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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戏拍摄前后，巩俐的态度也是极其有趣的。最初，巩俐对得到这部戏并不感到惊喜。她表示，就算不拍电影，她还可以演话剧。对于初次执导的张艺谋，她也不是信心满满的；对于出名，她更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电影拍摄完成之后，她的感觉又完全不同。
据巩俐的同班同学赵亮回忆，巩俐接拍《红高粱》这件事，班上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唯一想到的是巩俐运气真好，才大二就接到了女一号。至于这部电影能给巩俐带来什么名声，还真没人想过。
回到学校，拿了一笔演出费的巩俐请班上几个同学吃饭。餐桌上，她悄悄地对赵亮说：“哎，哥们儿，我可能要红啊。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能请你们吃饭了，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认识我了。”赵亮当时根本不相信这话，认为巩俐在吹牛。何况这部片子才刚刚拍完，镜头是零散的，能剪出个啥模样，演员自己并不清楚。
赵亮说，当时他这个班的同学，在演艺方面比较出色的还有好几个人，接到一号的也有几个，比如伍宇娟和史可当时都有戏；为什么就不能是他们先红，而一定是你巩俐？
不久之后，《红高粱》真的红了，是先在外国红的。
1988年2月23日，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红高粱》一炮走红，反响极其强烈。当时柏林自由电台发表影评说：“拍摄《末代皇帝》的贝尔托鲁齐也要向张艺谋请教”。投票时，11个国际评委一致将选票投给了《红高粱》，中国影片第一次夺得金熊奖，刷新了中国电影此前从未获得过国际大奖的纪录。不仅如此，这还是亚洲电影首次在这一电影节上夺得最高荣誉。
此时，张艺谋不想红也不行了，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全都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这件事本来没想瞒你（1）
1965年的最后一天，巩俐出生在辽宁沈阳。父亲巩力泽是沈阳市新民县人，辽宁大学经济系的老师，主讲经济管理等课程。母亲赵英是山东历城县人，出生于大连市，在辽宁大学从事资料管理工作。
巩俐是老巩家的第5个孩子，前面还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巩因，姐姐巩雯，二哥巩蒂，三哥巩正。巩俐出生几个月后，父亲调到山东财经学院任教，巩俐也就随着父亲迁到了山东济南。
小学阶段，巩俐就读于济南三合街小学，二年级时曾被学校推荐到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儿歌，在济南市第二中学读书期间，巩俐一直都是学校文艺队的骨干。最终，她报考了声乐专业。
1983年，巩俐报考了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结果都名落孙山。此后，巩俐通过关系参加临时工作，先后在山东省公安厅、山东出版总社读者服务部、山东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工作。1984年，她再次报考声乐专业，这次填报的是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系。此时，恰逢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到青岛招生。多一条路就多一个保险系数，巩俐也就和其他同学一起报了名。这两次报考，同样失利。
经历了两年的考试，巩俐及其父母开始明白一点：她毕竟缺乏专业学习，而这些专业学校需要学生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巩俐若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一定得增加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因此，父母多方打听，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导演尹大为，希望巩俐拜他为师。
尹大为第一次见巩俐是1985年春节前夕。尹大为回忆说：“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通过这双眼睛，我看到了一个学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较高悟性。而最使我难忘的则是她浑身充满的那股子傲气。巩俐的这身傲气，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也不是盲目而非常浅薄粗俗的傲慢之气，她是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青春气息。”于是，他决定收巩俐为徒。
尹大为和张艺谋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握着他的手，向他鞠了一躬，说是感谢他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位人才。
日后，巩俐成了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也成了中国演员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演艺圈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张艺谋是那种只要给他机会他就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人。相反，巩俐却是那种无所谓的人。这大概是所有美女都面临的同一状况，对于她们来说，机会永远比别人多，面前的任何一次机会，都不必太过在意，因此错过了这个机会，前面等着自己的也许是更好的机会。据中戏一位老师介绍，巩俐曾经被“退货”。当时导演系一位同学在某剧组帮忙，邀请巩俐去成都演戏，岂知巩俐独自回到了北京。据说，她到了成都之后，只是在宾馆里住了一段日子，那位同学便给了她一张机票叫她回去。她问为什么，那位同学说，也许是导演觉得你不太合适吧。就这样，她返回了北京，等待下一次机会。巩俐并没有觉得遗憾，她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坐飞机，心中反倒挺感激这次经历。至于被张艺谋选中时巩俐的“无所谓”态度更是全国皆知。
有关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肖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当然，肖华提供的说词也是张艺谋向她“坦白”的。肖华写道：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肖华的回忆录关于这件事记得很简略，没有细节，甚至没有情节。
其时，巩俐有个男朋友，姓杨，高大英俊，圈内人。在学校，大家能经常看到他们出双入对，常常在学校小卖店一类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起买零食吃。当初，巩俐接《红高粱》这部戏，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对；巩俐进入《红高粱》剧组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产生了矛盾。
