队。从场部医院到连队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漆黑的夜里，王安石陪着我行走，我心底感到特别踏实。回到连队，他主动说，你先睡下，我到你办公室来写稿子。我睡下后不久他就到我的办公室，还充了热水袋焐在我的脚下。这一夜他伏案挥笔一直写到天亮，等我醒来时他已锁上门悄然离去。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给连队的班子成员打电话，通报副连长的死讯，安排追悼会，他依然默默地帮着我处理完了所有事情。
经过这一事件后，我们的感情慢慢增进了，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休假时间—尽量创造我们同行和到上海后的见面机会。有一次我不小心砸坏了大脚趾，在上海家中休假，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在文化广场上演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的票，在那个年代这是多紧俏的票啊，我高兴得不顾脚痛，也不顾爸妈的担心匆匆赴约。到了剧场门口我才知道，其实他只有一张票，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人进去看戏。这时他把我送进了剧场，告诉我放心看戏，他会在门口等我。《卖花姑娘》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整个剧场的场面也热烈而宏伟，加上心存对王安石的感激，那天我流了很多眼泪。等到戏散场，王安石果然还等在门口，他默默把我送回家后，才独自回家。在此之后，王安石每次往返上海都会带一些我爱吃的东西给我……如此绵绵长长的关心，我已经能感受到王安石的那份爱慕之情了。
1973年冬天，一场围海造田的大战役打响了，我们整个农场组成千军万马，去和大潮抢时间争速度。由于工作的作业面全部在冰水和淤泥中，我们连队决定派全部男生上去。虽然我是女生，但我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因此我还是坚持领队上一线。那天早晨，我第一个赤脚走下海滩，刺骨钻心的寒冷刺得我站都站不住，一整天劳动下来，我感冒了，还发起高烧，王安石看在眼里，晚上到办公室给我送药送水。他的丝丝关怀帮助我支撑着完成了整个战役的工作。
王安石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他写的一手好文章，让当时的《解放日报》和一些出版社都到农场来要他，可由于农场领导不肯放，他始终没能有机会跳出农场。后来我接到了他的求爱信，尽管此前我已有准备，但当朦胧的状态终于打破后，我还是不知所措，便习惯性地问父母该怎么办。我父母见过他，也觉得他人不错，但他们看到我有回上海的机会，还是想着我能回上海，便劝我在回上海大局不定的情况下不要轻易谈恋爱。我是个听话的乖女儿，父母的意见是为我好，便认真给王安石回了一封信，说明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收到信对他是个打击，但是我也把未来的希望留给了我们双方。
转机发生在1974年。这年冬天，农场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扎根农场动员会，我们农场党委把我父亲、王安石的父亲等十余名知青家长请到农场场部，并要求家长在大会上表态发言—支持子女留在农场工作。活动结束后，我和父亲一起从农场场部走回五七连队，在长长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佳芬，今天来之前我已和你妈妈商量好了，既然我们已表态支持你扎根农场了，如果你觉得王安石是个可以信任和托付的人，我们就不反对你谈恋爱了，你自己选择吧。”我一直很庆幸我有一对深明大义的父母，而在那一刻，在父母解除了“恋爱禁令”后，我却有了更大的压力。
大批新知青来到农场，王安石被提到新建的连队当书记去了。此后我到了场部当领导，他又去参加海丰围垦指挥部的工作。频繁的工作调换，我们只能互通来信互相关怀，同时我们也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们都渴望多积累工作经验，为将来打好基础，这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才有的特殊爱情关系。
1977年2月，我跟王安石在农场结婚了，他成了我守候一生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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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荡（7）
时间流转，很快进入1976年，那是动荡变迁的一年。先是在1月8日，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病逝，首都人民含泪相送，《人民文学》作者吴瑛的一篇《十里长街送总理》在很多年内都令人潸然泪下。随后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病逝北京。一年之内，中国相继痛失两大领袖，举国悲痛。与之相比，另一场影响深远的行动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那便是粉碎“四人帮”，这场运动比毛主席、周总理的逝去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
