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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底或2002年初的时候，他开发出了StoryRank的最初版本，这是用于生成Google搜索结果的PageRank程序的姊妹算法。不过他认识到这个方程还是不够完善，因为仅仅显示标题是不够的。因此，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为自己收集的新闻添加了搜索功能。实际存在的新闻总是比任何一张主页上能够显示的要多，不过新闻搜索功能就可以让用户自己用Google的方式决定突出显示哪些内容。
另外两名Google员工同伯哈特拉一起建立了一个运行模型。这个模型先在公司内部试运行，以期获得来自别人的反馈。2001年12月，当首席执行官埃里克 · 施米特来到他的办公室同他讨论Google新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我知道它很受欢迎，”伯哈拉特说，“我从其他工程师那里得到了许多反馈。突然之间，埃里克·施米特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这是个非常酷的产品。当时，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来Google多长时间了，不过，他的确很感兴趣，希望这个项目能成功。然后，我同拉里和谢尔盖讨论了这个项目，他们俩也都很感兴趣。”
伯哈拉特在20％的自由时间里研究项目激起了普遍的热情，又得到了公司领导集体的认同，因此，它变成了一项全职开发的项目。对于伯哈拉特来说，这是美梦成真的过程。根据Google的惯例，他得到了所需的资源来进行演示并最终将它变成可以为数百万用户使用的技术。这意味着，开发人员要将重点放在用户界面开发上。一位经验丰富的产品经理马丽萨·迈耶负责从用户的角度来研究和重新塑造这个产品。另外还有一队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改善和测试软件，这些软件是用于网页捕获、报道评级以及将分散的信息组织成综合性体系的。“在Google，如果有什么值得一试，它就会得到资金支持。而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产品是否能够赚钱。”伯哈拉特说。
然而，是谁给了Google权力，让它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发布其他各个传媒公司报道的新闻呢？事实上，它并没有这个权力。但是这个概念很快受到大家的欢迎，而各新闻机构也都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Google新闻总是会标出新闻报道的来源，而且它通过链接将用户带到报道的来源网站。实际上，Google起到了新闻推销商的作用。它没有假装自己拥有这些重新发布的新闻的所有权，这意味着它不需要得到授权并为自己从数百家，后来是数千家媒体提取的新闻付费。“我更喜欢这种模式，”伯哈拉特说，“我们希望成为信息的入口，但是我们并不想拥有那些内容。我们确实希望自己能够在帮助人们获取对他们重要的信息这一点上做到最好。”
同Google干净清爽的主页不同，Google的新闻页面上挤满了标题和内容。“我们希望确保信息密度足够大。要为用户传递新闻，它就必须是一张内容丰富的网页。”迈耶说。她还引用了报纸的术语，说在选择最后的设计时，他们还充分考虑了用户在“折边以上”能够看到的内容的质量。这个词指的是报纸头版的上半页的内容，用在网页上，就是指用户无须翻滚网页就能够看到的内容。
Google新闻不但受到广大计算机用户的喜爱，也受到新闻工作者的欢迎。后来又发展出的Google 快讯服务，能够帮助人们通过电子邮件自动地追踪其感兴趣的特定话题。（伯哈拉特没有开发快讯。当时他已经调职到印度负责那里的研发部门。）数百万用户注册了快讯服务。对那些追踪某个特定公司、事件、个人或者某个特定新闻话题的人而言，它被证明非常有价值。那些过去总是担心自己错过某个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现在能尽知天下事，而且更加有效率了，因为有Google快讯，还有Google新闻的主页和搜索功能。Google新闻还带来了更广阔的思想交流，因为从世界各个不同来源收集来的文章可以被更广泛地阅读，这些来源既包括大都市的日报，也包括小城镇的小报。
“各种主题的新闻报道并置于同一张网页本身就会促进新闻阅读，”伯哈拉特说，“Google新闻为人们提供了寻找信息的机会，然后，我希望收到信息读者的反馈。我希望人们会对发生的事件进行更激烈的辩论。我很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克雷格 · 内维尔…曼宁（Craig Nevill…Manning）原来是新泽西若歌大学的教授，于2001年加入Google。他在若歌大学的研究重心是找出从网站提取信息的创新方式。他是新西兰人。Google之所以吸引他，不仅仅因为Google在做有趣搜索，他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更因为在Google，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人们可以使用的产品。他出生于1969年5月，比大多数Google员工都年长，他出生之后两个月，宇航员尼尔 · 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就实现了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次行走。考虑到年龄和资历，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的内维尔…曼宁在Google的头衔是资深研究科学家。与其他人一样，他是被Google的创新文化，包括其20％自由时间的制度吸引来的。到Google之后不久，内维尔…曼宁就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了对网络零售行业的探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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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的第五天……（4）
“我同另外一位产品经理讨论了这样一个事实，也许有些人访问Google是希望能够得到购物帮助，而我们却未必能够为他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并不能囊括网络中所有能够买到的商品，而且用户还常常希望能够比较同类的产品及其价格。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个需要。”他说。
