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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非他们的全部成就。因为广东不仅将目标盯在了第二次浪潮的未来上，还用一只眼睛盯着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工作消失之后的情形。它不仅在尽可能地抓住所有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作，而且也在向第三次浪潮的知识密集型和高增值生产迈进。
因此，中国技术开发研究所注意到，广东正在发展的高科技部门包括诸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激光机器电子集成体系制造”等领域的公司。除了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研究之外，在克利夫兰（或者其铁锈带的姊妹城市）找不到多少这些技术领域。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生存战略和新的财富地图。
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2）
消除边界
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新的经济现实再也没有必要与旧的边界和现有的力量关系结盟了。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写过一篇关于世界许多地方所兴起的被他称之为“地区国家”的文章，称这些地区为“繁荣的发动机”。根据大前研一的观点，中国集权化的政府“不管是经过深思熟虑与否”，正在按着公司化的路线重新组合自己的结构。他写道：“与许多的公司一样，中国正在将大多数的决策权力移交给‘企业单位’的层次，即那些自治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地区。这些地区相互间为争取资金、技术和人类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许多新兴的经济区域都越过了现有的国家边界。以这种方式，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正在与墨西哥北部的地区组成两大跨国经济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两个地区都会发展各自的跨国文化和跨国界政治结构。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赫尔辛基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朱希·贾西雅农（Jussi Jauhiainen）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些地区：从芬兰赫尔辛基延伸到爱沙尼亚塔林的一个地区；在芬兰和俄罗斯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边界两侧存在的一个地区，以及一个包括爱沙尼亚纳尔瓦和俄罗斯伊万格勒的地区。联合国也提议开发东北亚接壤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图们江地区。《金融时报》甚至推测符拉迪斯托克、温哥华和札幌三个城市要建立联系。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三个城市的联系“有可能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发电机”。
我们仍然在改变过去的地图，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各种关系。然而，变化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这些新的地图将会越来越具临时性，并且时刻准备着接受被当场废止或者改变地点的命运。因为，在革命性财富的体系内，没有多少东西是永久的。如果你还怀疑，你就向阿莱汉德罗·布斯塔门特（Alejandro Bustamente）请教吧。
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
1993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7年之内，墨西哥与美国的边界上一下子涌现出了3 500个生产家具、服装和电视机等各种产品的工厂，为来自墨西哥各地的工人提供了140万个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广东以及全中国都加入了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墨西哥大约25万～30万个这类的工作沿着大循环的路线越过了太平洋。
这使布斯塔门特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当他所在的电话配件制造商Plantronics公司收到一份订单时，公司会打电话给布斯塔门特。尽管布斯塔门特在墨西哥的蒂华纳管理着该公司的三个工厂，但他必须和任何人一样来竞争每一份合同。布斯塔门特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美元（包括保险金），然而他还要与每小时只付给工人60美分的一家中国制造商来竞标。
这里没有什么奇特和新鲜的。墨西哥北部边界上许多经营者们都面临着类似的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是，让布斯塔门特尤其感到恼火的是，他所面对的竞争者事实上也是Plantronics公司的下属企业。
这可以算是外包的一个案例——将已经派往墨西哥的工作送给了中国。外包的做法尽管只涉及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却遭致了严厉的谴责，而且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那些类似的争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空间分配变化格局中的一部分。
外包的做法令那些对全球化趋势持批评态度的人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造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残忍的“奔向深渊的竞赛”。他们通常的观点是，公司的去向应该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并且时刻准备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残局再换个地方。
假如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预测财富将向什么地方迁移就容易了。这对非洲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非洲能以地球上最低的工资标准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每当亚洲的工人们要求工会提高工资时，非洲人就应该拍手叫好）。假如劳动成本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那些工厂没有迁移到非洲呢？
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3）
事实是，即使是对科技含量低的工作而言，劳动成本也很少会成为（如果历史上有过的话）一个公司决定是否迁移的唯一因素。不管非洲的工资水平多么低，但是其无休止的暴乱和战争、糟糕的基础设施、政府高层的腐败、肆虐的艾滋病和办事不力的政权，这些都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此外，“奔向深渊竞赛”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工人基本上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这一点在重复性的装配生产线工作上可能是事实，但是，在知识经济中，技术含量的阶梯越高，这种可互换的假定就越来越不现实了。
