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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情景，人们往往同情他的伤残，又害怕他性格扭曲后的暴力，所以没人敢碰他。
我记得有天晚上，他带着狗和石头在我宿舍下施虐，那晚我正好在一位女科长家谈事，我们党委副书记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情况，他说：“你今晚就住这里，明天一早让司机先送你回上海，在家避几天比较合适。”此情此景令我欲哭无泪，整夜无法入眠，我想自己倾心为农场工作，却遇到这种事情，究竟该怎么办呢？想了一夜也没答案。第二天天刚亮，司机带着我匆忙离开农场。开出半小时后，我的司机猛然回头问我：“王场长，你平时不很厉害吗，你那么有胆量为什么要走？一个残疾人就把你吓成这样？”一夜没睡好的我一直沉浸在我为何会有此遭遇的思绪中，听到司机之言我猛然醒悟过来：就是这个道理，我躲得了今天能躲得了明天吗？回避问题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我需要的是面对。于是我让司机马上掉头回农场。到农场后，我紧急召集领导班子开会，高度统一了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当日下午，我又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要求大家一起来处理。说来也怪，原来大家都小心翼翼避让的心理，在意见统一后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意见高度透明、众人高度参与的情况下，主管干部出面与那位知青协调，这件困扰农场许久的棘手事当晚就顺利解决了。
很多问题往往是因为信息不通畅、意见不统一而变得棘手的。这件事之后，我忽然像武侠小说中打通任督二脉的侠客一样，信心满怀起来—我相信再也没有什么我害怕的事了，我也找到了解决矛盾冲突的最好方法，那就是发动群众，让一切透明起来。我永远感谢我的司机，正是他在关键时候的一句话救了我。事后我想，要是当时我走了，我又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后又该怎么收拾这个局面呢？我庆幸在芦潮港农场里有那样一片天地，给我的一生留下了勇气的积淀，因此当三年零九个月后我调任上海农场局工业外经处处长离开芦潮港农场时，我丝毫没有为在任期修建的宽敞马路、职工住房、漂亮的幼儿园而沾沾自喜，也没有为农场经济快速发展、盈利大幅跃升并成为局系统表扬单位而自傲，在临走的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真心感谢在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农场留给我的坚强、勇敢和无畏，只有社会的大学，才会给人留下这样的智慧和激情。
在人生的起伏感悟中，我来到了40岁的又一个路口。
第二章 初入光明（1）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斯蒂芬·茨威格
中央领导对上海国企改革的调研，是对过去几年，国企“两个根本改变”的总结，更是新一轮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动员，我有幸亲耳聆听中国最高决策者的思想，分享中国国企改革中最优秀公司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搞好国企的信念从意志的坚定变为认识的全面，从着重内部整合变为全国战略，从内部机制的改革转向体制和股权的改革。
改变命运的谈话
1992年2月，中国迎来了农历春节，对于上海来说，这一年更是意义非凡：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连续第五年选择在上海过春节，这是其他城市从未享受过的特殊待遇。而在这里，谁都不知道邓公下榻的酒店为何总是彻夜通明，一直要到邓公南巡到广州，整个中国才知晓，原来他是在酝酿石破天惊的重要讲话，世界将为之震惊。
3月27日，一篇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刊发在全国各报的头版头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公的这些言论让人精神大振，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南巡”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尽管当时的人很难全面把握历史的潮流，但经历了多年改革的上海已明显感到“春江水暖”的那种冲动，这一年一定不同寻常。
2月8日年初六中午，我们一群农场的同事正在姚明宝家进行聚会，这是我们每年春节的传统节目，看望老领导、聚会聊天。觥筹交错之际，我接到了罗大明局长的电话，他约我下午两点到他家。罗局长一向以工作作风严肃著称，怎么会请我去他家呢，我心里一阵嘀咕，猜想着是否会是工作变动的人事谈话？因为春节前，我刚从市委党校“跨世纪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毕业，5个月的学习培训，我原汁原味地学了一大堆马列原著，踌躇满志正准备迎接新工作的挑战。回到局里时我听说牛奶公司的总经理要调到农委下属的一家投资公司任职，牛奶公司领导缺位，罗局长是否会想到我？再说牛奶公司近年和农场局在感情与工作中沟通不顺畅，因此领导人选一直是罗大明局长的心头之忧。我隐隐感觉到会和牛奶公司有一段姻缘故事。
在忐忑不安中我提前离席，两点准时叩开了罗局长的家门。罗局长一改平日的严肃，热情招呼我，坐下后我们的谈话就直奔主题。罗局长首先开腔：“今天找你的目的很明确，想说服你出任牛奶公司总经理。”
这种直白的说话方式我早已习惯，而且罗局长所说的事情我已有预感，但听了之后我依然有些意外和犹豫，主要是因为我调到局里工作才10个月，然后立马又去党校学习了5个月，工作刚刚上手，而局里的工业发展和引进外资工作也刚刚开始，我是因为热爱这份工作才回到上海的，此时又要离开岗位着实有些不舍。一时间我的思绪如潮，不能言语。
罗局长也看出了我的犹豫，笑呵呵地继续做说服工作：“当然这是双向选择的事情，你不想做也没关系，可以留在局里，继续你现在的工作，并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不久后你就会得到提拔，升任局级干部。”
罗局长以退为进，抛出另一个绣球。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希望你接受这个挑战，到那里的工作时间是两年，做得好可以继续留任，做不好也可以回来嘛。”罗局长毕竟是老领导，多年的威望不用说，思想工作更是进退之间灵活自如，在他凌厉的攻势下，我来不及冷静地思考和判断，临出门时，我答应回去考虑后第二天给他回音。
一回到家，我赶紧征求了影响我一生的三个男人的意见：我的丈夫，他一向很看好我的“仕途”，他觉得凭我的热情和工作能力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局长、县长，因此他主张我留在局里或者到郊县去当县长。但他很尊重我的意见，请我自己拿主意。我知道他担心如果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一有问题和难度，我“作”起来，他可是吃不消的。