在上海，我们欢欣鼓舞地庆贺“四人帮”倒台，积极参与到纠正历史错误的社会大变革洪流中。但历史的风云注定是要大变了。1977年，高考恢复，一个被割裂的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在茫然了10年之后，社会突然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有机会实现读书梦了。农场里大批的知青干部都开始参加高考，但我却正在怀孕而与读大学失之交臂，我丈夫王安石原本铁定要上大学的，却因他父亲重病住院，不得不请事假在医院照顾，因此我们双双错过了这次历史性的高考，否则人生可能又会是另外的风景了。高考不成，农场开始了清查“四人帮”的运动。由于星火五七连队被列为“四人帮”树立的先进典型，且当时张春桥的儿子又在我们农场一个连队工作，于是我们就被怀疑与“四人帮”有关系，有人揭发我去大寨跟江青见过面，回来又作过许多报告。曾经的辉煌转瞬变成了嫌疑，沧海桑田便这样转换着。另一方面，我在当农场领导时，提拔培养了许多年轻干部，但到此时却也变成了执行“四人帮”、“全青全新”干部路线的罪证，成为批判我的理由所在。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竟然成了责问批判的焦点。我毫无思想准备，只觉难过委屈，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你们怎么能这样！我本能地解释、申辩，但除了再次证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外，再没有其他意义了。回到办公室后我忍不住哭了，我的老领导庄俊平过来安慰我说：“佳芬啊，你要经得起这次考验，你是领导班子成员，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时，肯定会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主动配合。”老领导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在擦干眼泪以后，我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意义，我理解此刻的我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毛主席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活生生地与现实世界对接起来。
第二年春天，我从党委副书记改任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我很平静地搬出办公室，没有抱怨，我觉得自己确实才疏学浅，要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必须在实践中好好磨炼，于是很热情地开始新工作、新思考。此时的中国真正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夜，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地进行着，它颠覆了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精神桎梏，深刻地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也被击中了，我在不断地思考中走向新的方向。
首先是因1978年《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当时这份我从小就看的党报头版头条上，刊发了一个叫曹南微的人物故事，此人中学毕业后病休在家，恢复高考时却直接考进了研究生，《解放日报》选此人作为榜样报道出来，立时在很多下乡知青的心中掀起轩然大波，一份主流媒体，曾经刊登过无数赞扬上山下乡的文章，今天却在树立另一种标杆，巨大的差异让人不得不思索社会的风向是否已变？我们听党的话上山下乡是否真的走错了？我们开始迷茫、动摇。这时又有一篇文章给我们的焦虑添了把火，文章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这些知青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没有知识没有道德，不懂修养……”这真是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曾经我们赖以自豪的事业，到这个历史时刻，却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性质，我陷入了沉思。
此时，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开始解冻，社会上出现了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的新规定，一时间大批知青返回上海。那是一次汹涌而来的浪潮，甚至出现了一个八人的宿舍几天之内走了六七个人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我费尽心力新提拔的知青干部，留下的都成了孤独、伤心、哭泣的人。我们原来有两万三千人的农场，几个月内走了一万六千人，最高峰的时候，农场用以证明身份的图章就挂到派出所门口，要走的人自己盖章就可以走了。我一面为无数青年可以重返城市、无数家庭可以团聚而喜悦，一面又担心农场还能维持多久？未来我们将怎样管理？
农场走了太多的人，已经显得萧条了。我们留下的人心情特别压抑。一天，一位已调走的党委领导来看我，他说：“佳芬，这么多人走了，而我们留守在这里。也许五年后他们读书的、做工的人都成红色资本家回来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但这是历史，注定要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做，我们就是铺路石。”他的一席话触动了我，我问自己，我真的愿意成为铺路石吗？
考虑到自己还是农场的领导，还是知青的带头人，我决定放弃顶替母亲回沪的机会，留在农场继续好好干。我说服了自己，就有能力说服别人。在此时的农场干部会议上，我的表态发言显得深沉和有力度，我说：“知青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需要我们想清楚后自觉留在农场工作；农场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也可以有作为、有出息；我决定继续留在农场工作，但我也必须寻找到我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我恳切的语言和冷静分析的发言，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我的讲话结束后，很多人都跟我会心地点头。会后，很多人送来了真诚的鼓励。
在以后几年的政治学习运动中，因为农场人事变动很快，当时的领导陆续都调离了，我成了顶在风口浪尖的“留种西瓜”，理所当然要承担很多责任。当时为解决老三届知青中一批人继续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