这件事本来没想瞒你（2）
巩俐在镇北堡拍《红高粱》中颠轿以及酒坊的一些镜头期间，巩俐和男友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此时的巩俐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痛苦却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这类感情问题，一定会想找个人倾诉和请教，巩俐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剧组，张艺谋与她更亲近一些，于是巩俐经常与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扰以及拍戏以外的事情。两颗心也就是这样慢慢靠近了。
在肖华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
1987年8月，《红高粱》摄制组已经开赴山东高密县，并且进入后期，当时肖华有半个月假期，又值暑假，考虑到自己和女儿很久没见到张艺谋了，便给张艺谋写了封信，说她想带着女儿末末去山东。在信中，肖华写了三点理由：一、想看看摄制组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她在西安电影厂工作已经两年了，还没有下过组，了解这一生活过程，对她今后的工作是有好处也有必要。二、他们摄制组大队人马走后，自己一直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一个多月了，这炎炎的夏日他怎样过的，生病了没有，她放心不下。三、她也想带末末去见识见识，顺便还可到离他们外景地不远的青岛去看看海。她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哪怕只待两三天也好。
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打电话成本太高，相互间的联络仍然靠写信。据肖华回忆，她搬家去西影厂时，整个家当仅仅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其中有很大一捆是张艺谋写给她的信，包括张艺谋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张艺谋看到这些信时，希望她将信烧掉，他说：“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了。你现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干家务，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后孩子大了，你有时间了，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会离婚。”
在回忆录中，肖华引用了张艺谋给她的几封信，其中有1985年5月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时给她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5月9日，是写在明信片上的，抬头称呼是“小蓉”，落款是“谋谋”。第二封同样是明信片，抬头是“蓉子”，落款仍然是“谋谋”，时间是一周后的5月16日。肖华说：“在出国短短的十几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记着我和孩子，我很感动。这两张胆信片散发着爱的深意，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
由此可知，张艺谋在某些时候确实是一个恋家的男人，甚至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给家里写信。
可在1987年那个夏天，这一事实改变了，张艺谋长达一个多月没有往家里写一封信。当然，他首次担任导演，一心扑在工作上，可能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但肖华的这封信，张艺谋很快就回了。
小蓉妻：
你好！吻你。
接到了你托小周捎来的信及衣服。衣服很好，正用得上。我前几天刚给你发了信，收到否？
工作很紧张，当导演，事无巨细都要去干。我现在还年轻，没有那份权威，动口不动手不行，所以事事要带头。总之，无非是多费点力，好在我吃苦惯了，身体顶得住。
你同末末去北京，我很同意，只是要提前托人买票，钱如不够先借着。说来也是，我干的这份差事挣不了许多钱，让你跟末末享不上什么福。你如果在8月底或9月初在北京的话，我届时要从山东转宁夏，可以到北京去看你们。你们还是不要来了，天气热，这里条件不好，工作也紧张，无法照顾你们。而且我也不愿意别人有什么看法，想看我怎样工作，以后还有机会，待我具有一定权威时，这都不成问题。你看好吗？
很想你，想末末，想你们。在家虽然时间少，但那毕竟还是我的家啊！一天到晚东跑西颠的，在家毕竟还是很幸福的，那是我唯一的避风港，是我的窝，你跟孩子是我的精神寄托。希望理解我的一切心理，我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吻你，吻你们！
谋谋
7月19日
肖华说：“我知道张艺谋是个很注意影响、很好面子的人，一丝一毫有沾光之嫌的事他都不去做，也不让我去做，我这次提出来也实在是想了解他在外面的生活。既然他说得这样动情，我只有理解和体谅的份了。可我心里很委屈，也有一些不平——只要求我理解他，他却不理解和体谅我！”
确实，所有女人看了这封信，都会觉得张艺谋确实写得很动人，都会像肖华一样被感动。但是，如果是男人看了这封信，感觉肯定不会一样。当一个男人向他的妻子说明一件事需要找理由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个危险信号。
肖华的假期8月中旬开始了，17日她和女儿已经到达北京。半个月后，张艺谋才结束了高密的外景拍摄，转点宁夏途中，和顾长卫、杨凤良、张大维等一起赶来看望这母女俩。
肖华多少有点语焉不详地述说了这次见面的情形：
9月2日，张艺谋结束了山东外景地的拍摄，转点宁夏，中途来到姐姐家，一同来的还有顾长卫、杨凤良、张大维。他们声高个大，又活泼好逗，末末一下子被这四条大汉给镇住了，无论他们怎么逗也不说一句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叔叔。坐了一会儿，他们3人走了，末末才活跃起来。
张艺谋给我、姐姐和姐夫大致讲了一下山东外景地的情况，说这次来北京是为女主角的合同问题。这个女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要开学了，学校叫回去，可戏没拍完，摄制组不能等，要下本钱把人借出来。当时张艺谋神情疲惫，嗓子沙哑，我问他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说：“喊的，一天到晚的在现场喊，很累。”“那你就早点睡吧。”我给他铺好床，他就自顾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说今天事很多就匆匆走了。到了晚上10点多钟打来电话说：“今天奔波了一天，现在才完事，你说我还回不回月坛了（我姐姐家在月坛）？我现在宾馆。”
“你太累就算了，现在都10点多了，跑回来恐怕已快半夜了。今晚你早些休息，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陪我和末末玩两天。”
第3天下午，张艺谋提了一兜吃的东西，来到我姐姐家。他情绪很好，说事情都办妥了，还对我说：“凯歌邀请咱们去他女朋友家做客，他女朋友的母亲是章含之。”我一听吓了一跳，对于这些名人我一向很敬畏，况且还要去别人家里做客，我真有点怯阵，不由得脱口道：“免了吧，我就不去了。这两天有点感冒，