由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所有知识组成部分（营销、金融、研究、管理、通信、信息技术、销售商和经销商的关系、法律事务以及其他无形的内容）都变得愈加复杂和重要，所以和工作本身一样，工人的可互换性就差一些了，所要求的技术指标也更具临时性了。
正因为如此，如果仅从现有的或者预计的工资水平来推断明天的经济，以此来预测哪些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将成为第二个广东，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
任何这种简单化的分析甚至会变得更加令人质疑，因为，随着经济从大烟囱和装配生产线向知识生产的过渡，我们已经在彻底地改变一个地点、城市、地区或者国家赖以成为“高增值地点”的标准。
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奔向深渊的竞赛，不如说是奔向顶峰的竞争。
明天的不动产
若想预测明天令人惊讶的地理问题（包括高薪工作、主要房地产、商业机遇、财富和权利等的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弄清楚：我们不仅是在改变财富的地点，而是在改变它的起因——我们给地区确定价值的标准，而这又进一步改变了“地点”问题。
1955年，印第安纳州政府为了振兴工业，在《财富》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列举了该州的经济优势。该政府声称，这些优势包括低成本煤炭、石灰岩、白垩、铝、石膏、岩沥青、白云石、荧石、水、沙、砾石、木材、玉米、大豆，再加上俄亥俄河的便利条件。此外，它还保证拥有“令人羡慕的低罢工、停工的纪录”，就是说，它的劳工运动比较不成气候。
那是当时的情景。今天，印第安纳州的开发委员会宣称，他们已经脱离了“对传统工业的过分依赖”。
这里没有石灰石。
《Inc。》杂志告诉美国小企业的领导人，“开办或者发展公司最好的地方”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因为那里的高科技劳动力在增长，那里还有阳光灿烂的气候、新修复的艺术博物馆和“四大体育特许经销商”。
一个叫做“小企业生存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结论，投资最好的地方是南达科他州，因为该州对企业的赋税、最低的工资规定、雇员的数量等方面施加的成本最少。还有一种评定体系是根据公司的历史和增长率给它的未来下结论的。微软公司的网站的一位撰稿人用这两种方法综合出了一个混合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内华达州是最适合你掏钱的地方。
持续性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和里克·克杜里（Rich Coduri）在2002年所做的一项名为“新经济指数”的调查中引用了1955年印第安纳州的广告。他们写道：
“在一个经济活动中，只有不到20％的经济活动才是创造、加工或者运输商品，所以运输原材料和市场运输的手段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产出都是以电子字符的形式出现的，旧时的地点因素就失去了重要性。”
拿地理接近性来做例子。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墨西哥离美国的市场这么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墨西哥可以击败中国的竞争者。他们认为，距离仍然发挥着其在知识经济到来之前同样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密集型技术的出现，产品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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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4）
依靠地理接近性的含义就是，如果是交通运输的费用，墨西哥的优势应该是在运输那些较老式、较大型、较大宗、较重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现在正在被替换。而对于高增值的无形服务来说，地理接近性的意义就更小了，因为交通运输的成本与距离（金融、软件、###、航班预订、音乐等）没有多少关系或者说根本没有关系。如果继续依赖地理接近性的优势，只会使墨西哥进一步落后，而且没指望追赶上来。
今天，各国在“奔向顶峰的竞赛”中少了一些关于石灰石和煤炭的吹嘘，而多了些关于著名大学、低廉的通讯成本、先进技术、飞机航班次数众多、低犯罪率、适宜的气候和高生活质量。随着工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也被改变了。结果出现了一种（不仅在美国）创造所谓的“高增值地区”的竞赛，因为这种高增值地区能够吸引那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劳动力来生产知识密集型、高增值的产品，从而将全世界的企业都吸引过来。
随着新的经济网络的出现，我们用以描述空间单位和关系的那些范畴和类别术语也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正在看到一种自成体系的机场生态体系的兴起，而这些机场相互之间的联系要比其与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在格雷格·林赛（Greg Lindsay）的《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一书中称之为的“航空世界”中，每个机场的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自己“购物商场、会议中心、7天/24小时开放的健身房、教学、邮局、牙医诊所和医生、房顶游泳池和豪华旅馆”。
总之，随着财富向亚洲的历史性迁移，许多经济功能的数字化，跨国界经济区域的兴起，以及我们为一个地区评估价值所依据的标准的改变，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发生着更大变化。这些现象只是构成了一个空间舞台的背景，在台上即将明朗化的则是更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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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空间延伸度（1）
2002年，当日本和韩国联合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洛杉矶的一位营销经理雨果·恩西索决定带儿子去东京看球。恩西索出生在墨西哥，生活在美国并且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供职于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日报《舆论》。在日本，他们见到了生活在那里的拉美裔美国人小社区的成员，并了解到日本的食品、礼仪和人们对体育的疯狂。对于恩西索来说，这次经历令他久久不能忘怀，数十万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涌进了韩国和日本来观看球赛。 我们后来在加利福尼亚为一对年轻的软件经理举行的婚礼上见到了恩西索。新郎生于巴基斯坦，新娘生于印度。新郎的家庭信奉###教，新娘的家庭信奉印度教。当音响系统播放起普什图音乐时，恩西索加入了疯狂、幸福的人群跳起舞来。人群中大多数人在这个晚上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普什图音乐。在人群中有美国白人经理，有亚洲学生，有美国犹太人和许多其他种族、其他宗教和地区的人。这不仅是个跨国婚姻，而且是个混合型的婚礼庆祝盛会。对这个世界的发展而言，婚礼极具象征意义。
我们不仅是在将世界经济的重心移向亚洲（包括这两位新人的祖籍南亚），不仅在改变明天在哪儿能找到工作，在哪儿建立新的工厂、办公楼和住宅，在哪儿能创造革命财富的标准，我们同时还在扩展着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做我们个人的“空间延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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