我的父亲， 这位热情阳光、诚实善良的老共产党员，我是他一生宠爱的长女、爱女，在我一生的每次选择关头他永远都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要求我听组织的安排，接受新的挑战，这次也不例外，他要求我听罗局长的安排去牛奶公司。
最后，我要寻求老领导庄俊平的意见。通过在农场里长时间的共事，庄书记给我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的很多思想见解中都留有他的影子，而我此番寻求他的意见，他则更多地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帮我分析，在电话中他不温不火地说道：“牛奶公司有两大问题，一是与农场局的关系紧张，二是自身的党政关系不和。你去了第一个问题迎刃而解，第二个问题你也可以面对解决。”他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长者的睿智告诉我：“这是一份值得你考虑的工作。”
二比一！大局已定，我处在极度亢奋状态，因为干企业一直是我的强项，也是我的喜好，牛奶公司是农场局最大的一家公司，也是我过去向往过的公司，历史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试一把。还没等到第二天，当晚8点钟，罗局长就打来了电话，我已没有犹豫，用清晰的声音回答他：“我决定接受安排，去牛奶公司工作。”
从电话的声音中我能感觉得到罗局长的满意和兴奋，于是我趁热打铁地说：“我还有一个要求，这次去了就不回来了，干到退休。”罗局长一口答应。
我一生的命运便因为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而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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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初入光明（2）
“不找市长找市场”
生完孩子的十多年里我一直是留短发，看着满街的女人都在宝洁公司的诱惑下留起飘逸的长发，我也忍不住想改变一下自己，趁着要去牛奶公司就职，我决定开始留长发，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1992年春节过后，我在局领导的陪同下，正式进入牛奶公司工作。一切都是陌生的，我跟着党委书记走访下属的二十多个基层单位，和总部的科长、副总一一谈话，一面了解熟悉情况，一面理解公司的业务。这一圈走下来，我马上察觉到，在基层单位里，市场发展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心：每当我们走进一个牧场，都会有党政两套班子的十多个人向你汇报。而当我们在牛奶公司下属的乳品五厂调研时，工厂厂长和书记为谁是企业的老大，竟然当着我们的面争得不可开交，一个依据的是党管干部的“组织工作九条”，一个拿着《企业法》说厂长负责制就应该厂长说了算，看着他们俩不顾我这个新上任的总经理而如此直白率真地争论，我一下子明白了我面临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现实性。
调研过程中在我心里酝酿的施政纲领逐渐成形—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要用一把火便点燃牛奶公司这堆干柴，而干柴的核心，便是围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展开的。当时的牛奶公司还刚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原先行政的气息尚且浓烈，公司里一有市场问题就去找领导解决。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戏言，国有公司“不会找市场，只会找市长”，比这更可怕的是，员工们都还很认同这样的思想。因此我的第一项工作便针对此而展开。我在施政纲领中，首先系统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上海开放了，外国奶粉和地方牛奶都要来了，我们垄断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唯有改变自己解放思想，才会有出路，最后，我将牛奶公司思想解放的要义概括为“不找市长找市场”。
施政纲领在我正式上任的一个月后发布了，那天在公司5楼的会议室中，聚集一室的中层干部听了我两个小时的报告，我对牛奶公司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中必须变革的分析和判断震动了整个会场，我对解放思想的具体化表述深刻地触及着每个人的灵魂；会议中气氛的凝重，众人眼光中的兴奋和疑惑，以及会后打爆的电话和等着要求谈话的长队，让我知道我的第一次登场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很多年后，牛奶公司老干部依然对当时的那场报告津津乐道。
事实上，我对我的施政纲领非常自信，因为我相信那是我对未来的正确判断。开完会走出会议室时，我们都已强烈感受到上海正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动起来了：人们行走的速度加快了，大家讲话的议题活跃了，到处都在变，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又无声无息地进行着。而此刻我们这个老牌国营的牛奶公司已经如坐针毡了—代表着我们60％生产力的二厂、三厂在市政府的规划地图上，已经明确地要改建未来的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证券大楼了；在市区的5个牧场也都遇到市政规划的红线，要求在短期内搬走；郊区小牧场“揭竿而起”自己组织牛奶生产，打破我们几十年垄断的一统天下，开始和我们争夺市场；新引进的生产设备因为我们原来区域化小而全的生产布局，面临吃不饱而亏损的局面。
更大的问题来源于体制，我强烈感觉到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我们这样一个行政性的管理公司和开放的时代开始格格不入。农场局下属的新安乳品公司李总经理曾经想竞选牛奶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他成立领导的新安乳品公司，从新安诞生那天起他就瞄住了牛奶公司，野心勃勃地要抢我们的市场。尽管我们互相都很敬重对方，但在一次农场局会议上，他依然很挑衅地对我说：“牛奶公司的产品、销售网络、技术、人才、资金样样都强，这些我都比不过你，但有两点你却不如我，第一，我有绝对的人事权和分配权，谁做得不好，可以立即走人，做得好的人，可随时奖励；第二，我们船小好掉头，公司高度统一，什么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