内维尔…曼宁认真研究了网络中的各家零售商，包括亚马逊网站，观察它们是如何根据产品、价格和产品描述来提取信息的。在大约6个月后，他将自己的想法转化成一个原型。部分是出于逗乐的目的，他给存储着自己新发明的编码的计算机文件起名“Froogle”，因为它同Google押韵，又能够传达消费者费尽心思比较价值的意思①。在公司内部，这个发明的官方命名是“产品搜索”。2002年初，他把自己的原型带给拉里、谢尔盖和埃里克看，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不确定它是否值得进一步的开发。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Froogle要成为Google核心搜索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单独的产品推出。内维尔…曼宁意识到，现在自己正确的选择是专注于日常工作，改进Google的广告体系，而暂且把这个想法放在一边。“在Google，我们有上百万个好想法，但是我们只能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其中的一小部分。要做这个项目意味着好几个工程师要花几个月来开发它。所以，我暂时将Froogle束之高阁，回头继续做AdWords。”他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维尔…曼宁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让Froogle继续束之高阁。他开始着手完善这个项目，然后说服自己，并最终说服大家，这是个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公司高层对此却不是那么有把握。“那段时间，人们在考虑它的可行性，以及该将它放在哪里。它的研究因此停滞不前，不过，我们对于这是个什么样的产品有了更清晰的概念，”他回忆说，“我们在这20％的时间里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想法，然后会用一个过滤机制进行取舍，因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想法都变成产品。现在Froogle就在试图通过这个过滤器。”他时不时地走进谢尔盖的办公室去讨论Froogle并向他展示最新的功能和创意。他必须克服的障碍是Froogle是否能够像Google的核心搜索引擎那样包罗万象并能够适应网络的生长速度。
“对其价值的证明经常是这样的——拉里说，‘我想要买一台新的数码相机’，然后他就把‘数码相机’输入了Froogle。或者谢尔盖说，‘我知道有一种发出绿色光束的激光指示器刚刚上市。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在Froogle上找到它们。’渐渐地，问题变为，‘你能不能找到那些新的或是不起眼的产品？’也就是那些Google擅长在网络的犄角旮旯里找到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它对拉里和谢尔盖又有什么用？”
最后，布林大发慈悲，为内维尔…曼宁开了绿灯，组建了一个新的工程师团队来开发Froogle。编写这套程序遇到的问题同其他Google项目不同，因为没有办法将它纳入PageRank体系。网络中销售的商品通常并不带有标志其受欢迎程度的链接，所以就需要找到不同的方法来确定什么是Froogle搜索最有用和最相关的产品结果。而为了让Froogle赶上2002年的销售旺季，研究工作必须争分夺秒。然而各种混乱情况还是让这个产品直至12月中旬才初次登场，它的迟到意味着它最初带来的冲击微乎其微。不过，在2003年又一个销售旺季来临之前，Froogle已经赢得了一定的用户，大部分的访问流量都来自试用过它的Google用户。遵从Google的传统，Froogle与其他的购物网站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拒绝在其主搜索结果中包含广告，相反，它提供的选择是在产品列表的右侧发布一小块清晰标志的文本广告。“用户希望能够进行一站式购买，在一个地方买到所有东西。”内维尔…曼宁说。
一场关于20％的自由时间的论战在Google员工和微软雇员之间展开了。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这20％的时间真的有实质性意义，还是只是一种吸引技术人员的作秀行为。这使两家公司之间的形势更加剑拔弩张了。Google的工程师乔 · 贝达（Joe Beda）高度赞扬了20％原则，并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够在Google内部运行良好。“对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项目而言，被允许和被鼓励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贝达说道，“在Google，工程师被积极鼓励去进行“20％项目”。这不是一个你在业余时间做点什么的问题，而是积极地找时间来做事情的问题。遗憾的是，我还没有一个像样的“20％项目”，而我急需这么一个项目。如果我想不出什么好主意的话，我确定这对我的形象会有负面影响。
每周的第五天……（5）
“在Google，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活力。如果有人想到了好主意，人们最常见的态度就是为这个想法感到激动兴奋，并集思广益、广泛交换对它的意见。而权术、政治，还有争夺这个创意所有权之类的情况则很少出现。自从我到Google以来，我还没见过有谁真正提高嗓门争吵或是大打出手。”贝达说。
“20％计划”在其他公司也行得通吗？我确信会有别的公司尝试这种做法的。不过，我认为必须要认识到这种做法是与公司环境和哲学相适应的，它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移植的做法。在这里我想要强调一点，以上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而不代表任何Google公司的官方态度。请不要随意得出这是公司策略之类的结论。
但是一位微软公司的技术人员有着不同意见。他宣称，Google也许并不像这家公司及其员工假装出来的那样与众不同。“为什么微软没有‘20％原则’？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来，如果比尔 · 盖茨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支配20％的时间，我会说，‘这很好，比尔。不过我已经在做我想做的事情了。’也许你会说我在微软是个异类，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任何一位雇员不喜欢他待的地方，他有很多的机会换个职位。事实上，我需要花20％的时间去做那些我讨厌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成本报告或处理杂务。现在要是有人能够帮我做这些杂事，我会把这当成是我真正需要的员工福利。”
一波三折的IPO进程（1）
拉里和谢尔盖尽其所能推迟了Google上市的进程，不过，离事先设定的2004年4月底的底限还是越来越近了。作为私人公司的好处多得很，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好处。最糟糕的是，一旦上市，竞争对手微软和雅虎就会知道Google到底有多么赚钱，也会了解公司运作领域的细节。一旦这些信息曝光，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联邦法律规定，一旦公司具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和持股人，它就必须公布自己的财务状况，Google已经超过了这些界限。公司还通过配股的方式吸引了许多新的员工，这让拉里和谢尔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员工们将手中的股票变现。
他们知道有太多有过这样教训的公司：当公司还是私有制的时候，公司的创办人和员工都勤劳而精明，可是上市之后他们都迷失了方向。在很多例子中，上市的不幸结果是，数百名员工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而之前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没有钱购买私人轿车，然后，他们就失去了干劲和专注的态度。另外，布林和佩奇还要应付许多意料之外的媒体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